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局势陡变，汉辽冲突，乃至交兵，使得本就脆弱的汉辽和平瞬间支离破碎，回顾之下，七年的安定有如泡影，所谓的和议更是笑话。
    因为辽军突然兵寇雁门关，引得东京朝堂上下，群议纷纷，不论文武，皆觉慨然，那是种被冒犯了的感觉。
    此时，大汉的君臣们，正投入在进军江表、一统南方的热情中。而雁门的战事，就像一抔冷水，当头浇下，虽然水不多，但足够凉，凉至心底，并且足以将刘承祐的注意力再度牵扯回北方，而这一回，可就没有那么容易挪开目光了。
    事实上，对于辽国这突然的发难，还是有些意外加疑惑的，意外其翻脸之快，疑惑他就派一万步骑。
    所幸，大汉这些年在对辽方面的情报工作还是有不小的成果的，经过一番周折，军情司那边上报了。虽然没有过于详细的情况，但明确一点，北归的辽使萧护思向辽主汇报了些什么，在其觐见的第二日，辽军便南下了。
    以大汉君臣的聪颖，自然第一时间把目光锁定在萧护思身上，并作出判断。刘承祐即令武德使李崇矩去调查，从与萧护思有接触的职吏口中，得知了萧护思南下的表现，分明就是秘密刺探大汉的虚实。
    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人眼中，看出的结果也是不同的。作为辽国的北枢密，萧护思当然是有一定眼光的人，是以从其一路见闻中感受到了大汉的威胁，而辽帝也认可了此点，乃有后边的举动。
    了解到此事，刘承祐心生愠怒，当即下令，将接待萧护思的官吏及军官，一并削职罢免，同时，武德司内部，监视萧护思的探事也做了处置。他们都是与萧护思接触最近的人，竟然对其异动，没有丝毫察觉，即便有“游山玩水、纵览风物”的理由作掩护。
    嗯，那些被牵连的官吏，或许会感到委屈，毕竟此前为了维系汉辽之间的融洽关系，皇帝曾降谕，好生招待，礼遇辽使。他们虽有失察之嫌，不智表现，但终究还是被刘承祐迁怒了。
    同时，回忆起萧护思在东京之时，几次与自己直接交流，都是相谈甚欢，谁曾想，在那张和善谦恭的面庞下，竟然含有如此机心与敌意，关键自己还没有什么察觉。
    说到底，还是自己的注意力都在南面事务上，对于北方的辽国，虽说始终保持着警惕，并不时提醒自己，但又怎么可能真得做到时时将那种警惕记挂在心头？再加上，这些年，契丹人也确实称得上“安分”。
    有刘承祐的思考，再辅以宰臣们的分析，很快就把情况基本搞清楚了。而万卒寇代的举动，虽然从中感受到了少许异样，但也暂时只能用“试探”来解释其举动。
    杨业的胜利，使得积压在刘承祐心头的少许郁闷释放了许多，对于他的大胆出击，以少敌多，并战而胜之，刘承祐表现得十分高兴，并说道：“杨重贵果成名于此！”
    斩首1879颗，其中契丹人就有728人，其余杀伤还不算在其中，而自身伤亡，则在千人以内，加上俘虏，加上缴获，实实在在的一场大胜，酣畅淋漓。大汉朝廷，乃至东京士民，多感振奋，对之都是多加褒扬，在皇帝的授意下，宣慰司也出来干活了。
    不过，这种氛围下，还是有人站出来扫兴，说杨业贸然出击，有失守关城的风险，以麾下性命成就自己功勋，大杀辽兵恐引起两国大战......
    对于这等言论，都不需刘承祐发话，枢密使柴荣当众就将那进言的御史给大骂了一顿。其后，左都御史崔周度，迫于群情，主动将那下属直接贬到地方上去了。
    对此，刘承祐只是感慨，这世间终究还是愚者多，智者少，不识时务，自以为是的人，更比比皆是。
    对于雁门大捷的有功将士，刘承祐自是不吝赏赐，杨业的爵位没有提升，仍为崞侯，不过加了“开国”，并提升禄粟，同时将其妻冯氏赐五品诰命，其长子杨延昭赐勋职，让杨业成功实现封妻荫子。
    至于其下的康延泽等将校，也都是厚赏，伤亡优恤，功狗恩赐，用最直接的行为，彰显皇帝对于此战有功将士的态度。
    恩诏一下，东京朝堂又起波澜，在京的武臣及禁军将校，纷纷上表，请求皇帝出兵北伐，请战奏表几乎堆满崇政殿的御案。
    汉将们，有的是功业心作祟，有的是受杨业的胜绩所感染，统一战争虽然重要，同是功劳，但自古以来，还是对外战争、开疆拓土，更能激发有志之士的热血与豪情，更何况此次是契丹人主动搞事，而对于北面的强敌，上下也都抱有一定复仇雪耻的心理，毕竟任其在北疆猖狂几十年了。
    有的人呢，则纯粹是凑热闹了。而禁军的高级将帅中，也多有下场表态的，比如韩通、孙立、李重进、李继勋等人。
    包括赋闲多年的前侍卫司副帅王殷，也主动向刘承祐上表，希望能北伐从征。当年何福进病逝，朝廷选派北面都帅，任命都已经下达了，可惜王殷得意猖狂，行为放肆，为人弹劾，也触怒了刘承祐，直接被一撸到底，不只丢了北面都部署的帅位，还把侍卫副帅的军职也给丢了。
    这些年，朝廷不论是取荆湖，还是灭蜀，王殷都曾主动请求出征，不过都被刘承祐给拒绝了，一是大汉不缺将校，何须他这个花甲老将，二则是，当年的不矩行为给刘承祐印象实在太差了。
    这一次，也是王殷最后一次主动请命了，如果再不能给机会，他也就不作他想，忧忧郁郁地去过他的晚年了。
    剩下的将帅中，慕容延钊、向训、赵匡胤也都没有轻易表态，这是三名政治成熟的将帅，心里清楚，下面闹得再积极，还得看皇帝的态度。而北伐的决策，可是朝廷头等的大事，需要朝廷诸公仔细讨论，全面筹算，不是轻易可下决定。
    这些，都还是在京的将帅，而地方的将领们，尤其是河北的边军，虽奏表未至，但刘承祐已能料想到彼辈跃跃欲试之志，拳拳报国之心。
    将帅请命的背景下，是一场事关大汉战略的争论，南北之争，这几乎是贯穿开国以来大汉战略方向的议题。
    早年的时候，基本没有太大的争议，当时国家实力不足，战略环境也谈不上好，四面皆敌，且漏洞不少，那样的情况下，选择攻取南方，是最合理、风险最小、收益最高的选择。
    即便如此，在乾祐四年，南征在即，辽军聚大兵南下，火神淀之乱，当时就有不少人提议北伐。为何，还是北塞残破的局面下，大汉上至君臣，下至军民，安全感不足。
    在拓地淮南，西收秦凤后，国力渐富，兵势渐强，又有人向刘承祐建议北伐。当时辽国虽然也恢复了几年，但政治不稳定，宗室贵族叛乱不休，让人看到了机会。
    不过，稍加思量后，刘承祐还是拒绝了，仍旧坚持南攻北守的战略，北面既能维持基本的和平，给足了空间，那便按照既定的战略走下去。
    其后，收荆湖，平孟蜀，及至如今。如果北面边情不变，那么接下来一举平定江南，仍是坚持不可动摇的战略。
    但是，这一次不同了，辽国主动改变，掀起战争，将汉辽之间脆弱的平衡地打破。平衡一破，刘承祐不得不严肃北顾，不是心志的动摇，而是来自北面的威胁不得不重视。
    朝廷之中，再度掀起了南北战略之争，并且这一回，并不局限于少数的股肱文武。在5月7日这一天，刘承祐干脆下诏，命在京五品以上文武，各上策略，讨论南下北上事。
    这封诏书，也反应了刘承祐内心的纠结。在群臣各抒己见的浪潮中，刘承祐对近臣发表了一番感慨：“都乾祐11年了，朕还在为南北战略头疼！”
    议潮之中，刘承祐也不由思索，原来的历史上，北宋平定南方，一直到吴越献土，辽国都没有如此大的反应，为何？
    思虑良久，虽未彻底洞悉其情由，终是有所得。
    如果说正史中，五代乱世的结束，从后周的建立开始正式奠基，走上统一的快车道。而今的大汉与之相较，只是在各方面提前了三年，但是这三年的内功修炼，发展到后面，其间的差距可就不止是区区三年了。
    中间少了三叛连横之害，少了王朝更替的混乱，又没有北汉的掣肘，征淮半载而定......这些使得王朝的元气得到了极大保存，恢复发展的速度更不可同日而语。再加刘承祐苦心孤诣的励精图治，以致大汉国力军力之强，远迈“同期”，带给辽国君臣的压力当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
    而正史上，等北宋发展到如今大汉的程度，辽国也同样安稳积蓄近二十载，又没有栾城之战的重大损失，自然安稳些。并且，进入到耶律璟后期之后，辽国的政治环境，也确实有些混乱，国内矛盾也重复剧烈，对宋事务也有心无力。
    而如今，大汉带给辽国的压力感太强了，倘若辽国君臣有忧患意识，就绝不会面对大汉平南而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