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江与一位书商老戴合作，参加了沈阳市的书展，挣了二十多万，在图书市场引起了的震动，外界传闻说他挣了百万，实际没有那么多。这次的大赚，也坚定了他去外地办展的信心。
    伊江那儿正缺人，伊水这儿也没事，她便让我跟着弟弟去了。
    瑾儿试着联系了几个地方卖书，效果却不尽人意。
    北京的各小区像是接到了统一的命令，到处张贴着举报电话，工商、城管、公安局、居委会等部门联合出手，乱摆地摊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们正是被他们整治的对象。
    有个批发盗版书的，让人给抄了两大库的书，家里的老底给端了。老板他金盆洗手，不干了。他曾是一个武术比赛的冠军，现去拍电影了。
    还有个盗版书商，书被抄了，他也被抓了，交了几千块钱的罚款，出来后，伊江去看了他。
    伊江问他：“你的书怎么换了？”
    他说：“我现在的书是趋于正版，你也别干盗版了，还得正规经营。”
    伊江在外面设了个卖书的点，没有执照，这儿的很多家都没有执照。有的家也在往回拉书。
    我给伊江打电话，问他：“咱们要不要往回拉？”
    他说：“他们拉了，咱也往回拉。”
    对门的一家只拉回了一小半车，便没动静了。
    我问他们：“你们家的书都拉回去吗？”
    “把盗版书拉回去，别的不拉。”
    晚上，瑾儿打来了电话，说：“今晚不往回拉了，明天再拉，你先回来吧。”
    我做了一个小时的车，才到了小区，快到家门口时，看见伊江的车正往外开，我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没看到我，直开了出去。
    到了家，我问妈妈：“伊江干什么去了？”
    妈妈说：“有人刚给他打的电话，让撤呢。这几天，总看到几个可疑的人，进进出出的。怕出事，把书拉回来吧。别人家的也拉走了。”
    我想起了我们对门说的话，我问：“咱们在这发书，是违法的吗？”
    “是违法的。但是，别的地方抄了，咱这也抄不了，上边有人，有什么事，他们就通知了。有几个大家有执照的。”
    看来，这非法经营总归不是个事儿，遇到风吹草动，就被吓一阵子。
    伊江和瑾儿连夜把我们放在那儿的书全拉回来了。
    瑾儿说，新闻出版署的署长换了，要有大的动作，这三把火肯定得烧起来。
    伊江说：“这次整顿，新闻出版署根本没插手，是公安局和工商联合执法。”
    瑾儿说：“老张还把警察领家去抄的。”
    我问：“警察是便衣吧？”
    瑾儿说：“肯定是便衣！老张还以为是买书的呢，领去了，全抄了！”
    “库没抄吧？”
    “没抄，库没在那儿。这次严了，从老张家开始，警察把着门，谁也不许动，一家一家地抄。中午，定的盒饭，挨家给站岗的警察送的。”
    伊江说：“这几天，谁接到有可疑的电话，都别答应，别说咱是卖书的，要货也不能给发。我刚接了个电话，问咱是不是有卖书的点儿，我说不是，你打错了。以后，咱们的库，除了自己家的人，谁也不能去，生人，一个也不能往那儿带。把库抄了就完了！”
    伊江与他的朋友丁一乾寄希望于向外拓展市场，辗转于几座城市之间，图书展销的事儿也没跑成。
    由于等待了一个又一个波谲云诡的落空计划，又错过了北京秋季书市的大好时机。
    每一条路都看不到希望，每一条路都快成了死角。
    这十几口人中，有的嘴起泡了，有的嗓子发炎了，有的口腔溃疡的了，有的牙疼得直打滚儿，总之，我们在忙着一件事：上火！
    一筹莫展的伊江带着些许的醉意，对他的兄弟们说：“书的形势不太好，从明天开始，咱们放假吧。有出路的呢，能干点儿啥干点儿啥；想回家的，我给掏路费；愿意留在这儿的，每个月发二百块钱生活费。”
    “得呆多长时间啊？”我的堂哥问。
    “没准儿。”
    “能不能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
    “不能。我还不知道确切的答复在哪儿呢！”
    “以后打算咋办哪？”
    “没想好呢。”
    表情木讷且爱耍点儿小聪明的堂哥首先决定回家，他背着大伙儿，向伊江多要了几百块钱，连书带衣物，划拉了几大包，超负荷地带走了，很有大丈夫一去不复返的架式。
    在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最为猖獗的一天，闪雷借了一台单骑，逆风而行，去木樨园批发了七百多块钱的帽子、围巾、手套、袜子、鞋垫等等货色，在考察了各大小市场的顾客流量后，择其拥者而行之，准备练摊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