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奇才辈出，名师齐聚。借兼容并蓄开明之风，扶摇直上九万里。太学四子，前途不可限量。
    且自蓟王兼督四州，又设《备吏制》。天时地利又人和，三兴汉室有明主。海内大儒，齐奔蓟国。此时不投，悔之不及。
    须知。之于寒门单家而言，“举孝廉”，几是出仕唯一途径。
    察举孝廉，为岁举。即郡国每年皆要向朝廷推荐人才，且有严格的人数限定。
    武帝之后，《察举制》，为入仕正途。按举期分类，察举科目，可分为“岁科（常科）”与“特科（天子订立）”二类。
    岁科有：孝廉、茂才、察廉（廉吏）、光禄四行（质朴、敦厚、逊让、有行）。
    特科有：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直言极谏、孝弟（悌）力田、博通经典（童子科）、尤异（政绩突出）、治剧、明经、明法、明阴阳灾异、勇猛知兵法等。
    以上科目，岁科为先。岁科又以“孝廉”为重。特科则以“贤良方正”为最。
    鉴于各郡国人口多寡而名额相同，有失公允。故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准，满二十万每年举孝廉一人，满四十万每年举孝廉两人，以此推之；不满二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三年举孝廉一人。
    对边郡，另订优宽之制。永元十三年诏，幽、并、凉，三州边郡，口满十万每年即可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举孝廉一人。
    为防“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亦或是“举孝廉，浊如泥；举良将，怯如鸡”，舞弊之风盛行。
    郡国岁举孝廉，及至京师，还需依科目并被举人所学，由公府分别加以“试课（考试）”。孝廉为：“诸生试家法(经术)，文吏课笺奏（公文）”。
    换言之。《察举制》，辅车相依，双轨并行。郡国先举，朝廷后察。合称“察举”。
    话说，汉末涿郡七县，计十万（102218）户，六十三万（633754）口。
    六十万口，年可举孝廉三人。如此算来，七县，两年一轮，尚不足分。
    蓟王父弘，年二十举孝廉。其利之大，不妨参见后世《范进中举》。若非早逝，必为官。先入京为郎官，再出为一县长令，板上钉钉。奈何撒手人寰，家道中落。母亲织席贩履，养育刘备成人，又年十五使游，历经磨难，三分天下有其一。令人唏嘘。
    蓟国在《察举制》的基础上，又订《备吏制》。如何能不令天下士人，趋之若鹜。
    或有人言，《科举制》可乎？
    蓟王窃以为，时机未至。若一意孤行，恐弊大于利。
    与后世不同。汉时治学，极重传承。马融、郑玄之事，可见一斑。如王充之说，称“王学”；郑玄之说，称“郑学”。前汉时，下邳人严彭祖与鲁国人颜安乐，同学于眭弘，习《春秋公羊传》，遂有严氏学并颜氏学，传于后世。
    亦如为典籍注释。各家所注，皆有出入。对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的理解，见仁见智。
    便以《春秋公羊传》为例。
    同举孝廉。
    出身严氏学，与出身颜氏学的二人，对《春秋公羊传》的理解，必然有出入。故“诸生试家法”。“家法”的另一层含义，便是“各家之法”。严门学子，考严氏公羊；颜门学子，考颜氏公羊。
    一言蔽之。各有章法，无统一答案。
    若为《科举制》，当如何评判？
    还是那句话。新兴事物的出现，自有其历史必然。后世科举制，并不符合大汉风貌。穿越众，谨记。
    当如何破？
    蓟王已给出答案：《蓟国大百科全书》。只需国典修毕，科举可行。
    如再逆推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用意。是否与蓟王同？
    科考之所以在唐时，能够顺利推行。只因五胡乱华，汉文明，十不存一。争鸣百家，消亡殆尽。“矮子里拔将军”，凑合用吧。
    或又有人言。蜀科何以能行？
    如前所说。若在西州开科举，亦无不可。只因西州儒学，多出马融。若大汉十三州皆为一科，则必然大乱。
    汉末科考不可通行的大致证据链如下：
    版本不同（《熹平石经》已修正儒家七经）、门派各异（五胡尚未乱华）、理解参差（各家皆有不同注解）。
    如考寻章摘句，版本不同，各有错漏，乃其一。如考明辨经义，门派各异，各执一词，乃其二。之于考官而言，理解参差，评判标准各有出入，乃其三。
    如何统一标准，统一答案。
    蓟王承上启下。继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集百家所长，修国典《大百科全书》。
    一脉相承也。
    如蓟王所言。再有两百年，汉风不灭，汉魂永存。
    天下碌碌无为，尸位素餐，“以今度之，想当然耳”，鼠辈何其多。
    幸有我蓟王。
    或再有人言。《大百科全书》，无非蓟国一国之学。如何能一统大汉十三州之学术。
    有理。故蓟王欲行，先易后难。先将蓟钞广输天下，而后蓟吏、蓟法，循序渐进。待将蓟国之一切便利，放之四海而皆准。蓟国《大百科全书》，便是权威公论。
    且自立书之初，蓟王就定下，集百家所长，绝非一概不取。并首当其冲，将神灭无鬼，被后世儒生避恐不及，视作“异书”之王学，纳入其中。足见开明。
    并以儒宗为首，恩师佐之，集国中鸿儒、通儒、硕儒、大儒，共襄盛举。再有蓟王，居高掌控。即便不敢妄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于科举，足可一用。
    故儒宗，有感而发：“诛人易，诛心难。”
    杀人诛心，乃霸主之道。蓟王，王治天下，岂肯滥杀。
    《荀子?荣辱》:“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于国而言。先明善恶，再知荣辱。
    便是蓟王所谓，先利而后益。
    《管子?牧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窥一斑而知全豹。
    法、儒、道，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