“契押”是审理符凌君过程中审出的新鲜名词，符凌君之所以谎称欠下高利贷，是因其黑掉了人家契押给他的钱，性质比欠下高利贷更为恶劣。

    “契押”交易在王眷城中私下里叫什么的都有，但“契押”称呼较为普遍，而“契押”本质上是一种期货，问题的源头可一直追述到百里燕的头上。

    因为咸国垄断了包括初、中、高三级工业品、化学品、高级药品甚至半数以上的民生用品的生产，乃至其他商品生产，而实质上真正垄断这些生产的是永兴侯府。

    王眷作为永兴城对外贸易货栈集散地，汇聚了天南地北的商人，由于咸国产品供不应求，现实中供应远小于整个中原市场需求，因此多数商人是拿不到货的。

    为了拿到货，这些商人只能走后门或是托关系，而货源只有五种渠道。

    一是与诸侯与咸国对口的官方渠道，这一块基本不存在私人进货的可能，二是朝廷控制的王眷榷市，三是永兴侯府，四是轩亭侯、卤侯合营的外阜，五是尹秧君商营署。

    按道理，除官方层面的交易外，其他四种渠道都从永兴城拿获，拿货的成本应该是一样的，在王眷设点出货的价格即便有落差，但不会大的离谱，但事实上远非如此。

    由于中原市场一味太大，人口基数多，咸国产能有限，因此往往是一货难求，于是就出现了“倒爷”。

    有关系有后门的商贾拿货之后，就地倒卖立马赚钱，一开始是零星现象，有人因此一夜暴富，进而发展成普遍现象。当最终的倒卖价格达到无法承受时，货在被运出咸国输往中原各地，进而推高了销售终端的价格，于是滋生出了“契押”现象。

    有门路的个人因长期能拿到货，于是积累下了一定的信用，他们便以信用为资本，与需求方协商，先将钱款拿出，待货到之后再将货给需求方。

    按说，先交钱后给货傻子也不能这么干吧，但期货不就是这样吗。只不过现代的期货多了中间交易平台，以国家与银行做信用担保，钱被汇入金融交易中心竞争货物，而货物仅仅是盘面上的数字，诸如合约期货甚至是半年一期。

    早期期货交易的雏形无不是以个人信用为保，因为生产力低下，违禁物资与管制品的交易更多需要贵族的行政特权，而使用特权不是无偿的，因此便需要先付定金，先交钱办事，由此形成潜规则，当潜规则被市场所广泛承认，便是规则。

    特权带来收益的同时，取得货物的成功率也带来信用，进而发展成先付钱后给货的规矩。但信用是没有任何担保的空口承诺，甚至连现代信用凭证都不具备，一旦发生风险，遇到上路的还能拿回钱财，遇到符凌君这等不上路的，就是羊入虎口一去不回。

    符凌君欠童韦钱款不假，但不是孕息高利贷，而是契押的本钱。童韦被扣的六匹马，也是此番贩至王眷黑市参与契押交易的货品，黑市价格翻了一倍还多，童韦多半的身价都在六匹马优良骏马与契押当中损失殆尽，气愤之下焉能不怒，这才有了火拼事件。

    加之百里燕全城搜捕，连续多日的骚扰，打乱了地下契押黑市的交割时间，拿不到钱拿不到货的商人以及参与投机倒把的倒爷们心急如焚，最终促成了当晚的暴动。

    咸国经济环境的特殊性与工业生产促使市场自我调整自我修正，不断出现新的事物，百里燕严重低估了新鲜事物的出现速度，而经济、工业、社会的发展打破了历史跨度，进而将几百几千年的事物，被压缩到短短几十年乃至几年内上演。

    契押现象最早出现在十至十一年前，至于是谁先开的头，已经无据可靠，但经过长期孕育发展，契押行为渐形成市场默认的规则，最近两三年内趋于成熟，并有了行业自己的交易规则和暗号，强行的弹压和禁绝，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符合市场客官规律。

    既然已经开了头，籍此开立期货以解决市场矛盾，将私下的走货与倒卖，变成市场机制，将倒卖差价的空间，挤死在期货市场，不仅打击了倒卖货物扰乱市场秩序，还将中间的利润尽数收入国库囊中，说起来也还是权贵和商人自己作死。

    至于公廨，当下是没有这一概念的，最早见于隋唐“公廨本钱”一说，既官府出资投入市场参与商业活动，或是放贷，籍此获取收益，是最早的国有资本参与放贷与商业运营活动雏形。

    咸国钱坊出现之前，并无官方借贷之说，官方借钱多以进贡与协商认捐为主，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归还本金，但往往会在某些利益层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换取贵族的妥协。

    私下里，民间借贷管叫做“孕息”，借贷的利率起点就是百分之五十，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利息也是普遍现象。

    按道理，钱坊既承担银行职责，开放有贷款业务，民间的不良贷款和高利贷应该得到遏制，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首先钱坊只对拥有咸国户籍的个人放贷，这其中又分两类，一类是地方常驻人口，第二类是流动富人。前者以平民，尤其是农民恢复基本农业生产为主，籍此稳定社会治安和民情，后者以中小手工业者为主，其他阶层贷款多有限制。

    其次贷款的审核周期长短不一，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其中个体农业贷款最快，形势也不限于资金，可以是农具种子和耕牛等等。其他审核周期相对长一些，因此远不如私人借贷随贷随拿来的方便。当然，如果有门路可以直接找轩亭侯乔廉直接划账，那没得说。

    最后，钱坊熬过了初期的创立阶段步入正规后，其国家性和规模性决定了总体具有高额利润率，但单笔业务的利润远不如高利贷，钱坊目前只对外开放半年期、一年期、两年期、三年前存款业务，限额开放四年期、五年期业务。

    以三年期为例，三年期利息百分之四点五，这个利息放在今天算是很高了，然在当下根本不值一提。高利贷的利息高达百分之百，几个月能回本，甚至几天回本，不考虑风险，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对权贵而言，放贷的风险要低得多。

    由于钱坊的利息低，更多人愿意放高利贷而不是存钱，即便钱坊有强力的信用保证和国库支撑，但敌不过高利贷丰厚的汇报，尤其是贵族放贷，当下确实没几人敢于违贵族约的，若非战争和政治因素，风险并不高。

    此外，钱坊存款利息以支付金银通宝与实物商品为主，受老百姓好评，却不受贵族欢迎，也是有钱人不愿大量存钱的原因。

    当然，钱坊如果上调存款利息吸纳有钱人存款也可以，但结果只能是抬升钱坊贷款利息，如此与放高利贷毫无区别，扶持农业，维持社会稳定的初衷也荡然无存。

    由于高级资本市场的需求与钱坊设立初衷的目的严重分化，于是高利贷在经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地下市场。

    王眷城中主要有三类类人借贷高利贷，一类没有咸国户籍的外国商贾，为从契押中博取更高的利润而借贷，第二类是本国富户豪强参与借贷，第三类是贵族借贷，其利用贵族特权和渠道，基本上是黑白市场都沾。

    如果强行以行政打击非法高利贷，当下技术条件完全不具可操作性，还得得罪权贵集团。那就只有一条，规范起来，同时官府钱坊也开增限制性高利贷业务，既只对符合额定资产的个人开放贷款。以免官府高利贷危害平民阶层，引发社会性动荡。

    而今咸国物产富饶，产品丰富，工业日见规模，银行体系基本健全，海运、水运、陆路运输高度发达，基础设施完备，基本具备开设期货、国债与新增印花税的基础，尽早规范地下契押交易，有利于构建顶层经济，带来更多流动资金。

    同时利用当下世人对期货特性缺乏了解的致命弊端，从中谋取暴利，回哺咸国工业，刺激产业扩容，将金钱变成教育、工业、科研资产，谋求国力的迅速崛起，不失为当下绝佳的良机。当然，这等谋划是不能当着众人的面喧之于口的。

    长篇累牍一番追述，包括咸王在内的多数人如听天书，基本不知所云何物，咸王不禁问：

    “印花税既是税，想来必有利可图，然期货、公廨、孕息又有何利可图，寡人如今并不缺钱，钱坊有的是钱，一边放贷，为何还要一边以官府之名开增公廨，如此岂不令世人笑话。”

    “大王问的极是，官府放贷可行，官府向世人借公债确实闻所未闻，但大国可想过，日后倘若因战因灾，国库、钱坊均告急，钱又从何来，靠认捐，能认捐一次，难道还能十次八次的都认捐，如此与勒索已经无异。”

    咸王听着生气，想当年黑巾叛乱和南征期间，国库其实是破产的，若非靠权贵认捐和百里燕贡献的珍珠打了一针鸡血，咸国早完了，这一轮认捐持续了五六年，直到永兴城铁产大增，珍珠大量上市，一举扭转亏空。照百里燕说法，这五六年都是勒索。

    生气归生气，百里燕所言却是不错，咸国最近十二年的高速发展，正是国库得益于钱坊的运作，钱坊积攒的巨额存款充分投入经济运作，带来的效应短时内平复了战争带来的经济创伤，消化了四个郡的新地，全国面貌位置焕然一新。

    但万一哪一天天灾人祸不断，钱坊、国库都没钱了，靠认捐，压得住还说的过去，压不住就玩完。

    黑巾叛乱毕竟情况特殊，一群穷棒子要革所有权贵的命，权贵逼急再大的内部矛盾，也没自己人头重要，咸王勒索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但今后未必再有这等好的良机，到那时确实得有个另觅钱财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