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中午，顾骜从学校图书馆借了一大堆相关期刊和专著，几乎堆满了半个后备箱，然后开车回到他刚买的波托马克河畔别墅。

    然后，开始闭门读书，研究前沿学术动态，悬梁刺股为周五的汇报做准备、先写一个课件的提纲草稿出来。

    乔治敦大学的图书馆非常良心，居然能借到80%的课题所需专著，只要你拿得出学生证。

    剩下20%太冷僻的内容，顾骜则选择了直接买——美国人的教材是真滴贵，1981年的物价，随便一本轻轻松松就100多美刀。顾骜为了准备一次学术报告，一次性花了1000刀。（主要是因为他刚来，对基辛格的研究零基础，什么都得买。）

    一个研究生如果不想费事排队预约，大手大脚一点，每学期光买书花掉数千美金，都是稀松平常的。

    或许有人会以为这是美帝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得好导致的。

    但其实这里面的钱大多数也不是著书立说的人赚走了，而是几家专门的学术出版社赚走了。

    作者或许只拿到20%，远比后世最黑的网媒分成比例都低得多，简直不把学者当人。

    比如最著名黑心的Elsevier出版社，哪怕是在1981年，都垄断了全球顶级学术论文刊量的15%，到2018年更是暴涨到了全球三分之一。其余还有ACS、新泽西的iley，加起来也占10%。（Elsevier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但其实就是美国人控制的出版社）

    相比之下，美国以外的世界，哪怕是最顶级的学术出版社，如德国的Springer、英国的泰勒弗朗西斯，就没那么牛逼了。

    说到底，是美国三大社的人占据了“我有资格定义谁是全球最牛逼、谁是全球最聪明、最前沿”的定义权。顶级学者如果不到他们出版社控制的期刊上发文，就说明你的学术成果不够高级。

    历史上苏联解体后，美国三大社的话语权暴涨了一波，就是因为他的“牛逼定义权”进一步提高了。

    所以，美国看似是市场经济，什么行业都能准入，但某些学阀可以设置门槛的行业，小圈子垄断就非常明显了。

    无论医生律师还是学术出版，但凡美国哪个行业收费特别贵，多半是因为先进圈的人可以卡毒边。

    确保后续谁是‘红衣军’、谁不是自己人；谁是真心拜码头分赃、谁是想混进来掀桌子降低行业成本，然后一个个分门别类安排得明明白白。

    反正层层选拔后、能爬到倒数几个毒圈的高级知识分子，人数一共就那么多，总能分化拉拢完的。

    又不是廉价劳动力那种丧尸潮。

    ……

    顾骜切身体验了一把美国的学术垄断黑暗，内心疯狂吐槽了一把。

    不过也就仅限于吐槽，反正他是有钱人，没想改变这个现状。

    事实上学术期刊贵得这么残暴，还能帮他筛选掉一批穷苦但好学的竞争对手呢。

    他现在可是站到美国的既得利益阶层位置上，看到社会弊端捂盖子都来不及，美国越不公他越好上下其手。

    “教授安排这个课题，看来是因为他自己就是秘密外交的高手，所以想从学生中，找出如何在现有制度制约下、把秘密外交的优势发挥到最大的后继之人。”

    看完最初几篇综述后，顾骜掩上期刊，内心先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

    首先，基辛格是真心做学问的，也是真心在考验顾骜，这两者不矛盾。

    真正的牛人，都是在做日常真事的过程中考察人的，不会特地弄个扭曲的无厘头。

    所以，这个成果做好了，是确实有实用价值的。

    谁知，也不光是对美国有利，对那些跟美国谈判的国家，同样有利。

    比如，这一次基辛格让大伙儿重点看的“威尔逊总统/兰辛国务卿参与《凡尔赛条约》”案例，以及许多50年后解密出来的文档（1970年解出来的），就显示了这样的情况：

    巴黎和会和《凡尔赛条约》的大致情况，中国读者应该也都是挺了解的，就不多水了，反正是个欺凌德国的分赃会议。

    基辛格给的案例材料里，就强调了两个点：

    首先，美国自己虽然参加了半年的全程谈判，但最后却没签成《凡尔赛条约》——威尔逊总统去谈了，谈得很艰苦。可他最后回国，却被国会卡了，投票拒签。

    其次，当时兰辛国务卿反复劝阻威尔逊总统亲自参加谈判，觉得总统出面会导致回旋余地减小、谈崩概率变大。

    而尽管外行总统一意孤行、酿成了与国会的对立后，兰辛依然试图补救，并且通过秘密外交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暗中作出了一定让步。（当时国会反对签约、针对的就是让步前的条件，如果英法确实让步了，国会就没借口作梗，美国就可以签了）

    但因为行事不秘，兰辛斡旋让英法让步的事情被威尔逊知道了，威尔逊觉得丢了自己的面子和国际威望，坚持不答应以让步后的条件签约，必须以他从巴黎带回来的原文签约，最后导致彻底谈崩。

    这个事情外行人可能有点难理解，大致可以这样用人话翻译一下：威尔逊作为管家去菜场买菜，跟菜贩子谈好了10块钱一斤，回来跟国会说：掏钱。

    国会说：太贵，9块才买，10块免谈！

    然后兰辛作为管家的助手，偷偷跑去跟菜贩子说：我家老爷跟管家说了，9块才买10块免谈，要不你们再出点血9块算了。

    结果英法菜贩子被兰辛说得都认栽，同意9块了。管家威尔逊听说后，拍案大怒：老子不是谈成了10块么，你又去砍价砍成9块，这不是伤老子面子。显得你一个管家助手、以及家里的老爷，都比我这个正牌管家牛逼！老子不签！老子必须对菜贩子言而有信，不允许其他人二次砍价！

    说到底，这是一个菜贩子都愿意降价、但经手人为了自己面子非不接受降价才崩的过程。

    可是，在这事儿当中，管家助手兰辛的二次斡旋，严格来说不能算伤害英法利益——他要是不斡旋，美国直接就不签了，秘密斡旋一下，虽然英法降了价，但至少把生意做成了。

    只是兰辛没想到不但要对外保密、还要对主子保密、照顾主子的面子。

    “可是，基辛格这样强调这个案例，明显不是想让我们论述‘如何下次秘密外交的时候把保密工作做得最好’这种执行层的问题。那太琐碎了，不属于制度层面的建设。

    他说的这个悲剧，有点儿像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之死》里对制度的惋惜论述……也就是，如何确保秘密外交部分曝光后的后续处理弹性，而不是非生即死的站队，如何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二次调整修补，而非直接表决。”

    顾骜博览群书、冥思苦想后，得出这样一个心得。

    威尔逊造的孽，有点像苏格拉底，都属于不切实际理想主义者的一头撞死。

    基辛格想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这种人一头撞死，给他一个打晕后和稀泥的机会。

    历史上，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判决死刑之前，其实是有无数次机会不死的，最后是他硬生生作死的——这不是黑他，而是最敬仰他的得意门生柏拉图亲笔写的。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这样描述：一开始，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是“败坏雅典青年和异端邪说”。

    是否真的败坏不谈，单说审判过程。古代雅典的民主审判制只两轮辩论投票式的，即第一轮控辩双方先对有没有罪辩论、然后501人团投票，得票251以上的一方胜。

    如果第一轮结论是“无罪”，那就没有第二轮了。如果第一轮“有罪”，才有第二轮的“量刑辩论”。

    也就是控辩双方再各自说出一个刑罚尺度，一般肯定是控方的尺度重、辩方的尺度轻，然后双方再辩、投票，得票251票以上的那个量刑成立。

    但这个制度也有一个很僵硬的地方，那就是不许501人团提出一个折衷的量刑，必须只能在控辩双方给出的两个选项里二选一。而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和稀泥是雅典法律不允许的。

    有点思维能力的人就不难发现：哪怕辩方第一轮输了，但只要第二轮量刑时，提出的受刑尺度比较诚恳，那么赢回一场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嘛。哪怕第一轮输了300票的犯人，好多在第二轮服软后，博取了501人团的同情，得到了量刑意见拥护，都是很常见的。

    而苏格拉底死的时候是怎样的呢？第一轮他是221票对280票输的，判定他确实“败坏青年”，这个差距并不算悬殊。

    说明有220个人本来就觉得他不该受罚，要是他第二轮再拉30个人过来就赢了。甚至柏拉图记载，那280人里，当场就有超过30人表示：苏格拉底你服个软，交100德拉克马罚款，这事儿就算过了，如果你没钱，这里有个大土豪愿意帮你出100德拉克马。

    但苏格拉底选择陈述的量刑是“我不但不该被罚，因为我说的不是邪说，相反还开化了你们雅典人的智慧，所以你们应该赏赐我100德拉克马”。

    而控方的量刑要求，是“死刑”。

    也就是说，让501人团在“罚款100”和“死刑”之间只能二选一，大多数人肯定会选“罚款”，他们并不想杀苏格拉底，只要他服软，承认自己是邪说，消弭他的哲学影响，这些人目的就达到了。

    但是在“赏赐100”和“死刑”之间二选一，结果就立刻崩盘了，有400人都选了“死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苏格拉底太嚣张了，也就是“量刑辩论”的结果比“有罪辩论”还要悬殊，堪称雅典历史仅见。

    然后苏格拉底就喝了杯毒芹汁自尽了。

    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只许投票，不许修改”的强迫二选一僵硬做法，有多大的危害。

    如果雅典501人团有权自己做出一个折衷裁定，不是非要在“赏赐100”和“死刑”里选，相信他们是可以得出“罚款”、“流放”等中间刑的。

    如果美国的众议院和总统，还有在表决时临时修改拉人的机会，而不是全是全非怼到底，那么远到《凡尔赛条约》、近到《中导条约》，也都有可能妥善弥合。

    基辛格课题的关键，凝聚到了“如何为非此即彼的硬怼式投票环节中、继续进行微调的秘密努力，增加一层保障，提升其效率，或者保护其万一曝光之后不被报复性和维护颜面性追究”这个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