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宋君鸿从帅帐里离开后，种慎又负着手在帐里转了两圈。

    他不让宋君鸿出去乱说，是怕坏了军心。但这次高行闯出来的祸和韩书贤拿他手下不当回事的用来随意的牺牲，又让他心里不由得不窝着一股火。

    在和战事相牵扯到的事上，已经很多年没有人能让他不痛快了。偏偏这几年胡须都还没长全的小子就让他如此的憋气。

    在他眼中，其实不管是高行还是韩书贤倒都没有放在眼里，他唯一忌惮的地立在他们背后的那个赵措的无形的影子。

    没人认为赵措会是位仁慈的君王，也没人认为赵措会是位循规蹈矩的君王。

    对于这样一位人主，种慎不得不小心，以致会在眼前的这件事上多少有点投鼠忌器。

    可他若是就这样放过了高行和韩书贤，又未免让人认为他种慎真是可欺之人了！

    他冷哼了一声，向典虾仁吩咐道：“你去把李魁给我叫来。”

    典虾仁应了一声诺，不一会儿，但领着一个四十来岁着儒衫的人进来了。

    这个人就是李魁，种慎的幕僚之一。

    从体质上讲，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弱书生。他拉不开弓，也轮不动枪，连骑马都骑的歪歪扭扭的。可这个人就偏偏成了种慎的左膀右臂，种慎走到哪里，就会让他也跟到哪里。

    但从智谋上讲，其人确有过人之处。虽不敢比之以张良、陈平，但说声有辅贤佐业之能却绝不为过。

    他跟着种慎已经有十多年了，是种慎的心腹。有一次种慎也曾想推荐其出仕为官，但李魁却以没有参加过科举，没有功名为由拒绝了，宁可只当一个无官无职的普通百姓之。

    但在种慎的军中，却没有人敢轻视于此人。

    原因无他，此人算是少有的几个敢于当面直斥种慎之非而种慎还不会动怒的人。

    种慎看到他进来，跟典虾仁吩咐道：“你先下去吧。”

    典虾仁行了个军礼，跟帐中的士兵们使个眼色,便一起走了出去。帐中只留下种慎和李魁两人。

    种慎从帅案上抽出一封奏折，递给李魁说道：“我写好了的，你看看。”

    李魁打开奏折翻看了几眼，其中讲的便是这次高行和韩书贤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也没有细看，只是又把它递还给了种慎，问道：“太尉是打算把它送呈到哪里去？”

    按理说，现在是战时，类似这类文书理应先送呈抗敌行营那里去。可李魁像是种慎肚里的孙猴子一样，迅速的摸到了这件事接下来发展的重点。

    凭着种慎现在右路军主帅和大宋当朝前司太尉的份，他当然也可以绕过抗敌行营，把这个奏折直接送到两府，甚至是皇帝的御桌上。

    但这两种呈送方式却会是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因为这其中除了皇帝以外，还牵扯到了两个重要的人物：韩侂胄和赵汝愚。

    这是两名都绝对无法易与的重要人物。

    且在李后一党被赵措大量清洗之后，现在韩侂胄和赵汝愚两人已渐渐发展成为掌握新朝实际政权的新贵。

    当然，他们今的地位和名望，都绝非是浪得虚来的。除了当初共同太上皇退位，迎赵措登基的从龙之功外，他们本的能力也是让人不敢将之小视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这两人都算是和天家有着深厚的戚谊。

    韩家与高宗皇帝是姻亲的关系，韩侂胄的母亲便是高宗皇帝的皇后。

    而赵汝愚则直接是赵宋宗室成员。虽然与当今天子已经出了五服，但照样也是如假包换的宋太祖的子孙后代。

    两人都家世显赫，份高贵。

    另一方面，从能力上讲，两人更是远迈寻常人。

    韩侂胄文武双全，自小就和军中各士交往，在军中留有深厚复杂的关系网。

    而赵汝愚则更不容易。大宋朝的祖制，赵家的宗室子孙，可以享有尊崇，但不能随便干政。真想参政，便需要和普通士人一样下苦力读书，然后再参加科举，以普通读书人的渠道进入官场，并从底层一级级的做起。能做到这一点的，在宗室中并不多见。

    可赵汝愚便是这样一个凭着科举出的宗室子弟。他先是考中了进士，后又历任多个县、州、府、路的地方官员，广受好评。他不仅是个宗室，更是一个能吏，还是一个名满天下的儒家大贤。他在理学上的造诣非常高，更与当代的理学宗师朱熹是至交好友，两人常在一起谈学论道，是儒林当中的佳话。如果不是因为怕他以宗室成员份开课收徒易引起官家猜忌，那他一旦开课讲学的话，相信全天下的读书人都会有八成的趋之若骛。

    这是两个牛人！

    此前他们还一起联手做了件更牛的事，那就是昏馈暗弱的太上皇退位，然后又扶持赵措做了当今天子。

    从龙之功，这历朝历代都是高功。

    所以这两个人在新朝中更受重视。

    现在韩侂胄就在中路大军，全权参与抗金大计的领导。这是一个国家的死生之道，存亡之计，赵措把他交给韩侂胄去掌管，足见对韩侂胄的信任与看重。

    另一方面，赵汝愚则已经升为参知政事，这个官职也称被为“执政”，或通俗的讲为——“副宰相”。

    而正牌的宰相王永此时已是垂垂老朽。本来赵措新帝登基，对王永这尚有余威的百官之首不敢立即撤换，以免引发政局动。可再过个一两年便想让王永挂印致仕，容归故里的态度却已经明显了。而王永心里也是有数，所以干脆就不大理政，而朝中大权也都实际上落到了副相赵汝愚的手中。

    “你认为我应当先呈送到哪里呢？”种慎问道。

    李魁却并不接他话，只是反问道：“那你想得罪谁呢？”

    无论韩侂胄，还是赵汝愚，这无疑都是得罪不起的人。

    虽说种慎也是当朝高官，种家也是百年将门，但这并不代表种慎就可以随意的去得罪他们。

    他们后都有动不了的原因。韩侂胄代表着外戚势力，又有军中不少将领的支持；赵汝愚代表着赵家宗室的势力，在文官集团中有大量的崇拜者和支持者。

    谁都不能得罪！

    如果种慎把这个奏折送到抗敌行营去，那就是相当于交到了韩侂胄的手中。而如果绕过抗敌行营交到两府，那就相当于是递给了赵汝愚。

    递给这两人有差别吗？有大差别！韩侂胄和赵汝愚虽然在扶持新皇登基一事上戮力同心，但在新朝中两人间的摩擦还是慢慢地显现了出来。

    韩侂胄的油滑世故，左右逢缘让赵汝愚多少有些不齿，认为其有“弄臣”的倾向。韩侂胄迎合新皇帝和军中少壮势力，一直在鼓吹伐金，让赵汝愚认为是好大喜功。

    而赵汝愚坚持理学的“存天理，灭人”，又让韩侂胄认为是假清高。赵汝愚认为一个国家要算真的强国，不一定在于国家的版图有多大，而应是让老百姓过的富足安康。这让韩侂胄讥讽为胆小偏安。

    这两人不管是从做人的原则还是从治国的理念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当面临巨大的外患时，这两人联起后来，就相当于文武合壁，经与权相佐，可谓是无往而不利。但一旦国家无事时，相信两个人之间必将是各说各话，各行其事。

    所以种慎也明白，就算是现在把这封奏折送到了赵汝愚的面前，在这国难当头的关口上，皇帝和赵汝愚也不敢拿韩侂胄怎么样。但这仗总有要打完的那一天，如果到时赵汝愚突然想要秋后算帐，那么这封奏折就会成为一柄直指韩侂胄心口的利剑了。

    看来种慎要想解心头之恨，唯有现在把这奏折递送给赵汝愚了。

    李魁把那封奏折在掌心里敲了两下：“临大事者，忍人所之不能忍，方可为人所不能为。市井贩夫走卒尚知，太尉岂不明乎？”

    种慎却并没有答话。傍晚的阳光慢慢黯淡下去，慢慢地把种慎掩入一片昏暗之中，他的脸色也跟着晴不明，让人无法捉摸。

    种慎立朝堂数十载，历经三帝，任太尉高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会打仗。官场上的门道千繁万杂，其实说清楚了也无非两个词儿：“小心”和“站队”。

    在赵汝愚和韩侂胄之间的争斗尚未明朗化的前提下，现在就急于表示与其中的一方为敌，是否明智？种慎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他后有整个种氏家族需要他一直在朝堂上继续屹立，他不可以不小心。在华夏的历史上，一人做错累及全族的事并不鲜见，有时越是高官，越可能危及全族人员的安危。在大宋的律法里，从“满门抄斩”到“尽诛九族”可都是明文实字儿的直接写在纸页上了的。皇帝可没心思去关心你府中的某个下人或族中的某个子侄倒底无辜与否，总之，一概拉出去砍头最省心。

    种慎尽管是已是官高功重，但他自问比起韩侂胄现在的地位和势力来说仍有不如。

    李魁慢慢地走近种慎所掩的那片黑暗，小声地说：“其实，我相信太尉早已经让送往抗敌行营的信使的马都备好了吧？”

    种慎看了李魁一眼，突然叹道：“我真应该杀了你，省得我肚里有几根肠子都被人知晓的一清二楚。”

    李魁却不以为意，笑道：“某大好头颅，不为君所用，也不妨为君所取。”

    李魁心中明白：种慎要杀某个人的话，连哼都不会多哼一声。但他对着李魁扬言要杀他至少已经说了十年，但实际上却从未动过他上的一根汗毛。

    李魁并不担心种慎会杀他，或者说，他亦不惧。士为知已者死，这对于他来说，已经足慰生平了。

    同样的，他知道种慎其实一早就已经下定了主意，他叫李魁来，只是需要有个朋友能听听他的烦恼。别人都以为种慎严格自律，善忍耐苦。却不知只要不是庙里的泥胎菩萨的话，是个人就会有心气儿，就也会烦恼和不快。种慎有时也可能会像小孩子一样的呕气，只是从不在人前表现出来，除了这个李魁除外。

    没有人会想到，纵横沙场数十年，杀人盈野的军中名将种慎，其知已会是一个病弱的老书生。

    李魁把他奏折收了起来：“这个就交给我来帮你处理吧，说不定能帮你换回一两件快意事。”

    种慎直到这时才点了点头。

    李魁也再不说话，返就自己离开了帅帐。

    种慎从帅案上抽出一卷宋金两国的地理舆图研究起来。这上面有城池数百，山岳星布、河川纵横，但这一切比起朝堂上的事来说，都算不得复杂。他看了足有一个时辰后，才抬起头，揉了揉有些发胀的眼睛，这才想起自己还一直没有吃晚饭。他刚想唤典虾仁给他送饭来，突然一名亲兵就在帐外高声道：“禀太尉，中路军那边有信使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