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家说，让卫国公先发表下意见。”
    殿内少监王闿小声提醒道，一众宰相闻言都向秦琅望来，他们的目光里一副原来如此，果然如此的意味，却是已经认定皇帝突然送来的几张条子，上面写的这个土改的条陈，就是出自秦琅之手了。
    秦琅倒觉得有些冤。
    虽然吧，他确实曾经就土地制度问题，跟人探讨过利弊得失，可却还真没跟皇帝提起过。不过刚才皇帝的这几张条子上的关键词一出，秦琅还是明白这玩意确实就是最先出自他这里。
    毫无疑问，是跟他探讨这土地问题的人，把这事泄露出去了。再联系下这事情他之前也只跟承乾书信里说起过，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承乾把他私下的话，告诉了皇帝。
    或者是，他认为秦琅的话很对，然后以此为根据写了条陈，上陈皇帝。
    反正不管是哪种吧，都是太子把他说过的东西告诉了皇帝，然后现在皇帝拿来让宰相们议论，又特别交待让秦琅先发表意见。
    “卫公，你来议议看法吧。”房玄龄主持堂议，目光里带着几分惊讶之色。
    秦琅站了起来，本来还想摸鱼打酱油，不料这重回政事堂头一天，就让李世民给架上火堆了。
    “其实我觉得这土地改革确实很有必要了，之前租庸调制是以均田法为基本核心，因均田法无田可均，所以最后租庸调制也难以推行，陛下痛下决心，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了两税法，本来当初就应当是先改土地制度，再改税法，结果却是倒过来了，先改了税法，后面土改却没动静了。”
    “几年过去了，如今两税法的好处已经充分体现出来，朝廷每年财政大增，是去过的十倍不止，但百姓们的负担，其实反而是轻了，两税法的成功，让朝廷上下倒是一时忘记了要继续深入改革，打破这旧有的均田法土地制度，可到如今，不改的问题还是显现出来了，朝廷确实已经无地可分，而且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兼并问题也已经初显，主佃矛盾越发激烈，这都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了。”
    一众宰相们听到秦琅这话，越发坐实了秦琅是始作俑者了。
    “那三郎认为当改，从哪开始改？”
    “立法！先制订一部主佃专法，把佃户入籍法律明文形式写下来，颁行天下。要向天下所有人诏告宣示，部曲制度彻底废除，佃户也是大唐良籍良民。过去部曲、佃客犯主，律加凡人一等，这个要废除。而过去主犯佃客，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这样的不合理条文，也要废除。还有主奸部曲妻女者，不罪，这个不合理，也要废除，一律按入籍良民论处。”
    过去，地主跟佃户那就完全是主仆关系，因此地主犯佃，各种罪刑都有减刑，甚至不罪。而佃客犯主，往往都要罪加一等。
    这些所有不平等律令，关键就是朝廷过去对主佃之间的关系定位，是认定为主仆关系，是人身依附的关系。
    而如今秦琅提出要立主佃专法，暂定名主客户法，要把那些非奴隶身份的部曲、佃户通通都直接登记入籍，授予他们客户身份。
    所谓客户，就是没有土地者。
    “主客户以有无土地为划分标准，但身份没有尊卑，更非主仆。客户与主户只是单纯的雇佣关系，不再有人身依附控制关系。”
    “主户失地后，转为客户。客户置地后，则转为主户。主客户最大的区别，就是土地有无，主户要依田亩缴纳地税，而客户无田，只需缴纳户税，若经商做贾，则按规定缴纳工商税便是。”
    法律层面等，一视同仁。
    不论是贵族还是官员，又或是地主、富商，在这个新出的主客专法下，都全部丧失对那些部曲、佃户们的控制权了。
    魏征忍不住问，“我不明白卫公为何要弄出这样一个新法来？难道卫公不知道，华夏自古为农耕文明，士人治理天下，农人耕种土地，各司其职，这才是最稳固的吗？若是过于重视工商，必然会失衡。而如果放纵兼并，则更加后患无穷，将导致天下大乱！”
    秦琅笑笑。
    魏征这种观念，是古代许多士人的想法，也是一种古典的小农经济思想，认为重农抑商，最有利于加强控制，有利于安稳。
    穷不要紧，只要大家都穷，就稳了。
    而抑制工商，很多时间是为了防御贵族豪强与工商的合流，一旦政治和资本再挂沟，以儒家治天下的王朝，就更加难以控制了。
    把绝大多数的百姓控制在土地上，甚至禁锢在乡里，这就是皇帝和儒家士大夫们的理想天下，他们甚至还总幻想着恢复到先秦时的井田制度呢。
    所谓井田制度，就是把一块地分成九块，每块百亩，然后八丁各耕种边上一块百亩地，中间那块百亩就是朝廷的地，这八丁耕种自己的土地之余，还要合力为朝廷耕种那一百亩地，收获后，中间那块地所得就是朝廷所有，相当于百姓为朝廷服役纳税了。
    朝廷以这些公田收入为财政，供应宫廷皇室，朝廷百官，然后以府兵制为军制，闲时为民战时为兵，朝廷也不需要额外再出军费，想象是很美好的。
    可是时代在前进，儒家许多人却还总幻想着复古几千年前的制度，无疑就是迂腐了。
    不汉是秦朝的军功爵制度，还是汉代的抑兼并打击豪强制度，其实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土地政策这块，其实各朝都很失败，这些王朝的败亡，归根到底，也是土地制度的问题。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豪强并起，庄园部曲制度盛行，走向了另一条路，形成了无数的门阀士族，中央朝廷控制力大减，结果就是战乱不断，混乱三百年。
    隋重新一统天下，改进均田法，行府兵制，推租庸调税法，在统一之初，确实有这个条件，但是经历短暂的开皇盛世之后，才二三十年就已经推行不下去了。隋朝的灭亡虽然有许多条件，但国家制度设计之初的巨大的问题，还是葬送大隋的关键。
    别说杨广昏君，就算杨广再强，爆发这样系统性的巨大危机后，也很难撑过去，况且杨广还是个很有野心的皇帝，他的野心加剧了这个危机，于是诸多问题堆在一起后，最终杨广亡国了，成了大昏君。
    部曲和奴隶制度，其实正是壮大士族门阀，成就豪强世纪的根本。
    可魏征等人却只看到了门阀豪强兼并成风，却没看到兼并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士族豪强们跟朝廷抢夺人口。
    大量失地的人因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沦为了贵族豪强们的附庸仆人，人身自由等都被地主豪强们控制，这才是最可怕的。
    而在过去的制度下，入籍的百姓才能成为课户，再加上贵族官员等不课户的特权，结果就是天下人口众多，可朝廷真正能征税，能征役的百姓却是少之又少，国家的负担最后都落到了数量很少的百姓头上，他们承担了太重不该承担的负担，于是历史上，在初唐之后，无数的课户开始成为逃户，国家课丁数量进一步减少。
    占据国家一半以上户口的百姓，全都成了隐户逃户，成了依附于地主豪强们的部曲、奴隶，国家既不能征他们的税，也不能课他们的役，甚至选他们为兵都不行了。
    贵族官僚地主豪强阶级，侵吞了朝廷最关键的资源，于是中唐之时，大唐表面的光鲜之下，已经腐朽不堪，才会有安史之乱，大厦崩塌。
    “诸公，不抑兼并不可怕，因为地主就算买再多田地，按两税法，他也要按亩纳地税，地越多，税越多，一分不能减免。虽为王公宰相，门阀士族亦要一体纳粮。再者，只要开征契税，那么土地流转，朝廷还能额外得一笔收入。”
    “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地主就算兼并再多田地，可总要人耕种的，只要推行主客法，那么地主的地也需要佃出去，而佃种的佃户们不再是他们的部曲，不再受人身控制，那么兼并再多田地的地主豪强，试问，除了田地要纳税，能多收粮多卖钱，他们还能再如以前一般威胁到朝廷吗？”
    “不能！”
    秦琅跟他们细致的分析起来，“我们颁行主客法，还可以用法律明文方式，制订佃租，禁止地主对佃户的过多盘剥掠夺，保证佃户们的利益。”
    过去均田法下，本质上百姓其实就是朝廷公田的租户，也要交租。可地少人多，还有大量的逃户隐户不课户，结果就是课户们交了太重的租。
    一部主客法，让佃户入籍为客户，提高其人身地位，摆脱人身控制，再以法律明文颁定佃租，保证佃户权益，则一切迎刃而解。
    因此不抑兼并，只要配合主佃专法，那么实际上就不是在放纵地主豪强兼并，不是在欺压弱者的百姓，而是事实上的提高更多百姓的利益，保障他们切身的权益，也是朝廷增强对天下控制的强大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