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南门东门，一支长长的队伍从城门中徐徐而出。军士们踩在已经浇过清水的石板地上，手中持着戈矛，随着军鼓声前行，往东而去。等整支队伍出来，前后有五六里的距离。

    今日任城王将要去徐州接任刺史，皇帝要在天师道坛给任城王践行。

    在皇帝车驾后面近百米处的第九辆画轮车中，拓跋慎和拓跋恪同乘其中。

    今天已经是拓跋慎回宫后的第四天了，这几天他颇为低调，都是来往于宣文堂，清潇院和中音殿三点一线之间，连栖凤阁都没去。直到昨日下午，皇帝传来诏令，告诉他今日随皇帝车驾一同出城给任城王践行。

    对于任城王就任徐州刺史的事，拓跋慎还是听说过的，徐州刺史薛虎子从去年到现在就五次上书，请求朝廷派人来接替他的职位。朝廷以薛虎子在徐州任刺史多年，可以说是对于徐州的管理，朝廷还是放心的，又因为不清楚薛虎子病情是否真到了不能任事的程度，所以迟迟没有答应，直到前日夜晚，接到徐州急报，薛虎子病势沉重，据使者所说，他在出彭城时，薛虎子已经不能进食，恐怕此时已经去世。

    皇帝因此第二天找来在朝廷任职的宗室诸王和各省监令一同商议，选派人员，最后经过两天时间，决定由任城王前去。任城王以前在与南朝接壤的梁州担任刺史，而徐州也与南朝的徐州刺史部接壤，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徐州治所彭城是最接近南朝江淮重镇寿阳的重要城池，因此徐州的地位不是一般的州，对刺史的人选选择也格外慎重。

    “大道坛庙小弟还是第一次去，以前只听说过，又是在城外，一直都去不得。我昨日听宫人说，那里有诸多仙人图刻，二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好啊！为兄也没去过，只是怕没多少时刻。毕竟，叔祖走了我们就得回宫。”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拓跋慎也不想早早回去，天师道场难得来一次，不玩的尽兴太可惜了。

    拓跋恪听了二兄的话，神秘一笑，说道：“二兄不知，叔祖没那么早来，我今一早就听说叔祖今日与广陵侯对接梁州政务簿记，来不了那么早，大约也要等到午后。”

    。。。。。。。。

    走了小半个时辰后，拓跋慎透过旗帜不时透露出的缝隙，远远就能看见一座道坛出现在正前方。

    进了道坛外墙以后，拓跋慎看见道坛前的广场上，已经有一百多个道士穿戴整齐。这些道士等皇帝先下了车后，都上来参拜。

    拓跋慎站在诸王叔后面，看着皇帝与道坛领头的庙主说话，看看眼前高达五层的道坛，一层看起来有三丈高，五层就是十五丈高，都是由砖砌成，砖面上刷着青漆，五层坛每一层都是用木头做的外栏，上面插满了青色旗（道教颜色为青色），坛下第一层有六座砖石登梯，以上每层都是依坛体所筑的旋转砖石梯。看起来还是很威严的，不过被雨水和时间侵蚀的痕迹也很明显。

    “这，算是天师道与寇天师的荣光吧！可惜了，道教如今颓废如此，寇天师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

    天师道坛又称为“大道坛庙”，“天师道场”，是世祖皇帝时期，为新任天师寇谦之的天师道所筑。

    说起世祖崇道的事，既有求仙的成分，也有安抚道民的意思在。

    道门本身只是讲求无为，隐逸，属于避世之学。战国之时，各家学说各找出路从事政治，道门也在这种趋势下分有两种出路，一是像庄周那种求自身逍遥的，另一部分则是转化为方士，以炼取丹药求得白日飞仙，达成长生久视为目的。

    这些方士在战国的时候得到齐宣王，燕昭王的信重，一时声名大振。进入汉代以后，黄老之学盛行，政府讲求清静无为之政。这一时期，因为儒学的兴起，方术与儒生两种学问得以融合。

    经过汉武帝时期，社会上的儒生入仕主要分为两种途径，一是章句学，二是言灾异。

    章句就是拿着前人的话，自己胡乱yy，用两汉人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分析前人说的一个字，能写上数万字。解析一本《论语》能写上百万字篇幅那种杂乱繁复之学。

    灾异学就有些复杂，这部分是与黄老之学，方士之学有所融合，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可以说是其起源与代表作。灾异学本意就是以不可探求的上天意志来约束君王的举动，以使权利无限的君王对上天心存敬畏，行事不能肆无忌惮。

    以灾异之说和儒家盛行的“天命维德”说之下，加之汉武帝穷兵黩武，导致全国起义迭起，国势衰颓之下，社会上兴起了一种“汉家运终”的说法。汉昭帝时期，曾经有人上奏，说刘氏是唐尧之后，有责任禅让天下，请求皇帝寻找贤德之人让位。

    可以说，西汉统治危机于此初现端倪。

    汉成帝时期，方士甘忠可作了一本叫做《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书，宣扬“汉室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的政治预言，又说是天帝让赤精子以此经授予他的。此书中第一次让传说中的神仙出世传其学说。甘忠可的本意是想以此进入政治圈子，来向皇帝求官，让他们这些人也能位列官学之一，但是他的“更受命”之说虽然比以前要求刘氏禅位收敛很多，但是依然不能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因此甘忠可死于狱中。

    他的弟子夏侯良在汉哀帝时期，继续向皇帝兜售他的“更受命”之说，这一时期，西汉统治危机加剧，汉哀帝接受了他的说法，改换出中国第一个四个字的年号“太初元将”，并自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不过第二个月就把这个称号去了。由此可见，灾异之说和汉家运终的说法就连皇帝自己都信了。

    甘忠可这种借用神仙的名号来给自己的学说增加光环的事虽然以失败终结，但是在东汉末却得以继承。

    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平原人襄楷转上琅琊人宫崇之师于吉所得神书《太平清领书》。因为《太平清领书》指出当时社会诸多弊病，提出诸多建立“太平世道”的想法，触及到东汉的忌讳，政府以其所言妖妄，藏之秘府，其后张角却得到了一部分，并以此建立了太平道。

    以张角为首的太平道起义是道门第一次试图以教派思想取代世俗政治的第一次尝试，其结果以失败告终。而到东晋末年，又出现了以孙恩，卢循为首的五斗米道起义的第二次尝试。

    五斗米道的创始者张陵在后世被称之为“张道陵”，他的后代直到共和国都是龙虎山“张天师”一系，不过没那么纯洁就是了。

    张道陵出身于方士活动频繁区域的丰沛，与出现《太平清领书》的琅琊距离不远，所以他的五斗米道之中也有不少与太平道相合的教义。

    张道陵自称其于汉安元年在鹤鸣山遇到太上老君，老君授他以符箓之法，封他为天师。第二年张道陵就在青城山创立天师道。因为天师道要求入道教民上交五斗米，后来也被冠之以“五斗米道”之称。

    张道陵的天师道并没有宣传不利于东汉的教义，为了利于传教，他在道经中有“为汉国辟捕盗贼”之言，本人也将“辅汉”作为字。加上他所处之地多有少民聚集，其教义有助于当地的统治次序，因此没有受到镇压。

    汉末军阀混战，张道陵之孙张鲁占据汉中，以此地行五斗米道法。在投降曹操之后，五斗米道也进入中原发展。经过西晋内乱，五斗米道也逐渐分为南北两支。

    东晋统治的南方比北方传教的环境好，加之很多南渡世族世代信奉天师道，所以南支天师道取得很大发展，及至东晋末，道徒孙恩领导五斗米道教徒起义，其起兵过程中提出“诛杀异己”的口号。起义历时十余年，沉重打击了东晋士族，第二次以宗教统治取代世俗统治的斗争再一次失败。

    此外从西晋末年以来，南北民间还出现一个道门政治预言。叫做“老君当治，李弘应出”。老君就是太上老君，老子李耳，李弘呢？李弘就是老君转世之身。预言的意思就是老君将要以李弘的名字降生，领导人民重现太平盛世。此书自从西晋末年出现以来，起兵者“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李弘二字成了各个统治阶级的心病，其遍及东晋，成汉，前赵，后秦。进入南北朝，李弘依然不时出现。在底层民间的号召力不比后来佛教盛行时的弥勒佛差。

    进入本朝以后，鉴于道教在底层民间的影响力，为了统治需要，道都得到朝廷的拉拢，烈祖皇帝信道，喜好读道经，服丹药，还曾经设立过仙人博士的职位。世祖皇帝时期，世代信奉五斗米道的崔浩将嵩岳道士寇谦之推荐给世祖皇帝。寇谦之自称在嵩山中得遇太上老君，老君封他为天师，授他《云中音诵戒经》，他以此书为指导思想，在大魏开始改革天师道的运动，寇谦之废除了天师道以世袭祭酒统领教民的传统，要求教民忠心皇帝，不得以李弘，刘举（刘，汉家刘氏，举，举事之意）之名作乱，将天师道中流行的男女合气房中术废除，（因为男女合气书在当时已经成了淫秽之术，使道教名声受到玷污。）修改律例，引进儒家的忠义之道，修改斋醮仪式，要求道徒诵道经。

    这些教义改革，使新天师道在本朝得以一时兴盛，寇谦之又向世祖皇帝建议，请世祖皇帝受太上符箓，于是世祖皇帝才修建了这所天师道坛，在这里接受符箓，这种仪式后来几代皇帝都在即位后进行过，算是对道民的安抚。

    可惜，寇谦之死后，道教再也没有杰出人士，天师道也渐渐趋于平淡。相比于道教追求升仙，追求长生，却从没有人亲眼见过仙人这一难以解释的事实，佛教不求今生，免除了许多解释不清楚的虚妄之说以追求来世，反而更受民间欢迎。到现在可以说佛教已经把道教甩在了后面。

    对比与永宁寺，天宫寺等诸多皇家寺院，天师道坛这所已经几十年来只有在皇帝接受符箓之时才加以修缮的道教道场，明显衰颓太多。

    仔细看看，道坛上的青漆砖上的漆已经掉了不少。砖缝中的青苔到处都是，还能看见明显经过清除的痕迹，看起来都是道坛道徒们自己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