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

    9、 氐羌民族的起源与迁徙

    生活在西部一带的胡族，若论种族数量与分布面积，以羌族为首。羌族的历史十分悠久，与华夏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羌族也是炎帝的后裔，《后汉书》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所谓姜姓，出至炎帝。《三家注史记三皇本纪》：“炎帝，长于姜水。因以为姓。”郦道元认为，“姜水”即“岐水”，在今天岐山县、扶风县的交界处。考虑到炎帝集团活动的姜水流域与古羌族活动区域重叠，古羌族出至炎帝的说法是很可信的。有意思的是，不少羌族人则认为炎帝是古羌族的后裔。总之羌族与华夏族的交往源远流长，或战或和，甚至武王伐纣亦有羌兵参与。

    羌族种类繁多，各部落见的言语、习俗都有所差异，“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后汉书缠貉传》)历史上羌族生活在广大的西北、西南一带，包括今天陕西、四川、甘肃、青海、西藏、新疆东部、内蒙西南部、山西西部。东汉以后，人们把羌族分成西羌与东羌，西羌主要活动在青海湖、湟水、洮水、黄河上游一带，东羌主要活动在安定、北地、上郡，即今日陕西北部、甘肃东南部。

    《后汉书缠貉传》称：“(羌民)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可见羌族虽然好勇斗狠，但并没有建立统一的部落联盟，不似匈奴、鲜卑等草原民族，这是因为羌族主要活动在西南、西北的山区，受到山脉河流阻断，交通不利，不似广袤的大草原，各部落间的联系较少。由于羌族常年生活在山区，已经完全适应了山民的生活，史书称：“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秦汉之际，羌族成为匈奴附属，《后汉书》云：“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汉景帝时期，塞外研种羌因不堪匈奴欺压奴役，遂降附西汉，并请求替西汉守卫陇西边塞。景帝同意，将他们安置在狄道(含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礼县西北)和羌道(今甘肃宕昌县西南)等地。这是西汉第一次有史书明确记载的羌族内附历史。

    汉武帝登基之后，发动了反击匈奴的战争，为了斩断匈奴右臂，汉军出兵夺取河西、河湟一带，并在此设置临羌县(今青海省湟源县东南)、破羌县(今乐都县东南)。生活在河湟一带的西羌开始正是纳入西汉统治，但他们时叛时降臣，汉朝于是设置护羌校尉加以监管。由于河西一带是西汉与匈奴争夺的重点，生活在河西的羌人备受战乱的影响，他们被迫迁往湟水、青海湖一带，于是“河西地空”(《后汉书缠貉列传》)，汉朝开始大规模移汉民前往屯田，以隔绝匈奴与羌族之间的联系。

    至此开始，羌族与中原政权的斗争愈加激烈。到了东汉时期，北方匈奴的势力日渐衰微，已经对中原王朝构不成多大威胁，反而是羌族的反叛成为东汉的心腹大患，羌族前后大规模起义有五次之多，东汉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也未能平定，东汉也因此加速了衰败的过程，如《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所言：“惜哉寇敌略尽矣，而汉祚亦衰焉!”然而羌族的反叛，完全是因为统治集团的政策失当，如(《汉书匈奴传》)所言：“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所以东汉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对手。

    东汉的对羌族的政策总体以压迫为主，同时又以武力方式内迁羌民，使之成为劳动力、兵源。

    如：

    35 年，陇西太守马援将先零羌徙至天水、陇西、扶风三郡。

    58 年，东汉强迫迁移烧当羌七千口安置三辅，即长安附近。

    101 年，东汉迁羌民6000余口强迁至汉阳、安定、陇西诸郡。

    羌族内迁的历史一直没中断过，黄巾起义爆发后，户口凋零，强制内迁也就更加频繁，而且征羌民为兵的现象也很普遍，如董卓西凉军中就有不少羌胡兵。

    说到羌族，就不得不提氐族。氐族也是“五胡”之一，但他与羌族同源，或者说是从羌族分出来的一支，主要活动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即今甘肃省东南、陕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处，包括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诸水源头。

    曹操与刘备在争夺汉中过程中时，曹操失利，由于担心刘备占有武都一带的氐人以逼关中，遂徙氐族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之间。刘备占领汉中之后，进逼下辩，曹魏武都太守杨阜又前后徙武都汉、氐等万余户于京兆、扶风、天水等郡县之内。

    内迁的氐族和羌族一样，是统治者剥削的对象。比如说244年，曹魏为讨伐蜀汉而向氐羌征粮，“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三国志曹爽传》)可知内迁氐羌与汉民杂居，已经开始封建化过程，到了魏晋时期甚至改变了生产方式，按口纳粮，如同编户。

    由于西晋初年尖锐的民族矛盾得不到缓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终爆发了齐万年大起义。

    294年5月，匈奴人郝散谋反，攻克上党。史书上关于郝散叛晋的记载很简略，相关记载只有三段：

    四年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杀长吏。秋八月，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晋书惠帝纪》)

    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晋书张统传》)

    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党，杀长吏，入守上郡。(《晋书四夷列传》)

    由此可知，郝散是由谷远(今山西沁源县)起兵，然后攻克上党，进而向西行军，抵达上郡。东汉时期上郡位于今天的陕北，因不堪胡羌进扰，汉献帝时期废黜，西晋时期并没有恢复，所以当时的上郡属于塞外，为胡羌所控制。虽然郝散逃亡境外，但晋军继续派军追击，郝散最终被遣冯翊都尉所杀。然而冲突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296年夏，郝散的弟弟郝度元率领关中冯翊、北地一带的马兰羌、庐水胡谋反，并攻陷北地(今陕西耀县)，太守张损战死。冯翊太守欧阳建与郝度元交战，以战败告终。

    郝度元谋反的原因记载于《晋书司马伦传》：“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伦刑赏失中，氐、羌反叛，征还京师。”由此可知，郝度元之所以谋反，是因为一司马伦刑赏不当所致。而且司马伦宠信佞臣孙秀，与当时的雍州刺史解系不和，两人于军事问题激烈争吵，并相互上表弹劾对方。解系为人清正，甚有声誉，晋庭也深知解系刚正不阿，与司马伦的矛盾不好调停，遂征调司马伦回京。

    解系向时任司空的张华建议“杀秀以谢氐羌”(《晋书解系传》)其言论在《晋书张华传》中，内容如下：“赵王贪昧，信用孙秀，所在为乱，而秀变诈，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斩秀，刈赵之半，以谢关右，不亦可乎!”张华表示同意，司马彤也应允。恰到这时，孙秀的友人广汉太守辛冉到了洛阳，他向司马肜进言，说氐羌是自己造反，与孙秀无关。司马彤信以为真，遂未杀孙秀。

    为平定叛乱，晋庭掉司马伦回京，以太子太保、梁王司马肜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接替司马伦镇守关中。然而司马彤到关中之后，形势并未得到好转。

    8月，雍州刺史解系被郝度元击败。西北形势骤然恶化，一时之间秦雍二州氐、羌各族全部反叛，他们推崇氐族人齐万年为帝，并围困泾阳(今甘肃平凉市西北)。10月，庭大赦雍、凉二州。11月，派遣安西将军夏侯骏、建威将军周处等人讨伐齐万年。

    夏侯骏为夏侯渊之孙，其弟夏侯庄的妻子羊氏为司马师夫人景献皇后的堂妹，算是皇亲国戚。周处则是东吴鄱阳太守周舫之子，小学语文课本里“周处除三害”的主人公便是此人。吴国灭亡之后，周处仕晋，曾担任御史中丞，在职期间不避权贵，梁王司马彤违法也遭到纠察，遂有忠烈果毅的名声。中书令陈准知道司马彤与周处有矛盾，认为司马彤可能会趁机报复，遂向朝廷提议：“夏侯骏和梁王都是贵戚，本非将帅之才，进不求名，退不畏罪。而周处本是吴人，现为晋臣，忠直勇果，必然有进无退，军中将领只有怨恨他的却没有愿意援助他的。所以应当命令积弩将军孟观，率领一万精兵担任周处的前锋，如此定能够消灭叛军。不然的话，梁王就会让周处担任前锋，又不加以援助，如此一来必败无疑。”但朝廷不从，伏波将军孙秀也劝周处以家有老母为由推迟，但是周处拒绝，他说：“忠孝之道，安得两全!既然辞去亲人侍奉君主，父母又怎么还把儿子当儿子，今天是我死的时候了。”乃慷慨即路，志不生还。齐万年听说周处前来平叛，很是重视，并说：“周处曾任新平太守，能文能武。若此次进军手握实权，他将势不可挡，如果受制于人，那我就能生擒他。”

    就在齐万年起义愈演愈烈之时，关中发生旱灾，百姓饥苦。晋庭任命扬烈将军赵廞为益州刺史，征调梁、益二州的军队和粮食援助雍州，以讨伐氐、羌。

    297年1月，齐万年驻守梁山(今陕西乾县西北)，已经有部众七万人，严重威胁关中腹地，司马彤率领各军屯于好畤(今陕西省乾县东南)与其对峙，命令周处率领五千士兵前去攻打齐万年。周处意识到司马彤这是报复自己，但军令难违，只说：“军无后继，必至覆败，虽在亡身，为国取耻。”(《晋书栠处传》)然而司马肜和夏侯骏不但不听，反而逼着周处立即出发。无奈之下周处只好与卢播、解系三人主动出击。大军抵达屯六陌，此处距离梁山东数十里。晋军与叛军距离并不远，周处军队尚未吃饭，司马肜就催促他立即进攻。周处无奈，只得孤军奋战，这一战打得十分激烈，从早到晚，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周处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虽然斩首万计，但也“弦绝矢尽”(《晋书栠处传》)，而救兵依然不来。左右之人都劝周处撤退，但他坚决不肯退兵，按剑道：“我为大臣，以身徇国，不亦可乎!”说完冲向敌阵，最终力战而死。

    周处的枉死确实让人感慨不已，但更人让人悲愤的却是朝廷对此事的处置。毫无疑问，此战战败的罪魁祸首自然是司马肜，这一点朝廷并非不知，但仅仅只是批评他而已，对他所犯之罪竟然不加追责，反倒是解系被朝廷免职。

    齐万年的叛乱还在继续，而司马彤却依然无动于衷，所谓“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士卒虽众，不为之用，周处丧败，职此之由，上下离心，难以胜敌”(《晋书张观传》)。当时司马彤的身份不仅是梁王，也是征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是关陇一带最高的军政长官，既然他都无心剿叛，那也就不用指望晋军能够迅速的剿灭齐万年起义了。

    到了298年，关中的持续动荡终于引起了朝野上下强烈的不满，张华和陈准只得推荐当时掌握实权的皇后贾南风的亲信积弩将军孟观前去讨伐，把梁王司马彤召回了洛阳。史书称孟观“沈毅，有文武材用”，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而且孟观所统领的是皇宫宿卫兵，矫捷勇悍，晋庭又下令关中士卒皆受其统领，再加上他能“身当矢石，”经过“大战十数，皆破之”，关中形势开始逆转。299年，齐万年与孟观在中亭(今陕西武功西)决战，齐万年战败被俘。

    齐万年起义从296年开始到299年结束，历时三年之久。虽然比起秃发部起义的时间上来说要短，但齐万年起义发生在关中腹地，对西晋的影响要深远的多，特别是关中一带常年的动乱加饥荒使得百姓无以为生，如《晋书鐠行志》所载：“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而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诏听相卖鬻。”所以百姓不得不大规模流向周边地区谋生，而晋庭又不能安抚，这些流民最终举起了反晋的大旗，成为灭亡西晋政权的一支主要力量。

    10、徙戎论的相关问题

    西晋初期的民族冲突已经十分严重，先后爆发过鲜卑秃发树机能、匈奴刘猛、匈奴郝散、郝度元、氐族齐万年等大规模民族冲突。虽然这些事件都被晋庭以武力方式平定，但是晋庭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将民族矛盾的根源归咎于胡族的野蛮，特别是在齐万年起义之后，西晋朝野有不少人认为应该以武力方式将内迁的胡人全部驱赶至塞外，谓之“徙戎论”。

    最先提出徙戎论的应该是名将邓艾，他曾对司马师建议：“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三国志錠纐传》)由此可知，邓艾徙戎是认为羌胡不受礼义教化，而胡汉杂居，当心汉族居民受其影响而不再推崇孔孟学说的廉耻之教。不过司马师并没有同意他的意见。

    随着民族冲突的愈演愈烈，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主张徙戎的论调也愈加高涨，刘猛叛逃事件后，侍御史郭钦上疏晋武帝，他认为：“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治今山西临汾市，山西西南)、上党(郡治今山西潞城西北，山西东南)不三日而至孟津(今洛阳北孟津县)。北地(郡治今陕西耀县，关中平原北部)、西河(郡治今山西离石县，山西西部)、太原(郡治今山西晋阳，山西中部)、冯翊(郡治今陕西大荔县，关中东部)、安定(郡治今镇原县东南，甘肃东南部)、上郡(郡治今山西榆林市南，陕西北部)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三郡)、三魏(魏郡)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郡治今河南灵宝市，河南西部)、魏郡(郡治今河北临漳县，河北中部)、京兆(郡治今陕西西安，关中中部)、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简单的说，郭钦的上疏主要有三层意思：一、西北已经为胡族占据，虽然暂时畏服，但不得不防。二、应凭借“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收复两汉时期的北地、西河、安定、上郡，即陕北、河套、宁夏平原一带，并移民实边。三、迁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诸郡的胡族于塞外。

    应该说郭钦已经意识到了当时民族矛盾的深重，所以才提出这三条策略，但晋武帝并没有采用，原因我将在后文提到，但因为八王之乱后胡族纷纷起兵反晋，所以后人多认为：“郭钦驰疏，无救于妖渐。未环星纪，坐倾都邑，黎元涂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晋书四夷列传》)

    随着齐万年起义对关中局势的影响，徙戎的论调愈加高涨，时任山阴令的江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晋书张统传》)。《晋书》将《徙戎论》的原文全部载录，篇幅较长，所以本文只捡几句摘要列出。

    江统认为胡族“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可见在江统的意识里，胡族与华夏完全处于对立的阵营，并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江统同时认为汉魏时期统治集团将胡族内迁的行为是“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之所以让他们内迁，目的是为了“夷虏在内，然后取足”。但是内迁胡族经过数代繁衍之后，“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又“苦汉人侵之”，“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所以内迁胡族屡有叛乱。

    江统认为内迁胡族“弱则畏服，强则侵叛”，现在虽然畏服，但不得不防，必须“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便可“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应该说江统对当时的民族矛盾尖锐的现实还是有一定的认识的，但是朝廷并没有采用他提出的徙戎政策，《晋书张统传》称：“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可见后人对《徙戎论》的评价之高。

    对于西晋初年的民族冲突，并不能说统治集团不够重视，如果说江统提出《徙戎论》之时西晋正处于八王之乱，晋惠帝司马衷皇权旁落遂不能用，那为何“沈毅多大略”(《晋书漠帝纪》)的司马师、“明达善谋，能断大事”(《晋书映帝纪》)的司马炎也不采用这一策略呢?如果外迁胡族出塞真能解决当时的民族问题，那么刘猛率领北部匈奴出塞应该是好事，为何晋军还要历时一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出塞追击呢?《徙戎论》真的能解决西晋的民族矛盾吗?

    前文提到过，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人力是最重要的资源，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主要看其掌握了多少户口，所以历朝政府才会同意胡族内迁，甚至以武力方式逼迫胡族内迁。特别是在三国时期，对胡族、敌国百姓的掳掠很是常见，同一时期又是士族阶层发展壮大的时期，他们享受着广泛的政治经济特权，荫蔽大量户口，这使得朝廷可掌握的户口数有限，国家所需徭役、兵源必须落实到人力资源，所以内迁胡族是统治集团必然的选择。

    胡族内迁的好处不但能壮大自身力量，同时又可削弱外敌。这个很好理解，胡族内迁之后可为我所用，同时又便于监视，一旦有变可迅速平定。胡族若处于塞外，中原军事力量反而不易触及，一旦谋反，轻则掠地，重则攻城，边界亦不得安宁，若要加以解决，反而不那么容易。所以驱赶胡族于塞外只能造成一个结果--以民资敌。等于是将最宝贵的资源送与敌人，内忧虽能缓和，外患必将加重，得不偿失。

    而且五胡乱华得以发生并非偶然，若非统治集团为争夺权力大动干戈，致使国家陷入内乱，再加上这一时期士族集团垄断土地资源，生活极端奢侈，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对当时的现状极端不满的百姓也就趁乱举兵，西晋因此而灭亡。而且当时起兵反晋的并不仅仅只有内迁胡族，亦有王弥、魏植、王如、张昌、胡亢、李骧、陈敏等汉族参与，这充分说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而且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并未因为战乱而中断，即便是民族矛盾最尖锐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原的军事组织大都由“戎晋”组合而成，过于夸大这一时期的民族对立并不可取。

    两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原建国的各胡族政权中，由内迁胡族建立的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等国，但也有不少政权是由塞外入侵中原而建立，比如说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北魏政权，即便是接受东晋册封的前燕政权也是由塞外进入中原。由此可知，一旦统治者不能掌控全国，战乱是不可避免的，中原一旦陷入长期内乱，必然无力整顿边防，又如何能阻挡塞外民族的入侵?所以会发生五胡乱华的根源不在内迁的胡族，而在于西晋统治集团的无能与腐败，致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乱，而所谓的五胡乱华，不过是内迁的胡族直接参与了这些动乱而已。

    可以这么说，西晋统治者已经深刻意识到当时民族矛盾的尖锐，但江统所提出的《徙戎论》并不可取，若以武力方式迁徙胡族外迁，必然导致社会动荡，毕竟有不少胡族已经在塞内繁衍了数代，未必愿意重回故地。西晋末年爆发的李特、王如起义便是因为晋庭企图武力驱赶流民重返家乡所引起。即便西晋成功的将胡族迁往塞外，但是中原陷入内乱之后，又如何能抵御他们的入侵?

    个人认为西晋后期的动乱在当时已经不可避免。这是因为江统提出《徙戎论》之时西晋正处于八王之乱时期，晋惠帝司马衷不过是个傀儡，统治集团腐化无能，各方势力争权夺利，中央集权制遭到极大破坏，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是经过两汉以来数百年的积累而成，百姓人心思变，西晋上下有如*桶一般。如此形势，只需一点火星，这些长年积累下的矛盾就将爆发，其能量彻底破坏了中央集权制度，不但扭转了中国古代史的进程，其余波甚至是造成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