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小时后，顾骜别墅的会客室。

    韩婷端着酒杯把玩，迷茫地看着窗外，若有所思：“顾，你觉得，雅达利那样的盛极而衰，我们能躲得过么。虽然很想看到他们的完蛋，真到了这一天，说不出的兔死狐悲呢。”

    “不一定，看我们怎么做了，不过我们都是吸取了雅达利教训的人，至少很有希望。”顾骜躺在沙发上，身体无力而思想深邃地解说。

    韩婷显然不满意这个回答。

    “就是吸取‘永远不能得罪消费者、要用心做好产品’这个教训就行了？好像不太够吧？你前天跟我打电话，聊到你跟盛田昭夫谈判的一些细节。我觉得都很有道理啊——

    硬盘和内存行业的公司，不管多强，每一代活到下一代，都只有一两成。雅达利那么强，统治天下游戏机行业6年，说玩蛋就玩蛋，也只是跟他们一样而已。我不信那些公司也都是懈怠了、不尊重客户。”

    见对方是认真求知，而不是借口。顾骜也只要揉了揉腰，又揉了揉太阳穴，在韩婷对面端正坐好，正色解惑：

    “你应该知道，雅达利完蛋之前，创始人布什维尔已经被架空了，后续的昏招，都是股东会作出的。”

    韩婷似乎抓住了一些救命稻草，但依然没法振奋：“那你觉得只要创始人留下，公司就不容易垮？那也就一代人而已。我都35了，再干15年就退休，到时候汉乐电子也交给你打理，还是摆烂？”

    后世的职业女强人当然不会50岁就退休，但韩婷显然是在用这个时代中国人的思维惯性考虑问题。

    “你没有GET到我的点。”顾骜摆摆手，从旁边拿过纸笔，

    “我对一家科技公司昌盛周期分析的关键，不在于创始人是否留任，而在于是否能制约股东会榨干公司利益走人。

    雅达利这些年，为什么轻视技术？为什么从1977年的2600型游戏机之后，就没有实质性投入巨资开发下一代产品？其实，从布什维尔被架空后，他们的技术部门在公司里的地位，就越来越低了。

    因为在硅谷，一项新科技从刚诞生，到产生实际商业收益，大约要5到7年的时间周期。在这个5到7年里，研发部就是一个吞金巨兽，疯狂吸食公司上一代产品的利润，让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很难看，股价无法攀升。

    对于创始人，以及试图长期持有公司股票、以长远分红来盈利的股东而言，这种情况是没问题的，他们准备一辈子捏下去，现在股价低一点跟他没关系，这也是为了7年后有持续竞争力。

    但是，如果有一些股东，他们只是想两三年内把公司的股票价格做高、财务报表做得好看，然后高位就抛售脱手，那他该怎么干？

    当然是立刻砍掉研发部，让公司在5到7年后失去竞争力而死。但他们不能明着砍，壳子还要保留，研发项目还要继续做幻灯片展示给客户看，给消费者画大饼。除了做幻灯片的人留下，干实事的全部滚，或者低薪逼他们自己走。

    你以为这次雅达利完蛋，所有雅达利高层和股东都亏死了么？不，其实很多形成决策控股权的大股东，已经联手高位抛掉相当一部分筹码了，他们是提前知道2600型号的剩余价值被榨干后，雅达利是没有未来的。”

    韩婷听得目瞪口呆。

    她没想到，世界上居然有这样投资生意的。

    “这……他们投资公司的时候，就不是望着这家公司好？而是为了让财务报表在大众股民面前假装得比较好、便于脱手？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徒？那美国人就不管的吗？原先就没有这样的先例的吗？美国政府不怕这样的恶性炒作伤害美国的经济和科技？”

    顾骜拿过一瓶威士忌，倒了一点，又加入了相当于酒液三倍分量的冰块，痛饮一口：

    “美国政府，只是还没来得及想到——这种事情，70年代是不多的。因为1969年的经济衰退时，美国联邦政府为了压制投机，颁布了一项税法改革，把‘长期资本收益税’税率从69年之前的28%，提高到了49%。

    这种税收的暴涨，极大压制了大股东们通过‘把股票价格炒高后脱手’来赚钱的成本，一度让美国的股市变得良性，以追求‘分红’为主要盈利模式。

    可是，五年前，1978年，参议院再次调整了税法，把实施了十年之久的49%‘长期资本收益税’重新调回28%。当时这么干，目的是美国人注意到以电子产业为代表的‘阿波罗计划’军用技术转民用行业，存在很多五年甚至十年都无法盈利的公司。

    要扶持这些新技术公司，就必须允许股东以直接炒高股价脱手牟利，否则这些十年等不到分红的公司，就不可能融到资，只能等死。

    雅达利2600游戏机是1977年上市的，参议院回调长期资本收益税是78年，所以，当时雅达利就成了风险资本的宠儿。因为法律现在允许他们跟个五年不到就走人，他们当然要压制研发，节约成本，做高利润率，后面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甚至我觉得，雅达利的崩溃，虽然是偶然。但这个案例会启发美国的资本界，让他们意识到一条‘把目前有不错现金流和微量利润的高科技公司，通过股市攫取控制权后，裁掉研发部、压缩开支、制造暴利假象骗股民接盘，然后拿钱走人任由公司死掉’的操作路线，是具有可复制性的。

    未来几年，美国的科技行业，凡是上市公司，都有可能遭受这种恶意收购和造假摆烂。如果美国人没想到，我也会帮他们想到的。”

    顾骜说的，其实就是80年代美国逐步崛起的“门口的野蛮人”打法，只不过，后来的“门口野蛮人”们普遍学会了盯着一切“可以通过伤害长期竞争力、把短期利润报表做得贼高、虚假繁荣骗股民”的行业。

    而顾骜暂时只能教会美国人盯着科技行业。

    研发部多烧钱啊？想想看后世，英特尔和高通号称生产销售环节利润率60%几啊，多暴利啊，可是利润里面还要拿出75%，再投入到研发里。导致最后的纯利润率依然只有15%。

    要是杀了研发部，那5年内利润会瞬间从15%变成60%，财务报表简直好看到炫目。

    你们是上市公司啊，想3年内就股价暴涨卖掉，怎么办？砍掉研发部啊！把所有科研精英都解雇掉啊！反正外行人股民又看不懂，等他们看懂你们早就跑掉了。

    历史上，第一波门口野蛮人型的恶意收购者，就是在78年调低长期资本收益税后，摸索了一个5~7年的科技周期，然后琢磨出味道来了。

    然后，从85年前后，野蛮人们开始横行，一直到1988年底著名的KKR恶意收购雷诺斯.纳贝斯克公司案，美国有关部门才警醒。

    美国政府意识到不能再让华尔街疯狂伤害美国的科技和品牌了，设置了对各种短期炒作收购者融资的限制，让很多垃圾债融资出现违约，最终在90年代初刹住了这股浊流。1992年以后，美国资本市场那些破坏公司长期竞争力的恶意收购就少了很多。

    这才有了后来的互联网繁荣，因为在互联网出现的时候，美国科技投资市场上，创业者都已经学会，要挑那些跟创业者走过年限比较长的投资人。

    比如一个投资人要是投了一家科技公司，20年都没抛售，那他的人品口碑在业界就非常好。以后有新项目大家都会先找他。

    而如果一个投资人属于那种注资后七八年就要撤走的，那口碑就烂一些，创业者会觉得这人不是诚心跟我长期利益一致的，就是想捞一票走人。

    至于那些从来持股不超过5年就闪的野蛮人，到美国的互联网时代已经没人会拿他们的钱了，这些野蛮人的名声已经臭了。除非他们等对方的公司公开上市，再去二级市场吸筹，没上市前想都别想。

    而后世中国的资本市场，或许是因为当年没经历过这些野蛮人的教训，所以终究是要重走一遍弯路，重新摸一遍石头的。后世中国有很多所谓风险投资的基金，都是持股不到5年就想退出，想赚快钱。

    真正有潜力有核心竞争力的创业者，怎么会拿这些短视辣鸡的钱？所以他们也就只配投资拼补贴的打车骑车送外卖了。

    现在，连美国人都还没意识到“持股不满5年就想走的投资人，都是猪狗不如”这一点。

    所以，顾骜有机会焦作人，让美国人用血的教训学会这一点。

    而且顾骜还可以不做始作俑者，不承担始作俑者的恶名。

    顾骜可以让美国人意识到，他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雅达利的那些短线投资股东们，启发了某些人，打开了地狱之门，酿成了后续这波5~7年的美国科技股大灾难。

    ……

    “太可怕了，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至少听懂了一点——我的汉乐电子，以后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无论我在不在了，都决不允许到股市上公开上市。我们又不缺钱，不能给那些短线狗觊觎公司控制权的机会。”

    听完顾骜的全方位复盘后，韩婷暂时只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她已经把股市当成了万恶之源，这很符合她从小接受的社会主意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