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过去了，原本只是一处土墙木篱笆垒就的草原小城，现在已经成为了塞外饮马河边一座新兴的大城市了。

    站在丰镇城外的黄土山崖上就能看到，原本只有一条街道的丰镇城，现在已经扩展成了横九竖八十几条街道的大城市了。

    规整的街道上车马川流不息，街道上除了大量的商铺之外，更多的还是硝制皮革的作坊，就连站在黄土山崖上观望景致的袁崇焕，也能闻到淡淡的皮臭味。

    短短2年多时间就从几百户人家的小城发展到数万人口的大城，自然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右翼蒙古各部的迁移，陕西灾民的迁移，山西商号的迁入，朝廷的各种扶持政策，才将这座出塞商队歇脚的小城，发展成为了塞外商旅出发及返回的集散地。

    曾经被蒙古人视为塞外明珠的归化城，也在这座新兴的丰镇城面前黯然失色了。从丰镇城向周边望去，一处处的汉人村寨、固定蒙古包、固定牧场和整齐排列的田地，取代了原本草木丛生的荒野。

    这种兴旺发达的景象，就算是关内也很难看到了。不过袁崇焕倒是觉得，此地能够如此快速的发展，还是在于三样东西。

    第一样便是风车，这些风车既可以把低处的河水送往高处，还可以不停的将地下水抽到地面，然后通过水泥砌筑的引水渠分流到农田和固定牧场中去，极大的补充了河水难以灌溉的地区。在农作物成熟时，这些免费的动力更是可以把玉米、小麦磨成粉面，好处实在是难以说清啊。

    第二样便是半年多前修建完成的，从丰镇到大同的448公里铁路。这条铁路的建成，直接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降低了一半，并且令两地之间的运兵速度缩短到了一日之内。

    永乐帝之后，大明之所以在草原上采取了收缩战略，首先便是大明开国不久，内地尚有大片大片的土地被抛荒，自然就没有多余的人口去开发自然条件较差的蒙古草原了。

    其次便是，草原地形平坦，适合骑兵出击，却不利于步兵防守。即便是在草原上建起了城池，孤立无援的守军被断绝了后勤补给之后，也终究是要被游牧民族消灭掉的。

    不过到了现在，保持着原生态的蒙古草原，自然条件反倒是比过度开发的陕西地方要好的多了。因为土地兼并和天灾失去土地的灾民、流民数量众多，足以开启对蒙古草原的迁移垦殖活动。

    而铁路的出现，则解决了大明军队对于游牧民族骑兵优势的对抗。不管是什么时代，解决了后勤和行军速度问题的农耕民族的军队，总是可以轻易吊打游牧民族的。当然，在铁路经过的区域，不管是定居的蒙古部族也好，还是汉人的移民村寨也好，其接触到中央朝廷的信息和铁路带来的便利都是其他地方的百姓所无法比拟的，这些人也会比其他地区的百姓最为拥护中央权威。

    比如现在这条丰大铁路的周边居民，就能享受到更为廉价的煤炭、铁器、瓷器和茶叶等生活用品，而他们的收获也能更快的通过这条铁路销售到内地去。这就像是一条畅通无阻的血管，将周边的血肉牢牢的粘结在了一起。

    第三样就是某个山西移民发明出来的铁丝网，几根木桩加上几道弄上了倒刺的铁丝，就能把一片土地圈占起来，作为牲畜的固定牧场。这样既减少了牧民和汉人移民之间的矛盾，也能将牧民的羊群保护起来。

    和蒙古牧民只知道四处寻找水草放牧不同，汉人的定居观念使得他们更希望能够把牲畜固定养育起来。除了种植传统的紫花苜蓿外，朝廷从西域引进的黑麦草，农会还在组织挑选本地分布最广的羊草和冰草品种，试图将这些野草也变成可以种植的牧草。

    这些被固定下来的蒙古牧民和夹杂在其中的汉人垦殖点，很快就成为了丰镇居民和驻军的食物及其他生活物资的提供者，而这片草原的管理者也从各蒙古部族的贵族手中，转移到了驻扎在丰镇的各个衙门。

    当然收益最大的还是那些商人，他们不仅极大的降低了行商成本，还压低了不少货物的生产成本，为自己获取了更多的收益。

    此前被皇帝强行打压，才不得不拿出钱来投资建设山西境内铁路的晋商们，很快就从铁路建成后获得了超额的回报。这些晋商们立刻意识到，投资铁路不仅仅在于获得铁路运输的收益，更重要的是能够让他们借助铁路去更有效的赚取铁路经过地区的财富。

    即便是右翼蒙古部族在崇祯的支持下，建立了大型的联合畜牧公司，也没能难倒这些精明的晋商，他们反倒借助了这些蒙古亲贵们把持的畜牧公司，对于普通牧民和没有加入畜牧公司的草原部族进行了更为有效的剥削。

    右翼诸部的台吉、那颜们骤然之间就富裕了起来，他们协助着这些山西商人，毫不客气的搜刮着部众和远方的兄弟。获取了大量财富之后，这些台吉、那颜们不是把府邸修建在了丰镇、大同，就是干脆在京城买了宅邸定居了下来。

    朝廷从商人身上征发的税金，不断的用于右翼诸部所在草原上的基础设施，为这些牧民们提供了定居点、水渠、教育和信仰。在金钱分化下的蒙古右翼诸部，开始日趋分流，上层阶层失去了和下层部众同甘共苦的生活，而下层部众开始疏远这些只知道索取的台吉老爷们，亲近那些为他们提供公共福利的朝廷官员和教师，开始认同蒙古、汉地皆为中国的观念。

    袁崇焕是亲自见证，这两年里蒙古右翼部族的亲贵是怎么和自己的部众一步步对立起来的。如果说之前是朝廷需要拉拢这些蒙古亲贵，才能控制住这些蒙古部族的话，现在的情况倒是反过来了，没有朝廷的支持，许多人都要被自己的部众所抛弃了。

    当然造成蒙古右翼部族变成如今的状况，原因也非只一条。多年来同关内百姓的贸易往来，其实已经让右翼蒙古部族的上层基本汉化了。他们已经难以回到过去那种游牧千里，吃着白水羊肉和羊奶的艰苦生活了。

    察哈尔部西迁，林丹汗对右翼部族的攻击，也使得不少右翼部族首领们对蒙古国失去了期望，他们不愿意臣服林丹汗这种欺软怕硬的大汗，却又难以违背臣服于黄金家族血脉的魔咒，这就令许多人想要逃避现实。

    朝廷对蒙古部族的拉拢政策，使得这些部族首领们有了逃离蒙古部族内部战争的借口，他们宁可托庇于大明的羽翼之下，也不愿意向无故攻打自己的林丹汗臣服。

    而朝廷放开了边贸限制，令晋商大举出塞，则是摧毁了这些亲贵心中最后一根信仰的支柱。中国的商人们从来不是什么柔弱可欺的小白兔，不管是西班牙殖民者还是荷兰的海上马车夫，乃至于之后的英国商人，他们在海外经商时基本都是在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然而唯有中国商人，他们在经商之余，还有随时对抗着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打压。这也使得中国的商人团体，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

    当崇祯放开了对外贸易的限制，给予了商人成立商人代表大会的权力，并组建了银行以支持工商业的纸币筹集之后，各地的商人顿时就抱团成长了起来。

    虽说晋商在之前的张家口通敌一案中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但是底蕴深厚的晋商凭借着山西银行的支持，很快就恢复了元气。作为大明朝官商纠缠的最为紧密的一个商人团体，晋商很快就找到了获取最大利益的边贸方式。

    借助老相识袁崇焕的官方保护，然后用小利收买那些台吉、那颜们控制的畜牧公司，从牧民和远方的部族手中低价收购皮革等货物，高价出售食盐、茶叶、瓷器、玻璃器、铁器、肥皂、蜡烛和镜子等生活用品。

    凭借着种种手段，到了崇祯四年，丰镇地区已经很少看到除晋商以外的商人出现了。不过这并不能满足晋商集团的胃口，他们很快就盯上了，从丰镇到集宁海子，然后越过大漠前往漠北草原的商道。当然，他们想要修建的是一条铁路，而不是黄土官道。

    在晋商们看来，只要掌握了集宁海子，那么大半个漠南蒙古草原就基本成为了自己的囊中之物，那些从前四处奔走的蒙古部族，迟早会停留下来，成为被他们放牧的羊群。

    而如果能够打通集宁海子到漠北蒙古的道路，也就相当于绕开了陕商控制的河西走廊，找到了另一条通往西域和中亚的通道。

    恩，曾经亲密如一家人的陕、晋两地的商人，因为争夺内蒙和西域商道的控制权，已经成为了势不两立的两大边贸商团。

    晋商在内蒙商道上打压陕西商人，而陕西商人则把晋商的股本从关中-河西铁路中驱逐了出去。北方各省的商团们，现在都有了一个共识，铁路延伸到的地方，就意味着铁路公司利益的延伸和扩大。

    而此时的南方商人们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虽然上海县城到南京的铁路是开通了，但是除了方便两地商民的往来，并没有给铁路股东们带来特殊的利益。毕竟铁路的两头都是江南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谈不上什么一方对一方地区的经济掠夺。

    和晋商团体拥有着共同利益的袁崇焕，自然是站在晋商这一边的。但丰镇向集宁海子延伸的铁路计划还是被中断了，阻止这个铁路计划的，自然就是那位林丹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