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中)
西晋时期的民族政策(下)
6、 鲜卑突发部的形成
由于民族的迁徙与杂居,鲜卑人的部族十分杂乱,这些部落互不隶属,甚至相互之间多有劫掠。不过在此之前,鲜卑人有过一段统一的历史。
东汉后期,檀石槐部落崛起,他于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北300 里之弹汗山(今内蒙古商都县附近)歠仇水(今东洋河)建立王庭,成为鲜卑诸部落首领。史书称“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组成部落联盟的鲜卑族实现了统一,实力已经可以与匈奴最强盛时期相比。而且鲜卑南迁之后与汉庭互市,从汉人手中学到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又以汉人为谋主,汉庭深以为患。如蔡邕所言:
“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檀石槐将鲜卑分为三部:从右北平(今河北省唐山市东南)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今河北怀来)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部大人皆属檀石槐。
此时东汉衰落,鲜卑强盛,汉廷虽然深以为患,但无力控制,只能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其和亲。檀石槐不肯接受,反而更加频繁的寇边。鲜卑人的入侵已经让东汉不堪忍受,乌桓校尉夏育上书汉灵帝,认为应当出兵讨伐鲜卑,蔡邕表示反对,汉灵帝不听,同意出兵。
公元177年8月,汉灵帝派遣夏育率军出高柳(今山西阳高县),田晏率军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匈奴中郎将臧旻率领南匈奴单于出雁门,各率骑兵一万余人,分三路出塞,深入鲜卑二千余里。檀石槐命令东、中、西等三部大人各率领部众迎战。夏育等人遭到惨败,甚至连符节和辎重全都丧失,各人只率领数十骑兵幸免,死去的士卒占十分之七八。东汉经过这次惨败之后,鲜卑人更加肆无忌惮,日益衰落的朝廷已经无力组织反击。不过东汉的运气不错,檀石槐在公元181年就去世了,时年45岁,他的儿子和连继任首领。
和连属于无能之辈,加之贪财好色,又判决不公,在他手里至少造成了一半以上的鲜卑部落叛离。和连死后,儿子骞曼年幼,部落便推举和连的侄子魁头担任首领。后来骞曼长大,便与魁头争夺首领之位,致使部众离散。魁头去世,他的弟弟步度根继任首领,而这时候的鲜卑部落联盟已经不复存在,各部之间相互独立。
于此同时,中原爆发黄巾军起义,陷入严重的内乱之中。曹魏统一北方之时,漠南一带的鲜卑部落首领轲比能逐渐吞并周边部落,势力逐渐强大起来,鲜卑各部有可能再次统一。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有载:“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
由此可知轲比能统辖的地区靠近边塞,本来势力十分弱小,袁绍取冀州之后,不少黄巾军和黑山军逃入鲜卑,这些汉人教会了轲比能部落制作兵器、文字以及作战技巧,遂使得轲比能部众战斗力相对其他部落要强悍许多。经过多年努力,轲比能统一了鲜卑部分部落,势力已经十分强大,控弦十余万,已成曹魏心腹大患。如《三国志》所言:“后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
不但如此,轲比能的强势甚至引起了蜀汉诸葛亮的注意,他在231年的北伐中,就曾派使者出使轲比能,两者连结之后互相呼应,企图南北夹攻曹魏。
曹魏幽州刺史王雄对鲜卑人频繁的寇边十分头疼,于是派遣勇士韩龙前去行刺。轲比能不幸遇刺身亡,所统部落或依附曹魏接受封赏,或继续进扰边塞,或与其他部落相攻,鲜卑诸部对曹魏边界的威胁大为减弱。
到了西晋初年,随着鲜卑部落的迁徙与融合,逐渐形成了好几大部落,其中主要有慕容部、宇文部、段部、拓跋部、吐谷浑部、秃发部、乞伏部。秃发树机能正是秃发部首领。
秃发部起源于拓跋部,既然谈到秃发部的起源,首先就得介绍下拓跋部的形成与迁徙。
拓跋部又称索头部,根据《魏书》记载,拓跋部是黄帝后裔,黄帝以土德称王,北方把土叫做“托”,而把君王叫做“跋”,所以部落便以拓跋为名。这显然是杜撰的。
拓跋部的最早的可信记录应该可以追溯到拓跋毛,拓跋毛生活的时代大概是在西汉初年,《魏书》称其“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由于历史久远,拓跋部又无文字记述,相关历史只能口口相传,所以拓跋毛应该是拓跋部传说中的人物,但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鲜卑族尚未南迁之时,拓跋部位于诸部最东北的一支,亦称别部鲜卑。前文提到过,拓跋部的先民最早居住在嘎仙洞附近,生存条件恶劣,拓跋毛下传五世而至拓跋推寅,拓跋鲜卑开始第一次南迁,到了今天呼伦湖附近,由于这里是千余沼泽地带,拓跋推寅想继续南徙,可惜尚未成行便去世了。
拓跋推寅又传六世至拓跋邻,他准备第二次南迁,但自己已经年老体衰,便传位给拓跋诘汾。拓跋诘汾秉承父志,率领部族继续南迁,最终抵达匈奴故地,即今天河套北部固阳县阴山一带。
拓跋诘汾死后,其子拓跋力微继位。史称力微“有雄杰之度,时人莫测。”(《魏书帝纪第一》)258年,拓跋力微将部众南迁至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一带,拓跋力微召集诸部大人祭天,结果白部大人未到,拓跋力微将其诛杀。由此看来,鲜卑诸部已经在盛乐一带形成了部落联盟,史书称此时的拓跋部已经控弦上马二十余万。
同一时期中原正处于三国时期,曹魏虽然无心北顾,但也非拓跋部可比,所以拓跋力微告诫各部大人:“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乌桓首领,被曹操所杀)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
拓跋力微对中原采取了十分友好的态度,不但与魏和亲,并于261年派其子拓跋沙漠汗入曹魏为质子。从此“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书帝纪第一》)曹魏也赠给拓跋氏金币缯絮,岁以万计。
拓跋力微有一个哥哥名叫拓跋匹孤(史书记载为秃发匹孤),但他未能继位。笔者以为有两个可能原因,或许是匹孤母亲的地位太低,因为《魏书》称力微之母是天女所生,这自然是迷信,但至少说明了力微的母亲在部落中很是尊贵。也有可能是诘汾不喜欢匹孤而喜欢力微,魏书称力微“生而英睿”,想必很得拓跋诘汾的喜爱。 力微即位之后,兄弟二人的关系应该很不好,匹孤才会率领自己的部落自塞北西迁,曹魏时期由塞北阴山、河套一带,沿黄河两岸,顺贺兰山脉东麓南下,至河西、陇西以北,即今内蒙额济纳旗至宁夏北部游牧。这也说明匹孤虽然未继大位,但也有分得不少族人,或者说有不少族人愿意跟着他西迁。
《魏书帝纪第一》载:“元年(220年,同年东汉灭亡),岁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这里说所的西部,很可能是指匹孤所统的河西鲜卑,所以匹孤在力微继位的当年有遣军袭击,并获得大胜,力微不得不投靠没鹿回部大人窦宾。
匹孤死后,其子寿阗继位。《晋书秃发乌孤传》称:“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秃发之姓氏即来源于此。可见秃发部与拓跋部虽是同源,但秃发寿阗也因为上辈之间的矛盾而不愿使用相同的姓氏。不过也有专家考证,秃发之姓氏为北魏史官魏收所改,秃发部其实一直沿用拓跋姓氏。
再后来,曹魏镇西将军邓艾都督陇右诸军事时,又迁秃发等部鲜卑数万人至河西陇右雍、凉二州之间,即今陕西中部及甘肃一带,最后聚居于河西走廊东部及青海湖以东。整个突发部落的活动范围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县)、牵屯(今宁夏固原市内),西至湿罗,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北接大漠,与汉、羌等族杂居共处,再加上活动于陇西一带的乞伏鲜卑等部落,合称西部鲜卑。
西晋初年发生的秃发树机部起义持续时间近10年之久,其领导人正是寿阗的孙子树机能,他是秃发部的第三代首领,史书称其“壮果多谋略”,于西晋伐吴之役的前夕被晋军所败,后被部下所杀。
7、 树机能起义的发生与发展
曹魏迁秃发部至河西、陇右,主要目的是打算以鲜卑部替己守边,这是曹魏兵源不足而不得已为之。西北地区的民族问题一直以来十分突出,这里除了汉族、鲜卑、羌、氐、匈奴杂居外,亦有巴氐、卢水胡、北地胡等诸多民族。
由于民族政策的失当,此时的西北有如*桶一般,而且晋武帝也已经意识到了西北民族矛盾的尖锐,所以如何维持西北地区的稳定也就成了他的心病。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以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金城郡(今甘肃兰州)、梁州阴平郡(今甘肃文县),合七郡置秦州,镇冀城(今甘肃天水市甘谷县),以加强对陇西河西一带的控制。
秦州的设置本是一件好事,若能对各族采用怀柔之策,秃发树机能起义或许不会发生。但是晋武帝所用非人,以胡烈为秦州刺史、牵弘为凉州刺史,胡烈是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南)人,为曹魏大将胡遵之子,在关陇一带颇有恩信;牵弘“亦猛毅有招风”(《三国志甠招传》)(指牵弘有父亲牵招的风范),二人都以刚猛著称,非绥远之才。
晋武帝任命二人镇守西北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胡烈本是荆州刺史,牵弘本是扬州刺史,此时西晋尚未统一东南,荆扬二州为国防重心。当时都督扬州诸军事陈骞是牵弘的上司,但二人关系相处的不太好。后来陈骞入朝,对晋武帝说:“胡烈、牵弘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愿陛下详之。”(《晋书陈骞传》)晋武帝认为陈骞与牵弘有隙,这才构陷牵弘,所以对他的提醒不以为意,恰巧晋武帝想经营西北,遂命二人分别担任秦、凉刺史,陈骞只能暗自叹息,认为二人必败。
司隶校尉傅玄与陈骞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胡烈必能威震西北,他在给晋武帝的奏表中有这么一段:“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烈往,诸胡虽已无恶,必且消弭。然兽心难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后有动衅,烈计能制之。”(《晋书蔠葐传》)
虽然傅玄深信胡烈能控制西北形势,但是他又当心叛乱胡人窜逃,或东入安定(今甘肃镇原县东南),或西赴武威,此二郡非胡烈所管辖,胡人可能东西游动,反复为患。所以傅玄建议于高平川(今宁夏固原市清水河流域)新设置一个郡,迁徙百姓实边。使安定、武威、高平川三郡归属秦州,以便胡烈有能力防范诸胡叛乱。
晋武帝并没有采纳傅玄的所提到的建议,因为胡烈、牵弘于泰始六年(270年)到任后不久,西北就出大事了,鲜卑秃发部起兵反晋,胡烈被杀。
秃发部起兵之时,西北一带很可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晋书映帝纪》记载271年5月(秃发部叛晋的后一年)雍、凉、秦三州就发生了严重饥荒,晋武帝下令赦免三州死刑以下囚犯。西北一带气候干冷,农历5月属于青黄不接、农作物尚未成熟之时,这说明饥荒的前一年雍、凉、秦三州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上年的农作物减产,粮食不足以支撑到第二年秋收。
由此可知树机能起兵前西北的大抵情况:公元270年,民族矛盾本就尖锐的西北发生了严重自然灾害,晋武帝不但不慰抚,反而以“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的胡烈、牵弘出镇西北,二人不能绥远,致使“失羌戎之和”,秃发树机能于是率领部众起兵反晋。
有不少人认为秃发树机能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胡烈担任秦州刺史之后出兵屯于万斛堆(今宁夏中卫与甘肃靖远交界地区黄河北岸腾格里沙漠南缘),以军事手段压迫秃发部,树机能这才起兵判晋。这种说法有误,将秃发部起兵的时间与胡烈屯兵万斛堆的先后顺序弄反了,《晋书胡烈传》明确记载:“烈为秦州刺史,及凉州叛,烈屯于万斛堆,为虏所围,无援,遇害。”由此可知秃发部起义在先,胡烈讨伐在后,胡烈因为后援不至,遂为树机能所杀。
当时扶风王司马亮时任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秃发部起兵之后,他派遣了将军刘旂、骑督敬琰前去支援,然而二人不知为何屯兵不进,按律刘旂当斩。司马亮为此上表晋武帝,说刘旂不进军是因为自己的指挥错误。晋武帝回复:“高平困急,计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径至,尚当深进。今奔突有投,而坐视覆败,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当有所在。”(《晋书司马亮传》)高平即今天的宁夏固原县,关中四塞之一的萧关即在高平附近,是河西连接关中的一条要道。高平距离万斛堆四百余里,可知秃发树机能再攻杀胡烈之后又围困高平,或者胡烈遭到秃发部进攻之后退守高平,树机能追击,将高平围困。而且晋武帝认为以高平的守军加上刘旂所统兵力足以战胜敌人,但刘旂不但不救援,甚至在距离高平较远的地方屯兵,坐看友军覆灭。因为司马亮主动承担责任,晋武帝也就没杀刘旂,只是将司马亮免职,调入京师,不久又任命为抚军将军。
胡烈被杀之后,西北形势急转直下,晋武帝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一、以尚书石鉴行安西将军、都督秦州诸军事,与奋威护军田章、安西军司杜预共同讨伐秃发部。杜预行至长安,晋武帝改任他为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二、以汝阴王司马骏为镇西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坐镇长安。三、对陇西五郡遭受外寇侵扰的百姓免去租赋,生活无着落者可向官府借粮。
晋武帝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可谓恩威并施,如果能顺利执行,或许能迅速的平定叛乱。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晋武帝的人事安排再次出现了失误。按照晋武帝安排,镇西将军司马骏为西北最高军事长官,其次是安西将军石鉴,轻车将军杜预是其下属。问题就在石鉴与杜预二人,两人早有矛盾。
石鉴命令杜预率军出击。杜预认为此时敌军兵强马壮,而官军孤军深入,又人困马乏,应该等到后续部队赶到,再寻找时机,以优势兵力进讨秃发部。杜预又向石鉴提出了此时进军的五不可、四不须(具体内容史书未记载)。石鉴为此大怒,奏报杜预擅自修饰城门官舍,滞留耗费军需,派遣御史把杜预抓了起来,装进槛车交付廷尉。
杜预是晋初名将,颇晓军事,时称“杜武库”。对于西北日后的形势,确实有如杜预所言,所以《晋书尠葧传》称:“其后陇右之事卒如预策。”由此可知,石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令杜预出兵很可能另有目的,或许是为了陷害杜预,杜预若进军,在当时的情况下必不能胜,所以无论杜预进不进军都将受到石鉴的惩罚。
石鉴又将杜预押至长安问罪,只因为杜预娶司马昭的妹妹高陆公主为妻,所以减轻了刑罚,以侯爵赎罪论处,不久又任命为度支尚书。后来石鉴回朝,杜预弹劾他虚报战绩,二人甚至在朝中大吵大闹,晋武帝俱免二人之职。
两军尚未交战,晋军却出现将帅失和的情况,想要短期内平定西北已是不可能了。
271年4月,北地胡进寇金城(今甘肃兰州),凉州刺史牵弘出兵进讨。一时之间“群虏内叛,围弘于青山,弘军败,死之。”(《晋书映帝纪》)北地胡是生活在北地郡(西汉时的北地郡位于今宁夏甘肃交界一带,东汉、西晋郡治内迁)的杂胡,青山位于今天甘肃环县西。
北地胡不属于鲜卑,可知秃发部反晋之后,有不少别的族群加入,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晋书秃发乌孤传》载:“泰始中,(秃发树机能)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尽有凉州之地,武帝为之旰食。”史书上没有关于凉州刺史苏愉的更多记载,他可能是在牵弘战死之后新任的凉州刺史,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西北形势之恶劣,凉州已经完全为树机能所占。
侍中任凯、中书令庾纯与车骑将军贾充有过节,二人对武帝言道:“秦、凉覆败,关右骚动,此诚国家之所深虑。宜速镇抚,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计略者,无以康西土也。”(《晋书任凯传》)并提议以贾充镇守长安,以平秃发部。晋武帝同意,任命贾充为都督秦凉而州诸军事。
对于西北形势的恶化,晋武帝用人失当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他在给贾充的任职诏书中承认了这一点:“秦凉二境,比年屡败,胡虏纵暴,百姓荼毒。遂使异类扇动,害及中州。虽复吴蜀之寇,未尝至此。诚由所任不足以内抚夷夏,外镇丑逆,轻用其众而不能尽其力... ...”
其实贾充并无过人才干,只不过在司马氏取代曹魏的过程中坚定的站在了司马氏一边,遂得重用,并非任凯所说的“有计略者”,若由他出镇长安,西北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还好贾充本人也不愿意离开京师,他以女儿贾南风与太子司马衷的婚事为由留在了洛阳。
如此一来,平定西北的大任又落在了镇西将军司马骏的肩上。司马骏是司马懿之子,长晋武帝一辈,在皇室中最有威望,史书称其:“善扶御,有威恩。”(《晋书司马骏传》)可见司马骏本身就是最好的人选。不过司马骏270年就任之后并不急着进讨秃发部,而是劝督农桑,与士卒分担劳役,甚至规定僚佐军官都要至少屯田十亩。
经过司马骏数年经营,西北形势开始好转。274年8月,“凉州虏进寇金城诸郡,(司马)骏讨之,斩其帅乞文泥等。”(《晋书映帝纪》)这是秃发部反晋以来史料记载的晋军第一次获胜。到了275年2月,秃发树机能已经抵挡不住司马骏的攻势,于是向晋军质子请降。此时距离秃发部起兵差不多有5年之久。
秃发部投降的记载是于《晋书映帝纪》,内容如下:“咸宁元年... ...二月... ...叛虏树机能送质请降。夏五月... ...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既然树机能于2月送质请降,为何又与五月讨伐?可能原因有两个,或许树机能是诈降,或许马循讨伐的不是秃发部落。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更大些。因为《晋书司马骏传》有载:“咸宁初,羌虏树机能等叛,遣众讨之,斩三千余级。进位征西大将军。”咸宁初年正是276年,可见秃发树机能在这年2月投降,他又在当年叛变,而且是在5月之前叛变,仅仅老实了3个月。
晋武帝以关中司马骏部与西域戍己校尉(治高昌)两个方向同时进讨树机能,都取得了不小的战果。此前凉州曾发生内乱,议郎令狐丰杀敦煌太守,自领郡事,死后,其弟令狐宏继位,这年2月凉州刺史杨欣将令狐宏斩杀。晋武帝命令司马骏遣七千人代替凉州守兵,此举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凉州防务。
当时树机能、侯弹勃等人打算劫持凉州佃兵,司马骏获悉,命平虏护军文俶(即名将文鸯)督率凉、秦、雍三州军马前进,大军压境以威慑各部。树机能迫于兵威,所领二十部首领以及侯弹勃等人反绑前往晋军营门投降,于是“安定、北地、金城诸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万口又来降。”(《晋书司马骏传》)一次归降就有20万众,可知各民族参与的反晋斗争有多大的规模。这是树机能的第二次投降,西北形势已经得到控制,晋武帝便征调司马骏入朝。
如果西晋能对叛乱诸胡加以抚慰,晋武帝发动伐吴之役的后顾之忧早就解决了,然而秃发树机能又在276年发动了第三次反叛,西北形势再度恶化。陋屋偏逢连夜雨,同年7月,就在西北形势持续恶化之时,又有鲜卑人阿罗多等部入侵边塞。
晋武帝首先派遣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进讨鲜卑部落,斩首四千余级,生俘九千余人,阿罗多投降。
277年3月,晋武帝派遣平虏护军文鸯进讨树机能等人,获胜。《晋书》称这一年“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史书未明确记载这些内附各族是否包括秃发部,笔者认为以树机能多次投降的经历,再加上被文鸯所败,这应该是秃发部的第三次投降。
对树机能来说,投降与反叛实属常态,没过多久他第四次举起了反晋的大旗。278年,凉州刺史杨欣与秃发树机能党羽若罗拔能等人战于武威,晋军战败,杨欣被杀。在此之前,司马督马隆曾上表晋武帝称:“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和,隆陈其必败。”(《晋书氠蚚传》)但是晋武帝并未重视,果然杨欣被杀,秃发树机能又在279年1月攻陷凉州,于是“河西断绝。”(《晋书氠蚚传》)可见秃发部的这次反叛规模之大,关中与凉州的交通已经完全中断。
8、 马隆平西北秃发部
秃发树机能的第四次叛乱影响极大,此时晋武帝已经为伐吴之役准备了近10年之久,大军早已集结,如箭在弦上。西北的再次动乱已经打乱了晋军的部署,对晋武帝来说,解决秃发部的叛乱已经迫在眉睫。就在这时,马隆向晋武帝毛遂自荐,祈求领三千精兵讨伐树机能。
《晋书氠蚚传》详细记载了马隆平定秃发部的过程,其中有一段文字是关于晋武帝与马隆的对话,全文如下:
“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
‘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对。
隆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
帝曰:‘必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何如耳。’
隆曰:‘陛下若能任臣,当听臣自任。’
帝曰:‘云何?’
隆曰:‘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丑虏何足灭哉!’
帝许之,乃以隆为武威太守。
公卿佥曰:‘六军既众,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隆小将妄说,不可从也。’
帝弗纳。”
朝臣所谓的“六军”是指禁军,西晋时期禁军有领军、护军、左右二卫、骁骑、游击六部,遂称之为六军。
马隆当时的职务是司马督,不过是个低级武官,他之所以能入朝议事,是因为晋武帝想要平定吴国,在全国大举“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 ...擢而用之。”兖州有关部门认为马隆“才堪良将”(《晋书氠蚚传》),这才举荐他入朝参政。我们从晋武帝与马隆的对话中可知,当时满朝文武对西北形势已经无可奈何,晋武帝不得不寄希望于一个低级武官,而且破例允许马隆自行招募三千勇士,而不是调用禁军和地方州郡兵。
马隆得到的照顾不仅如此,他向晋武帝请求亲至前往武库挑选武器,晋武帝同意。然而武库令却只给马隆曹魏时期留下的库存腐朽器械,二人因此发生争执。御史中丞弹劾马隆,马隆向晋武帝解释:“臣当亡命战场,以报所受,武库令乃以魏时朽杖见给,不可复用,非陛下使臣灭贼意也。”(《晋书氠蚚传》)晋武帝并不追究,又给了马隆三年的军资。
马隆为出征凉州准备非常充分,他所招募的士兵更是以一当十的勇士,募兵的最低限度是“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晋书氠蚚传》)西晋时期的一钧等于现在的6.6公斤。也就是说,马隆募兵的标准是腰力足以拉开237.6公斤的弩,臂力足以拉开26.4公斤的弓,总共募了三千五百名符合要求的士兵。我们从马隆募兵的标准来看,并无对骑术有任何要求,可知这三千五百名士兵都是步兵,以弓弩见长,装备大量的强弓硬弩。
秃发部的生产方式以游牧为主,所以拥有大量骑兵,这是游牧民族在军事方面独一无二的优势。所以当马隆渡过温水(位于武威东)之后,晋军便一直被秃发部的骑兵跟踪骚扰,行军十分困难。如《晋书氠蚚传》所载:
“虏树机能等以众万计,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
一般说得来,孤立无援的步兵一旦在开阔地带遭遇骑兵,也就在战斗中陷入被动。步兵虽然行动缓慢,但士兵之间的间隙小,若以密集的阵型防守,再加上强弓硬弩,骑兵若强攻的话往往占不到便宜。但是骑兵有着当时无与伦比的机动性,若步兵防御严整、无懈可击,骑兵可绕至敌后袭击战斗力不高的辎重部队。或者尾随步兵,寻找破绽,伺机而动。只要骑兵不主动进攻步兵,步兵的选择只有两个--或守或走。守则受制于后勤补给,必不能久,走又容易阵型出现破绽,为骑兵所乘。正因为如此,步兵对骑兵往往要吃大亏,即便在阵地战中战胜了骑兵,也会因为行动缓慢而追不上骑军,只能打成击溃战。但是步兵一旦被骑兵所乘,则无所遁逃,往往是全军覆没。
关中距离凉州千余里,马隆仅率三千五百步兵出征,西北路途艰险、胡族遍地,时刻要防备敌骑兵骚扰,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晋军千里行军之困难。一旦晋军为秃发部所乘,孤立无援之下必败无疑。然而这支晋军不但克服千难万险顺利的抵达武威,还边行边战,杀敌数以千计,实属不易。
马隆能够顺利完成任务,主要得益于三点:1、士卒精锐,所马隆所率士兵都是他一手精挑细选出来的勇士。2、马隆治军严整而又有奇谋奇策,没给树机能留下可趁之机;3、准备充分,装备器械的使用很有针对性,装备了大量的偏箱车和腰弩。《马隆传》有载:“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
偏箱车即是一种四轮木车,这种车只在侧面装有一面挡板,士兵站在车内,可防敌从侧面袭击,也能伺机发动反击。《明史甠志四》记载:“景泰元年(1450年),定襄伯郭登请倣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4米左右),阔九尺(3米左右),高七尺五寸(2.4米),箱用薄板,置銃。出则左右相连,前后相接,钩环牵互。车载衣粮、器械并鹿角二。屯处,十五步外设为籓。每车枪砲、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
明朝所造的偏箱车是仿造古人所制,马隆做造偏箱车是则是依照八阵图制作,《三国诸葛亮传》记载:“亮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丘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所以偏箱车很可能是由诸葛亮所发明。明时期偏箱车的使用方法应该与马隆所做偏箱车相同,唯一的区别是明朝士兵使用的远距离杀伤武器主要是铳和枪炮,而不是弓和弩。
按照《明史》的说法,偏箱车的主要用途有三个。一是运载物资;二是为行进中的步兵提供防御,可左右相接,钩环牵互;三是兵士休息之时,可将偏箱车围城一圈,组成简单的营房,并在十五步外设置篱笆之类的障碍,士兵只在围中活动。
可知偏箱车的用途主要是运输和防御,而且马隆对偏箱车的使用十分灵活,“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防御很是严谨,没有给秃发部创造有利的战机。
我们从马隆募兵的考核标准可以推测出这支晋军的主要武器是弓和弩,同时也能推测出马隆所使用的弩远比弓据有杀伤力,所使用的并非普通的弩,而是两宋时期失传了的腰弩。明《武备志》有如下记载:
“茅子曰:中国之利器,曰弓与弩,自汉以后,虏弓日强,遂不可复及,唯弩之用为最。弩之力,腰开者可十石(708公斤,有点夸张了),蹶开者可二三石,古所云弓之强者不及也。晋马隆平树机能,犹借腰开弩,至宋而不得其法,不传。故《武经》所载黑漆黄桦跳蹬等弩,皆蹶张也。”
虽然马隆招募的士兵臂力已超常人,但他们所使用的弓箭未必能在与鲜卑人的战中取得优势。对于马背上的民族来说,骑马和射箭是他们必须要掌握的技巧,而且弓箭结构简单,极易制造,特被是在复合弓的广泛使用后,中原军队所装备的弓箭在技术上并不具备优势。不过草原民族一般不使用弩,因为弩的结构和弓有很大差别,并不适合骑兵携带。马隆对士兵开弩的要求是三十六钧,是开弓的八倍,射程和威力必然也是弓箭的数倍,可以说是对骑兵作战的杀手锏,如《晋书氠蚚传》所言:“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
晋军虽然装备了威力惊人的腰弩,但是鲜卑人在防护用具的使用上似乎比晋军要有优势。《晋书氠蚚传》载:“奇谋间发,出敌不意。或夹道累磁石,贼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贼咸以为神。转战千里,杀伤以千数。”可见马隆所部穿着的是犀牛皮做的皮甲,而树机能所属士兵披覆的却是铁铠。毫无疑问,铁铠的防御性要高于犀甲。这段记载很有趣,晋军在道路旁堆起磁铁,鲜卑人因为穿着铁铠,所以不能前行,而马隆所属士兵都着皮甲,行动自如,鲜卑人以为他们是神兵天降。问题是,晋军的磁铁是从哪里来的?总不可能运着大量的磁铁行军吧,所以马隆应该是因地制宜,在经过富于磁铁矿物的山道之时,马隆命令士兵换上皮甲,把路边的磁石更集中的堆积起来。鲜卑人愚昧,不懂其中奥妙,以为晋军有如神助。
这里有个问题,当时铁铠已经很常见,而且晋军的武器装备都是由马隆在洛阳的武库中亲自挑选的,为何他会选择比鲜卑人更差的装备?
唯一说的通的解释是马隆为每名士兵装备了两套护具,一套是铁铠,一套是皮甲。铁甲虽然防护性好,但笨重、不灵活,皮甲正好弥补了这一缺点。而且长期的行军作战必有损耗,两套铠甲可提供替换,以晋武帝对次战的重视程度,马隆在军资器械方面是很受照顾的。
树机能虽然拥有数倍于晋军的兵力,但他始终奈何不了晋军,我们从“或乘险以遏隆前,或设伏以截隆后”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树机能一路上一直紧随马隆,以寻找晋军破绽。马隆深知步骑兵作战的要点,始终结阵而前,没给树机能任何机会。一旦树机能强攻,晋军便以扁厢车为屏障抵挡骑兵突击,又以强弓硬弩大量射杀敌军,在战斗中始终未落下风。
晋军如此且战且行,最终顺利率军抵达武威。此前,凉州诸郡已与关中失去联系,如孤悬于海外的飞地,所以马隆抵达武威的意义非凡,不但鼓舞了守军士气,也打击了叛军的气焰。参与叛乱的猝跋韩、且万能等部当心马隆将会讨伐己部,于是率万余落归降,西北形势开始好转。
自从马隆西征,鲜卑人一直尾随晋军,马隆没办法派遣使者回洛阳报告情况,所以《晋书氠蚚传》有“音问断绝,朝廷忧之,或谓已没”的记载。后来马隆的使者于一天夜里赶到洛阳,“帝抚掌欢笑。诘朝,召群臣谓曰:‘若从诸卿言,是无秦、凉也。’乃诏曰:‘隆以偏师寡众,奋不顾难,冒险能济。其假节、宣威将军,加赤幢、曲盖、鼓吹。’”(《晋书氠蚚传》)笔者认为晋军使者抵达洛阳的时间应该是在11月以前,当时晋军已经大量集结于东南,前线将领也已经做好准备,就等晋武帝的伐吴诏书,形势有如箭在弦上。但是西北一直是晋武帝的后顾之忧,这是他一直拖延伐吴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马隆的捷报传来,晋武帝这才放下心来,下诏即刻伐吴,而伐吴时间正好是11月。
同年12月,马隆开始反击秃发部,他率领归附西晋的没骨能等部与树机能决战,树机能被部下所杀,部族投降,凉州遂平。因平叛之功,晋武帝对马隆及所率将士破例再次大加封赏。
西晋平定吴国以后,晋武帝认为西平郡(今青海西宁)经历十年战乱,急需兴复,以马隆为平虏护军、西平太守,将所领精兵,另加一支人数不详的军队交与他指挥,屯据西平。
当时平西以南生活着成奚部,史书没交代成奚是哪个民族,笔者认为羌人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成奚部每为边患,马隆到任之后即率军讨伐,敌军据险距守。马隆示敌以弱,下令军士带着农耕用具,做出将要去耕种的样子。成奚部以马隆并无征讨之意,而是想要屯田,所以防备稍稍松懈。马隆抓住机会,因其无备,进兵击破之。从此之后,成奚部老实很多,在马隆担任西平太守期间都不敢为寇。太熙初(290年),晋庭封马隆为奉高县侯,加授东羌校尉。
马隆镇守平西十年,在任期间西北无事,是西晋稳定西北的磐石,如《晋书》所言:“积十余年,威信震于陇右。”然而晋武帝于290年病逝,太子司马衷即位,杨骏、司马亮共同辅政,当时略阳(治今甘肃秦安县东南)太守严舒与杨骏通亲,企图取代马隆之位,于是诋毁马隆年老谬耄,不足以威镇西北诸戎。晋庭便以严舒代替马隆镇守西平。结果严舒一到任,西北一带“氏、羌聚结,百姓惊惧”(《晋书氠蚚传》)。朝廷当心西北诸戎再次起兵反晋,被迫免去严舒,让马隆官复原职,但不久死在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