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允厚还没有从黄立极、袁可立带回来的消息中清醒过来，便收到了崇祯召见他的命令。郭允厚很快便恢复了冷静，跟着王承恩来到了主敬殿。

    朱由检和郭允厚打了招呼，让他坐到了丰城侯的对面，这才对着两人说道：“关于配给制制度的实施，在勋戚和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广平、大名六府士绅地主中遇到的阻碍，丰城侯这边已经向我汇报的很详细了。

    郭先生也应当清楚，山东三藩对于配给制中粮棉征购政策的阻碍，应当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各省的士绅地主，都会盯着北直隶的士绅地主的行事，以此作为标准来决定，他们对于朝廷颁发的配给制政策的接受程度。

    而北直隶的士绅地主，说到底还是这南边的六府势力最为强大，他们不是依附在勋戚的门下，便是和某些勋戚结成了亲家，有些人甚至和宫内也有联系。

    他们若只是单独一个人，自然会老老实实的服从于朝廷的命令。但是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形如一个整体，在这种情况之下，某些人往往会错误的判断形势，以为自己的力量可以对抗朝廷的力量。

    虽然在朕的眼里，即便是这些士绅地主和一部分勋戚、太监联合在一起，也只是一只不自量力想要拦截马车的螳螂。只要我们拿出决心来，马车必然是能够从螳螂身上碾压过去的。

    但是，北直隶的士绅地主和京中的勋戚，毕竟还是朝廷的支持者，如果我们不说一声就这么碾压过去，首先就会削弱朝廷自己的力量。

    而且他们在当地都是有名望的大户豪族，依附于这些大户豪族的百姓不知有千万户。在这些百姓眼中，这些数辈子和他们打交道的大户豪族，才是朝廷在当地的代表。

    一个从来没有和他们有过直接联系，在数百乃至上千里外发来的一封文告，如果没有这些当地大户豪族的认可，是无法被这些平头百姓所相信的。

    所以，朕以为朝廷需要先分化，勋戚、士绅大地主和当地中小地主、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只有当他们之间对立起来，朝廷才能通过地方官府以仲裁者的身份插手地方，掌握这些地方县以下的统治管理权力，将配给制度落实到每一个村子里去。”

    对于崇祯放弃了以力破局的解决方式，丰城侯和郭允厚都在心里松了一口气，郭允厚随即试探的向皇帝询问道：“陛下说要分化这些人，不知是不是已经有了全盘计划了呢？”

    朱由检想了想说道：“全盘计划么还没有，但是这些天来的思考，倒是有了一个解决的思路。

    我们要解决的北直隶反对配给制的声音，其实可以将反对者分成四类人：投资棉纺织业的勋戚、士绅、商人；拥有大片良田种植棉花求利的地主；拥有大片良田依旧保持旧式自给自足经济的地主；还有人数众多，但是土地面积不及前两者的中小地主。

    朝廷颁布配给制的目的，一是为了保障北方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第二便是保障棉纺织工坊、粮食加工工坊等行业能够获得足够的工农业原料。

    郭先生应当有所了解，伺候一亩小麦，大约需要农人投入4个工作日；伺候一亩棉花，大约是小麦田一倍的劳动时间。

    一对夫妇在北直隶耕作50亩上田，如果是自家的田地，便能够收获50石小麦，现在市场上每石小麦1元，扣除成本可得44元。平均一下，便是每人年入22元，要是田地不是自家的，还要减去地租，所得就更少了。

    但是一名妇女在棉纺织工厂干上10个月，也能获得30元的收入了。而她在这10个月内所创造的价值，起码也是她所获酬劳的一倍以上。

    可见，只要这些工坊有足够的原料，把这些农人招进工厂内劳动，比让她们在田地里干活，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来。民众创造的财富越多，国家就能收取更多的税金，以缓解我们所面临的财政困境。

    而且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让大量的民众处于失业状态，不但意味着无形中损失了大量的活劳动，还需要国家拿出可贵的储备粮食来喂饱他们，这一来一去便是双重的损失。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清楚的知道，朝廷今后的工作目标是什么了。

    对于朝廷来说，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一是要保证我们能够获得足够养活所有人的粮食；二便是为工业生产提供足够的原物料。

    所以，我们要打破现在农村中一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让我们的农业变成，以交换商品为目的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

    从这个目标出发，第一、二类人都是我们可以拉拢的对象，而第三、四类人则是我们必然要进行打击的对象。”

    崇祯说到这里时稍稍停顿了下，观察了下郭允厚和丰城侯两人的表情，发觉他们脸上并没有什么变化，这才继续说了下去。

    “第一类人想要的是降低粮棉价格的上限，特别是棉花的价格；第二类人想要的却是提高粮棉价格的下限，他们最在意的同样也是棉花的价格。

    而第三、四类人对于我们制定的价格并不感兴趣，他们只会将自家田地里的产出囤积起来，直到市场上的粮棉价格涨到他们期待的价位。

    之所以后两类人和前两类人的表现有这么大的差异，就是在于，后两类人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超出他们需求的粮棉，要不要用于交换，对于他们的生活构不成什么影响。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需要做的，便是拉拢第一、二类人，打压第三、四类人。最终将所有的地主都变成，为市场生产商品粮、商品棉的农场经营者。

    配给制度并不单单只是，将有限的粮食集中起来，进行最有效率和兼具公平的再分配。它同时也是为了让我们的工厂，能够获得稳定原物料的手段之一。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朝廷的利益和第一、二类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和第一、二类人进行接触，确定粮棉的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从而确保大家在这个共识的范围内行事，而不是互相损害对方的利益。

    而对于第三、四类人，朝廷也没有必要直接出手。我们可以允许一部分人成立粮棉收储公司，由朝廷对他们颁发特定范围内征购粮棉的执照，让他们获得配给制度实施后的一部分利益，从而让第三、四类人对朝廷的不满，转移到这些执行者的身上去。

    当然，对于成立这些收储公司的人员，户部要进行严格的挑选，要尽量挑选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人员来建立。不要选择，想要通过粮棉征购获得利益，却又要朝廷去给他们站台的那些人…”

    如果是两年前听到皇帝的这番言论，郭允厚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少年人的胡思乱想，把国家大事当成了过家家的游戏。因为他自己就是这类自给自足的士绅地主中的一个，光靠老朱家给的那点俸禄，他早就喝西北风去了。

    因此这个政策都不用拿出去讨论，他自己便要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崇祯的主张，以保护自己的家业了。就算他那时已经上任户部尚书，他也不会觉得国家财政出现问题，和户部有多大关系。

    若是放在一年以前，对于皇帝的这番言论，他也许会理解，但却不会表态支持。因为和那些自给自足的士绅地主相比，前两类人的力量未免太微不足道了。

    当然他也不会完全否定皇帝的主张，因为管理国家财政的权力归属于户部，不仅极大的提高了户部在朝廷上的地位，也给户部的官员们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利益。

    可以说，在一年前户部官员们已经率先脱离了，要依靠家中田宅出息补贴自己的游宦生涯了。光是三大银行、股票、债券的连续出现，就已经让户部的官员们从中获取了，相当于某些官员家中田地十几二十年的产出收益。

    在获得过这样的高额灰色收入之后，户部官员对于每年田地里的那点固定产出，便有些看不上眼了。他们开始热衷于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是积极的拓展着手中的权力外延。

    皇帝的主张，将会给户部一个拓展权力的机会，作为户部尚书的郭允厚自然不会完全否定，但是他会建议皇帝将目光放在那些小地主和自耕农身上，而不是试图挑战人数众多的普通士绅阶层。

    但是到了今天么，郭允厚思索了许久，都找不到要反对皇帝主张的理由。今日的户部已经成为了，一个内部凝聚力相当强大的部门。

    这不仅仅在于，户部率先建立起了一个更为紧密的组织管理体系，也在于现在户部获得的权力效益，已经通过集中后的再分配方式，较为公平的分配到了每个户部官员的手中。

    原先那种层层进贡式样的封建官僚体系已经差不多瓦解了，部门的利益第一次出现在了官员个人利益之前，即便是户部尚书的郭允厚，现在也很难以损害户部利益的方式去推行某项政策。

    出现了这种状况原因便是，当皇帝在户部推行会计准则之后，曾经一个官员或是几个官吏合谋，就能处置一项事务的方式就被打破了。

    没有一整个户部部门的齐心合力，进入户部的事务就很难进行违规操作，除非某些主要官员愿意为此承担责任。然而大明的官僚系统发展到现在，绝不承担任何风险，便是这些官员们的行为准则，因此户部整个部门的团结也就成了六部中难得一见的景象。

    推动配给制度，收益最大的便是户部下辖的粮食部门，户部官员们怎么也不会放弃推动这项政策的。而在户部的官员看来，京畿附近的地方，普通士绅的力量其实已经及不上那些投资工商业的士绅了。

    在这个时代，能够投资工商业的士绅商人，本身都是些身家极为丰厚的大地主。至于京畿以外的地方，某些官员实在是看不到这么远，毕竟那些地方再怎么闹腾，也不会把火烧到京城来。

    郭允厚反复思量了之后，终于还是决定支持皇帝的主张，利用第一、二类人去打击第三、四类人，从而为配给制度的实施清除掉阻碍者。丰城侯的心里可没有这么多考虑，在皇帝说完之后便大声赞美了这个主意，再次表现了他对于崇祯的无限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