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性等人的归来，让朱由检大为欣喜。这一次西北的防疫治理行动，算是真正的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隔离防疫工作办法和组织制度。

    当然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初期防疫小组因为不明白鼠疫的传播方式和缺乏必要的隔离措施，导致自身的死亡率超过了50%，即便是后期各项保护措施较为成熟的时期，也因为部分小组成员的疏忽和不遵守纪律，导致了有四分之一组员感染过鼠疫。

    不过正是在这种生死之间的磨炼下，吴有性终于带出了一支极富有组织和纪律性的医疗队伍。在崇祯看来，这应当是西北防疫作战中获得的意外之喜。毕竟鼠疫并不仅仅爆发在西北地区，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时常有所爆发，只不过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山水相隔，疫区平民迁移不及北方容易，因此波及范围不会如北方地区扩散的如此广泛而已。

    能够平息掉河套为中心地区的鼠疫扩散，也算是解开了悬挂在北方百姓头上的一块巨石，否则又是旱情又是瘟疫传播，朱由检都不知道要如何解开这么棘手的局面了。瘟疫的传播需要限制人口流动，而北方的大旱却又逼迫着灾民四处流动寻找活路，朝廷不管选择什么对策势必都会激起当地平民的反抗，从而将尚可维持的局面变得无法收拾。

    说吴有性领导的西北防疫小组挽救了大明的半壁江山，朱由检认为这不是一句空话。所以他才不惜放下一切，亲自出城迎接了返回北京的吴有性一行人员。这让吴有性等防疫小组的成员颇有些手足无措，因为他们工作的特殊性，沿路的官员和百姓甚至不愿意他们入城休息，生怕他们带来了瘟神。

    事实上就连吴有性自己此前在路上思考的，不是如何向皇帝汇报此次西北防疫工作的详情，而是如何向京城的官员解释他们身上并没有携带疫气，从而能够顺利回到城内的医学院内。

    然而皇帝的出现，让参与西北防疫成员们面临的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哪怕那些最为迷信的官员，此刻也不敢拒绝这些和瘟神打过交道的医生们的入城了。一路上行来颇感到委屈的年轻医生们，在得到了皇帝亲自出城迎接的礼遇之后，心中的不满也渐渐散去。

    崇祯在欢迎了这些医生们的返回之后，还当众向他们宣布，此次参与西北防疫而牺牲的医生和学生们，都将会被授予英雄的称号，以表彰他们在对抗瘟疫中所展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

    参与西北防疫的医生和学生们，虽然比普通人更有觉悟，但是他们也依旧是渴望被理解和认可的。皇帝当面表现出的对他们的认同，其实比朝廷的赏赐更让他们心情舒畅。而吴有性也才能够在第一时间，同崇祯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工作汇报，让崇祯获得了对于西北疫情最为详细的了解。

    崇祯的举动也并不是没有回报的，西北防疫小组的医生和学生们在疫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们同样也得到了疫区军民的信任和尊重。特别是宁夏和土默特川两地的蒙古部族平民们，甚至将这些汉人医生看做了拯救部族的汉人活佛。

    因为这只防疫小组成员们立下的功绩，使得察哈尔部及不少蒙古右翼部族的平民始终坚定的站在了天可汗的一边，使得漠南蒙古贵族们失去了分裂国家的基础，从而真正将蒙古诸部融入到了中国之内。

    和吴有*谈了一日之后，朱由检的心情还是不错的。不过第二天一早当他看过了钱谦益带来的内阁会议记录后，脸色就有些不怎么好看了。

    “昨日内阁讨论了半天，最终就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吗？把解决粮食问题的希望放在国外，这就算是完事了？”

    钱谦益来之前还是有点底气的，毕竟他反复思量了昨日众人讨论出来的解决办法，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下应当不会再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但是现在被皇帝这么一质问，他心中又突然感到有些虚。

    “臣昨日同众位阁臣仔细盘算，认为当下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大约也只有如此了。至于运力不足的问题，臣等以为可以招募外国商船…”

    朱由检摇着头打断了他说道：“招募外国商船能够解决运力问题？虽然近海地区现在已经可以通过月距法指引航行，但是去岁大明往返日本的船只失事率仍有一成，往返南洋船只的失事率有一成半。

    也就是说十艘运粮船就有可能有一艘出事，你们想要从海外购粮就必须加上十分之一的损耗率才行。另外，南洋诸国的稻米加工率并不足以在短时间内加工出我们所需要的稻米数量，如果我们要更换成稻谷进行运输的话，运输量就要增加一倍。

    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起码今年以内，我们即便在南洋诸国征购到了足够的粮食，也难以将它们全部运回国内来的。

    另外，内阁作为大明最高的行政部门，怎么能够将解决问题的希望放在我们尚不能完全掌控的海外领地？如果你们在国内都无法把多余的粮食收集上来，又怎么能寄希望于国外领地上的那些官吏可以把当地的余粮征集上来？

    或者说，如果海外粮食无法及时输入，内阁起码也该有一套备用的方案以控制灾区的局面吧？难道你们就打算这么眼睁睁的看着，等待河南出了问题再去解决不成？”

    对于皇帝的质问，钱谦益半响说不出话来了，沉默了许久才支支吾吾的回道：“可是臣昨日已经询问过户部和农业部大臣的意见，他们认为国内已经没有什么余粮可以挖掘了，只能依靠从南洋各地运粮回来填补这个缺口。

    至于陛下对于海外粮食难以运回的担心，和河南等地灾区的管制问题，臣回去之后可以再和诸位阁臣商议，一定会给陛下一个详细的方略。不过，崇祯2、3年的时候，河南也乱过一阵子，当时也没掀起什么波浪来，臣以为今日大明的政局比崇祯2、3年要好的多，应当不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的。”

    崇祯却不赞成钱谦益的侥幸心理，他不以为然的反驳道：“崇祯2、3年河南的形势如何能和今日相比，当日河南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士绅兼并土地太多，让河南百姓怨气满腹而已。当日朝廷站在百姓这边，打击了河南的土豪劣绅，是以这些土豪劣绅即便聚兵反抗朝廷，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不过是一群丧家之犬罢了。

    更何况，这些土豪劣绅向来不得人心，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胁迫本县本乡的乡民作乱尚可，想要跑到外县去，首先就会被外县的士绅民团给打回来。但是今日乃是河南全省受灾，上千万百姓无粮可食，这样规模的灾民流动起来，地方上的民团如何能够挡得住？

    今日河南不乱则已，一乱便是全省糜烂。河南是什么地方？是中原之地，是我大明的腹心，战时此地为四战之地，也就是说河南一旦糜烂，流民军向北则京畿动摇，向南则粮赋之地受害，向东则南北漕运断绝。这样的地方遇到这种灾荒之年，岂能没有备用方案以安定时局？

    河南今年的夏收是没什么指望了，根据朕这里收到的报告，河南半数以上的州县粮食大规模减产已成定局，还有五、六个州县估计要绝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朕担心这样的天气还要延续下去，河南的秋收恐怕也没什么指望了。

    所以，朝廷应该放弃一切幻想，做好最坏的打算才成。至于你刚刚说国内已经再无余粮可以挖掘，朕看不见得。你们讨论了这么多，为什么就没人提起江南士绅手中有没有余粮。钱先生，你不妨说说看，江南士绅手中究竟有没有余粮？”

    钱谦益的心陡然一沉，江南士绅手中有没有粮食，当然有粮，但是大家都不会去提及这个要人命的话题。北方士绅这些年虽然被皇帝敲打的服服帖帖的，但这也是外有满清入侵，内有流民变乱的威胁下，加上皇帝又给了这些北方士绅投资工商业的出路，他们才会选择接受朝廷提出的改革政策。

    但是南方士绅根本感觉不到满清入侵和流民变乱的威胁，一是有北方军民给他们抵挡着；二是得利于南方优渥的自然环境。使得南方士绅眼中，威胁自己日常生活的，不是外敌和流民，反倒是眼下的这个朝廷推动的改革。

    不管是开放海禁，改革盐务，还是严格征收工商税，实质上都是在从这些江南士绅的口袋中掏钱。能够从朝廷改革政策中获取好处的，大约只有那几个开放口岸和一大群中小商人们。对于江南的豪绅和大地主来说，这些年的改革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

    只不过南方士绅的力量虽然庞大，但他们并非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团体。再加上天启年对于东林党人的打压，崇祯朝办理的扬州盐引案、南京科考案、太湖匪盗案等，已经将南方士绅结起的泛政治联盟打了个七零八落，这才没有出现一个能够凝聚起南方士绅力量的反改革政治团体。

    但即便是如此，朝廷推行的改革政策也很难越过长江，特别是在江南地区获得推动。地方官员和士绅的阴奉阳违，往往使得朝廷的改革政策在这些地方被束之高阁，难以触动当地的社会固有阶层。

    哪怕是同样出自南方士绅阶层的钱谦益，对于这种局面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在他看来，江南士绅能够不拖欠税粮，已经算是很给朝廷面子了，这也是他们被皇帝的严厉打击给吓倒了。太湖匪盗案中，朝廷对于那些士绅不留情面的处理，总算是让他们记得这个国家姓什么了。

    不过这些士绅们畏惧皇权，并不代表他们就畏惧官员，崇祯可以当一辈子皇帝，难道你钱谦益能当一辈子首辅？更别提，江南士绅之间盘根错节，豪门大户之间都可以论一论亲戚关系，常熟钱氏自然也是有亲戚的，因此有谁会真正下决心去招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大明朝200余年，也不过出了一个海刚峰和一个张江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