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长城非好汉。
    大明天子朱以海第一次登上长城巡视，
    脚下长城犹如巨龙一般蜿蜒盘旋于燕山的群山峻岭之中，那巨大的条石和城砖，带着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城墙顶上铺着方砖，可以五六匹马并行，城墙外沿是两米多高的垛子，上面有方形的望口、望口，隔百来丈有敌台。
    “这一块条石便有三千斤重！”
    朱以海听随驾大臣介绍，暗暗惊叹，在这种崇山峻岭中，要把这些条石、城砖运上来，再垒砌起来，建起这雄伟长城，甚至东西串连一万三千里，可知道有多么的了得了。
    就算从太空里一眼认不出这万里长城巨龙，但也不妨碍他是汉文明的辉煌见证。
    明长城先后大修十八次，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啊。
    皇帝西巡第一站，便是居庸关八达岭长城。
    居庸关之险尽在关北的八达岭关城，长城在此分为南北两峰，关城依山凭险，关城也建在山嵴，虽受地形限制，也就不到十亩地，也无水井，水源缺乏，平时能驻兵不多。
    御营驻八达岭关城的部队，主要驻扎在西北三里的岔道城。
    “已在关城中打扫好了‘察守公馆’做为皇上驻跸之所。”
    “八达岭关城既是居庸外镇军事要塞，也是交通要道，从这里南通昌平、北京，北去延庆，西北往宣化、张家口，路从此分，四通八达，此八达岭之得名也。”
    绍天朝恢复北京后，自然对此北京西门户十分重视，南衙禁军八镇，便有一镇专驻居庸关、八达岭，又以省营兵协防烟墩，巡防道路。
    居庸关和八达岭关城上，都还增加了许多大炮。
    “关城炮台上的大炮，都是要塞城防炮，二十四磅炮和十八磅炮，射程远威力强。”
    朱以海站在长城上遥望关城内外，居庸关和八达岭关的防御性能确实远超之前，仅这里就驻有一镇八千精锐御营禁军，还没算上省营等。
    仅仅是这些巨炮，加上此天险，基本上什么蒙古、女真都别想靠近。
    甚至可以说，其实现在北京外围长城的防御有些溢出了，因为现在明军已经开始在燕山、阴山外设省，把关外的大片地方都纳入控制，进行半屯驻半直隶半羁縻的一个特殊治理。
    已经是以积极进攻取代消极防御了。
    大明燕山北的防御要点已经北移，不再是长城一线，而是诸如大宁、承德，在集宁、张北，在凉城、归化。
    不过居庸关毕竟是北京西大门，所以和山海关一样，仍然是要禁军重点驻防的，连北面古北口、喜峰口、独石口等燕山长城重要关隘，也一样还是要重点防御的。
    只不过这些都是属于京城卫戍部队的防区，而现在真正的边防已经是在长城外。
    居庸关和八达岭关上驻防的都是南衙禁军八镇之一的兵，十分精锐，不仅全都是精选留下的二三十岁的青壮精锐，个个健壮骁勇，而且都是老兵。
    他们全都完成了新式装备换装，步兵都是三式鸟铳，加上四式的九头鸟，还有五式虎蹲，五式佛朗机，重火力支援方面则是三磅营属炮。炮兵标则是十二磅野战炮为主，因为是守关防御，他们又有不少重型的城防要塞炮。
    威风凛凛。
    不仅铳炮崭新，而且士兵的军服也都很整齐很新，都是绍天三式款战袍，鲜艳的红色，既有轻便又兼顾不错防御性能的新型棉甲，迎接皇帝检阅，他们还特意穿上了粗呢军大衣。
    不少士兵还特意在胸口戴上了勋章。
    有紫金勋章，有白金勋章，还有黄金勋章，有的人还戴了好几块。
    朱以海甚至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他们是天子门生，有最早浙东出来的元从近卫，也有讲武堂接受过天子教导的军官，还有是在亲勋翊武四卫当过近卫的军官。
    他们特意把天子赐的军官剑别在腰间，一个个挺胸抬头，跟一只斗志昂扬的大公鸡似的。
    当皇帝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出他们的名字时，一些少壮军官们甚至激动的哽咽，想不到他们做为七八品的低级军官，皇帝都还能记的他们名字。
    朱以海询问他们在新部队的情况，也了解了一波最底层的真实情况，军官们都挺满意现状，军饷不错，也不会有乱扣减，更不会拖欠，另外他们现在驻防在这边，也还分老婆分地。
    “分了多少地？”
    “回陛下，臣仅是九品，所以分了五十亩地，就在延庆，臣的妻子也已经办理随军。”
    “嗯，有什么困难吗？”
    “回陛下，没有，臣现在家里挺好，新年陛下发了一笔年赏，年后太子大婚，殿下又给我们发了一次赏，臣便用这赏，还有积蓄，买了几个建奴做农奴，帮着耕种陛下所赏赐的五十亩地。”
    朱以海问了他买的奴隶价格，都是辽东等地抓获的战俘，他买的那几个是苏尼特人抓的科尔沁蒙古人和满州八旗余丁。
    苏尼特本也是漠南蒙古人，甚至还曾是察哈尔的，但他们的首领腾机思虽做了大清的女婿，娶了宗室郡主，可因为跟多尔衮的恩怨，最终却反了大清，带着部落人马跑去漠北投喀尔喀，还早早向大明上表归附。
    因为这，所以在朱以海重返北京后，这腾机思自然也就受到特别对待，朱以海便把宣化北面牧场，划封给苏尼特，分其为左右两翼八部，置两都护府八都督府。
    其实这块地大致就是历史上察哈尔在辽西叛乱兵败后，被清廷迁到张家口外所设的察哈尔八旗之地，东至克什克腾界，西至归化城土默特界，南至太仆寺牧厂和山西边界，北至四子部落界。
    本来历史上苏尼特反清失败后被再次征服，是安置在更北面的。
    现在紧邻张北坝上草原一带，这可是个极好的位置，因为紧邻大明直接控制区，方便贸易往来，极有利发展。
    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苏尼特腾机思兄弟俩得了这封赏，一人一个都护，他们的儿子各以四人为都督，一部变成两都护八都督府，他们也就顾不得那些，痛快的接受了。反正就算一分二，二分八，但肉烂了不还在锅里吗，不还都是他们家的，反正本来也是早晚要分家。
    苏尼特腾机思兄弟率部南迁后，按皇帝旨意，划界分牧场，同时也很卖力的主动去进攻那些还没归附大明的蒙古部落，这既是投名状表忠心，同时也是趁火打劫，狐假虎威。
    抢来的牛羊牲畜人口，都拉到张家口一带来交易，换取大明的丝绸茶叶盐酒烟丝，甚至是火铳火药这些。
    因为抢到了不少的人口，所以他们卖的还比较便宜。
    许多如今调驻到宣化大同一带的大明将士，都是趁机买下这些女真、蒙古奴隶。
    也不怕这些人不听话，戴着链锁耕地放牧，敢不卖力工是企图逃走，那绝不客气。想逃也难，各地关隘道路上，这些烙着奴印的奴隶，都属于大明百姓的私产，律比牲畜，所有大明的将士、官吏、百姓，都有义务将他们擒拿或告发。擒拿后也不得私占，得交还原主，原主须按奴隶价值付给擒回者一定报酬。
    崇祯末，宣府大同一带早就糜烂，建虏入关后更是大肆跑马圈地，逼迫地主投充为奴，之后北逃，更是把能带走的东西，能抓走的人都带走了，导致京畿千里无人烟，宣府大同更是成荒地。
    御营等将士是第一批回来的，皇帝和朝廷也把驻地附近的许多熟田好地，优先分赏给他们。
    有地自然就缺劳力，现在许多地方缺人，朝廷给穷苦百姓分田授地，或是低价售地，甚至可以分期付，又或直接把一些地少人多的省的穷人百姓，迁移到台湾甚至是西南等边地去。
    这使的许多穷困百姓得到了自己的土地，却也因此导致现在许多地方的地主们，缺少佃户种地。
    可地又不能荒芜，否则要被重罚，只能提高工钱请短工，或是降低佃租，但仍有很大的劳力缺口，逼迫的他们大量购买牛马等大牲口种地，弥补不足，仍不足的，只能买奴隶填上。
    现在京畿、宣化大同等地的这些军官、新贵们，就也面临着获得了许多土地，却种不过来的问题，甚至也租不出去，于是只能买牛买马，再买奴隶来种了。
    朱以海在居庸关和八达岭关城逛了一圈，又上长城转了一圈，然后也没理会既定的安排，直接去长城内外的烟墩、驿站、屯堡随机的走访了一圈。
    在口北堡，朱以海甚至还在那里与墩军们一起吃了顿烧鹿宴，墩长妻子烧的鹿肉，缺少作料，有葱没姜，也没有胡椒辣椒那些，但味道还挺不错。
    七名墩兵对于皇帝跟他们一个锅里吃鹿肉，更是激动的脸红心跳的，饭后朱以海还赏了副墩长一匹御马加一件狐裘，又给那只黑狗一大块鹿排，其它墩军也各赏赐了一件呢绒大毛。
    皇帝还对他们努力开垦墩堡边的荒地，自己挑水积粪种菜等行为，大加赞赏，对于愿意留下来长期服务的墩长外六名墩兵，皇帝直接将他们转为职业募兵，还给他们每人在边上赏地三十亩。
    “张库驿路已经开始修建，将从张家口一直到漠北蒙古库伦，建立一条驿路，这条驿路沟通与漠北喀尔喀三部，以及苏尼特等归附漠南蒙古诸部，同时这还将是一条贸易商道，我大明的丝绸茶砖瓷器铁锅布匹粮食盐酒烟丝等北上深入草原，而草原的牲畜皮毛等将沿途南下，这条驿路建好，张家口到时一头联着库伦，一头连着北京，往西还能通大同、太原，接归化、绥远，这里将成为京西重要商埠码头。”
    这个规划本就是朱以海提起的，他很清楚这件事的意义，通过经济来影响甚至控制蒙古部落，让他们以后紧紧依附大明无法脱离。张库大道，是大明一带一路的重要一环。
    “缺人，还是人口太少，这八达岭脚下都大片土地荒芜着，更别说张家口和口北了，还是得加大迁移力度，另外用奴隶来填补劳力不足也很不错，值得鼓励。
    但有一条，已归附我大明的蒙古、女真诸部，不得劫掠其人口贩卖为奴，各部落都要遵守。
    更不得贩卖汉民为奴，如今人口紧缺，就算有因早年战乱、天灾等而被掠为奴、或是自卖为奴者，朝廷要尽量出钱赎其自由，然后予以安置，或于京畿宣化授分田地落户，或是迁移去台湾、海南或云南广西。”
    张家口定位为未来宣化省的经济中心，宣化城则是政治中心。
    张家口至漠北库伦的驿路、商道，张家口到大同的驿路、商道，张家口到北京的驿路商站，三条线在此相接，张家口经济繁荣，也必然能带动朝廷对坝上草原的控制增强，带动朝廷对北边蒙古部落经济控制的加强。
    经济开路，一带一路。
    北京、宣化、张家口、大同、太原、归化、包头等串连起来。
    在八达岭关城休息一夜，第二天皇帝继续向北行，在怀来盆地北边，洋河东岸的鸡鸣山下，朱以海在这座鸡鸣三省的有名驿站落脚。
    从元代就开始建立驿站，至明末时已经是非常有名且兴荣的驿城了，东西各开一城门，有城楼，城外还有烟墩，城内五条道路纵横交错，将城池分成大小不等十二个区域。
    驿署、驿仓、马号，城内还有大量的商店和民居。
    这里曾经是兴盛许久的城池，集驿、邮、仓、商、居一体，鞑子入关后这里一度更加兴荣，只是最终在鞑子逃离时毁弃。
    当大明天子西巡抵达这里，这座驿城已经重新恢复生机。
    朝廷在这里重新设立了驿馆、递铺，甚至还有民信局，因为处于通往京畿要道上，这里也成了一个商货码头，大量的货栈，牙商，官来官往，军队也在此设立了兵站、军仓等。
    距北京三百里，依山临河。
    重修好的驿城不仅再次兴荣起来，甚至短短时间已经成了京西北的重要商货中转站。
    甚至在驿城外，还又已经建立了成片的新坊区，大量的货栈、民居、客栈、饭店等，连新城墙都来不及扩建，现在这里已经不仅是一个驿站，已经成了怀来盆地第一热闹市镇，甚至超过了怀来县城，更把西边盆地西边的原保安州城更是甩了十几条街远。
    甚至有官员建议朝廷把桑干河北的保安州，降为保安县或是改名涿鹿县，县治迁移到鸡鸣驿城，在驿城外再扩建新城。
    不过有人认为鸡鸣驿在洋河东面，怀来盆地应当以洋河东西为界，东面为怀来县境，西面是保安州境，如今把保安州改为县，迁到鸡鸣驿去，实不合理。
    有这样的争议，还是因为现在战后重建，只有沿着重要的京张一线的一些地方恢复了生机，如原保安州，现在几乎还是空城。
    不过朱以海认为这倒不用担心，只要这里地方安稳，就在北京周边，还怕热闹不起来吗？根本没必要因为鸡鸣驿热闹，保安州荒凉，就要把鸡鸣驿变成涿鹿县。
    皇帝骑马进入鸡鸣驿，看着驿城的外围，居然已经建立起了大片的新房，无数的货栈、仓库林立，甚至还有露天的牛马市场、皮毛市场和奴隶市场时，也有些惊叹这里的热闹。
    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去看看那奴隶市场，如有我汉家子民，皆用内帑市价赎回，还他们自由身，可以直接送到西边涿鹿县去落户安置，分田授地。”
    随驾的次辅王之仁问皇帝，“陛下何不直接一道旨意，不许买卖汉家百姓，经发现直接让那贩子交出汉民还良便是。”
    朱以海却摇头。
    这种命令下起来容易，但考虑并不够周全。
    文安之替皇帝解释，说起以前春秋时，鲁国国君曾下过旨意，鲁国人若在国外发现了鲁国人为奴，让他们出钱赎买带回鲁国，到时国君必有重赏酬谢，孔子的一位弟子在外遇上鲁国奴隶，出钱赎买带回国中，最后却拒绝了国君的赏赐。
    却不料孔子知晓这事后反而批评弟子，说他这是好心办坏事。
    果然，此后鲁国人在外遇到为奴的国人，便很少再去解救了。
    理由也简单，并不是所有人都跟孔子弟子一样高尚，或者也不是所有人跟他一样条件好，出很多钱赎回国人，本来国王有赏赐，那么救人这事，既得名又还有利，起码不会亏钱。可孔子弟子开了那不要赏钱的头后，大家就得自己承担那救人的成本，许多人便干脆不救了。
    本来一件好事，最后因孔子弟子好事办坏事，给彻底破坏了。
    现在如果皇帝发现奴隶贩的奴隶里有汉人，直接下旨让他们交出释放，这里的人是救出来了，但以后在塞外草原蒙古人、女真人那里的那些曾经被掳走为奴的汉人，就没有哪个愿意再带到中原来，那么他们就没有机会被解救。
    如果皇帝用市价赎回，那贩子没有损失，下次可能就还会再把草原上的汉人买来贩卖。
    “文首辅说的对，我们不仅不能强行下旨让他们释放，还得市价赎买，甚至还得另外再加一笔赏钱给他们，并告诉他们以后也如此，这样那些奴隶贩子，他们在塞外草原上再遇到我汉家子民为奴，利益驱使下，就会想办法把他们带回中原交给我们。”
    对皇帝朱以海来说，虽然这得出钱，甚至得出比普通交易还多的钱，但这仍是划算且值得去做的。
    王之仁点头，大为赞赏，“臣建议最好还是再加上几条，加上对掳掠、贩卖我大明汉家百姓的行为，严惩不殆，已经在关外的可以不算在内，只针对从此以后中原境内的这些行为。”
    “王卿说的有道理，中原以外已经被掳卖为奴的我大明要想办法解救赎回，也更要防范再有掳***迫汉家为奴的事发生。”
    “再加一条吧，所有蒙古、女真、色目人等，拥有汉家奴隶者，须立即上报，由朝廷出钱赎回，若有隐匿、伤害的，定斩不赦！”
    “大明文武官员士绅等，亦不许拥有、买卖汉人为奴，须上报由朝廷赎回。”
    “今后起，所有官民人等，再敢以汉人为奴隶，定斩不赦！”
    皇帝并不禁止奴隶贸易，也不限制官员或是庶民蓄奴用奴，但不论汉民还是蒙古女真色目人等，皆禁上再拥有汉人奴隶。
    这其实也是明初朱元章曾经定下的制度，他曾规定，庶民禁止蓄养奴隶，功勋贵臣，一品也不得超过二十个奴隶，二品不得超过十二人，三品不超过八人，四品以后不准占有奴隶。
    所以直到明初中期，奴婢才再次在庶民家中出现，但他们也不敢公然称呼这些人为奴婢，而是叫他们义男义女，奴婢称他们义父义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