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封赏名单，牵动着上下人心，如果要做到尽善尽美，绝对公平，让所有人都满意，那也是不可能的。而最顶级的二十四人中，还是值得商榷，不能服人的，比如武行德，比如李少游，他二人的功劳、威望相对于其他人，都要薄弱些。
    但是，由刘皇帝拟定，又岂能做到毫无偏私，那也太为难人了，并且这对刘皇帝而言也不是件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事。在这二十四臣之外，看起来有资格入选的仍旧不少。
    比如韩通，或许他自己都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落选了，论及战功、资历也算扎实，只是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也就在平荆湖的过程中，率偏师大破周行逢，值得特别书写，然而，那与十多年来大汉诸多波澜壮阔的战争相比，级别偏低。
    或许时至如今，韩通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年没有死皮赖脸、磕头捣蒜谋求个北伐的职位。心中或许有所失落，但还不至失衡，他从一个小小骑卒，屡受提拔，如今还是禁军三衙之一巡检司的都帅，爵位上也不算亏待，受封河内公，还被列在国公之下第一人。其子韩徽也颇受皇帝看重，在朝中担任着重要职位，父子同受恩宠，虽然遗憾，却也没有什么不满足的。
    至于其他人，如上党公郭从义，这是河东元臣，文武双全，器量风流，从开国时期起就是藩镇节度，从滑卫到魏博，一度是作为开封北面最重要的将帅，拱卫着京师的安全。在药元福去逝后，又入朝为官，作为皇子们的老师。
    而提到药元福，就又不得不说乾祐初年，这个年逾花甲，犹被甲提刀，跃马出击，上阵作战，杀敌建功，在巩固关中及西南、西北各地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同诸节度入朝，从京畿巡检到皇子老师，也是兢兢业业。爵位从汾国公改封汾阳郡公，由其长子药重遇袭爵。
    还有王晏，当年陕州首义三节度，侯章贪婪不法，最后被王晏在洛阳炮制了，而比起赵晖，王晏的才干一定程度上要更为出众。只因为在坐镇晋州时，与当时的武德使王景崇冲突，以致有对抗朝廷的举动，虽然最后在赵晖的协调小，平稳解决，但也因此遭贬。后来被启用担任西京留守，治洛有功，再加进献传国玉玺，被提升为腾县公，此番改封淮阴县公。人总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王全斌，或许最感郁闷的就是他了，论资历、论声望、论能力，都是上上之选，如果得到刘皇帝的同意，早早地发兵灭了大理，或许他也在其列了。
    并且，如果王全斌入选，那王仁赡、李继勋、崔彦进、郭崇威、王彦超、张勋等将领，那就都有资格了。如崔彦进，从灭孟蜀，从平岭南。
    而石守信、潘美、杨业、张永德、赵延进、曹彬、刘光义这些中生代将领，功劳自然是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资历是个硬伤，不是所有人都有赵大的际遇。
    相比于武臣在功劳上的比较、争议，本该更容易引起掰扯的文臣，却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波澜。不是入选的那些人众望所归，而文臣还没有资格与实力要求更多，究其本治，在天下初定的当下，还是武臣的盛世，属于文人的春天还未到来。二十四功臣，武臣位列其中十五席，还是在刘承祐有意的平衡下，才造成的这种比例。
    比较不甘的，要属陶谷了，毕竟他也是追随刘皇帝的老臣了，如今也是位居中枢的宰臣，有所期望，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自我衡量一下，同位列其间的文臣相比，失望地发现，是真一个也比不了，更为郁闷的是，最终只得了个新安侯的爵位。或许，今后他都不好意思被人呼为“陶公”了。
    事实上，这已经是刘皇帝对陶谷的优待了，纵使不提他过往一些不堪的行为，朝廷有众多的战将，如白重赟、罗彦瓌、王审琦、郭进、党进、韩令坤、董遵诲、韩重赟、康再遇、康延泽、刘廷翰、曹翰、崔翰、李汉琼、马仁瑀......这些人，也都只按照县乡亭三等封侯。
    公爵，是一个巨大的门槛，并且可以想见的是，开宝年以后，想要提升，将更加困难。
    还有一批失意者，那就是包括榆国公李洪信等皇亲国戚在内的一大批旧爵，或降减，或直接夺爵。如李洪信，能保留一个榆次县公，都是看在太后李氏的面子上了。另外，不姓刘的皇叔慕容彦超，也由昌黎郡王降爵，改封滦国公。姐夫宋延渥倒是被封为惠国公。
    连堂堂国舅都如此了，更何况于其他人了，那些在大汉建立以及统一的过程中没有实在且令人信服功绩的人，是毫不留情地针对。
    而经过这样一场整顿，大汉的勋爵体系焕然一新，首先就是数量问题，虽然因为新增功爵，而导致数量没有减少，但基本剔除了那些不合理的封爵，并且，高等级的爵位数量基本是被腰斩了。除了那二十四王公，最终得封赏县公以上的外臣，只有五十四人。
    当然，调整最狠的，要属勋职阶官，这才是大汉勋爵最为泛滥的地方。如果说对贵族爵位是大刀阔斧地整改，对于勋阶体系则是彻底的推到重建，几乎将把三代以来所有的勋职散官全部废除，而重新根据军功、政绩、履历，进行重新的分配、赏赐，这也是波及全国的。
    可以想见的是，会引起一番震荡，但旧的去了，有全新的勋贵阶层填补，有这些新的得益者维护，那些旧职旧封自然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中去。
    任何改革变动，有得意者，就有失利者，哪怕是大汉的新封爵们，尤其是那些被降爵的。或许是为了安抚众人的情绪，对于勋贵的待遇，相比过去，则有了显著的提升。
    并且，在刘皇帝的调整下，大汉爵位的重要性在提高。虽然没有食邑、土地这种实封，但是，俸禄是十分优厚的。就在此前，刘承祐让三司颁布了一份全国勋爵职禄条文，上面对大汉所有勋爵、官吏所享受的待遇有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
    以国公为例，除了地位、荣誉的表彰，以及服饰、乘车、免役等一系列的待遇外，每年可以从朝廷领取俸钱两千贯、俸粮五百石、绢一百匹，锦五十段，仆俸三十人额，这些只是例俸，至于其他金银器、杂彩以及逢年过节的赏赐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而给，但绝对不会太吝啬。比起乾祐年间的“小气”，这一回刘皇帝与朝廷已经算是大方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爵位是可以世袭的，哪怕三代之后降等，也是可以传与后人。而其他的勋官、阶官、职官，都不行。并且，负爵而任职者，可以享受双份待遇，除了爵俸，还有职俸，而其他在职者，不管加了多少勋阶，都只能按最高品级领取一份俸禄。并且，国公有一百顷土地可以免税，还有子孙入学、荫官的机会。基本上，考虑到了方方面面。
    可以说，刘皇帝在勋爵体系上，投入了不少的心血，对于大汉的功臣，也算是优待了。因而，对于大部分得到封爵的人而言，都还是很满意的，或许有降有减，但最实在的利禄收益，可是大大增长了的。
    刘承祐做这些改革调整，还真不是为降低朝廷的财政压力，因为按照新贵族的数量与俸禄的提升，在支出上比起往年，反而有了不小的增长，这也是此前他对姐夫宋延渥提到朝廷财政的原因。
    而经过这一番操作，大汉的勋爵体系得到完善，纵有不合理之处，也只需在今后适当调整。同时，一个维护大汉统治的勋贵集团与统治阶级，正式确立，而自唐以来泛滥的勋爵问题得到解决，冗官冗员得到初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