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是没有农民工的，也不存在职场人员的春运返乡潮——因为国家默认把你分配到哪座城市工作，你就是哪儿的人了，有什么好回“祖籍”的。

    这种认知，导致了所有机关单位、国有企事业，都是腊月二十九还要上班，除夕才正式放假，也不太会有人提早走。国家觉得你只要下班回家就能过年了，又不用去外地，多方便。

    所以年前的最后一个星期，顾骜还是得勤勤恳恳在单位上班，站好年后出国出差前的最后一班岗。至于其他项目上的事儿，也只好先放一放。

    这种工作与户口强制捆绑的政策，还有很多影响。

    比如可怜的顾骜，说一个平素多年没注意到的悲惨细节：那就是自从四年多前他上了外交学院起，其实他的户口本就被强制改了，改成了京城户口。

    而他毕业后分配了工作，就更是顺理成章地从学校把户口挂到了单位，也就是外资委，正式分了房子后再落户到那套房子上。

    后世21世纪那种允许大学生自主选择、是否把户口迁到大学所在城市、落成居民户口的人性化政策，如今是不存在的。

    后世那种大学教务处工作人员百般恐吓诱骗农村新生放弃农民户口、迁到学校来，然后被暴怒的学生拍桌反撂狠话：“迁尼玛币！敢逼劳资信不信我不念你个狗大学了！学历能有劳资的城中村户口值钱？劳资一辈子包租公赚得比校长还多！”的情况，现在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过幸亏顾骜在钱塘也只是居民户口，没什么值钱的，换到京城也不吃亏，所以他多年来一直选择了遗忘这事儿。这辈子他是要当大佬的人，再在乎户口就有点丢人了。

    废话少说，顾骜就这样安安分分上了两天班，腊月26这天下班的时候，包处长让他留一下。

    “小顾，你过来一下）大后天开年终总结汇报会的事儿，你知道了吧？”

    “知道，刘秘书刚才不是通知过了么？”顾骜拎着公文包，回头走进包处长的办公室，关起门来礼貌地回答。

    他口中提到的刘秘书，是副主任的秘书。所以委里开会的时候，如果是刘秘书来通知，就说明这个会一般是副主任主持的，而非主任亲自过问。

    至于会议的与会人员构成，顾骜也知道了。那都是副主任分管的原先重工业口的几个局的人马，跟农牧轻工招商引资那些没什么关系。

    通俗地说，外资委是一个有20个司局办、几千号人的大委。而顾骜跟的副主任这块，分管的只有五个司局、三十个处、六七百号员工。

    刘秘书通知的那个年终总结汇报会，只有处级以上干部参加，跟基层员工没关系，所以到时候总共50号人一间的大会议室就坐得下了。

    包处长点点头，走到顾骜面前，递给他一张纸：“那会议的内容，你有打听过么？”

    顾骜谨慎地回答：“这个……我这级别也不好多问。听刘秘书的口风，依稀是讨论年后交接的事情，梳理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要查漏补缺的？”

    年后三四月份、外资委要撤并的事儿，如今早就传遍了，委里可谓是人人知晓。考虑到工作交接至少就要一个月，所以真正给大伙儿做实事、推进实质性工作的时间，已经不满两个月了。

    这次年前开会，副主任肯定要梳理一下还有哪些没收尾的事儿，重点跟进一下。

    不过，包处长显然知道得更多：

    “刘秘书通知的，只是官面上的话——副主任不准备带刘秘书去电子工业部，她不对口。所以有些东西，刚才下午副主任又喊我去了。

    让我通知那些要跟他去电子工业部的同志，尤其是你这种年后就要出差的，提前准备起来——当然你不要有负担，这不是搞小集体利益，也是为了将来到新的部委可以更快更好地展开工作。”

    顾骜精神一振：“我明白，您吩咐。”

    顾骜也算是在部委里正式摸爬滚打了一年多的人了，又跟着基辛格那种段位的老狐狸厮混，如今听话外音的能力格外强化。

    包处长清了清嗓子：

    “那我就直说了，副主任希望大家群策群力一下，看看在外资委这最后三个月的一班岗上，还能不能制定一些未来为国家电子产业布局提供利好的扶持政策、或者明确一下权责也好，具体不限。你这几天有空的话，不管上班时间还是下班回去，多想想，想到啥就写下来。大后天会后，可能副主任会留几个人下来，单独咨询讨论——明白我的意思么？”

    “明白，明白。”

    “这事儿低调点，副主任正式问起来之前，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那必须的。”

    “那我再跟你说说吧，我对这事儿，目前大致有这么两点想法……隔壁老秦呢是这么认为的……”包处长又低语说了一些设想，算是给顾骜启发。

    然后顾骜就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下班了。

    包处长给他交代的事儿，背后的动机考量，顾骜已经理解了。

    副主任过完年、等外资委撤并后，会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电子工业部部长，这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既然如此，在最后三个月里，趁着自己还能掌控国家招商引资、给外资企业制定优惠政策的机会。为国家在引进电子产业方面外国先进技术与资金、给电子企业谋取更多原材料关税优惠，又或者简化一些审批流程程序、提升企业响应速度和竞争力，那也没什么错。

    有些事情，比如想给电子加工转口贸易企业降低来料关税，在副主任的位置上是容易做到的，但到了电子工业部的位置上后，就没法做了。

    这绝对不是以权谋私，而是堂堂正正的以权谋公。为自己将来要去的单位更好地展开工作、赢得政绩做些铺垫。所有人都这么干，绝对没有犯错误的风险。

    听包处长的意思，副主任本来估计是要年终总结会开得差不多之后，先宣布散会、然后让某些心腹找借口再留一下，然后分配这个任务，让大伙儿过年回去的时候好好琢磨琢磨。过完年回来上班，再正式讨论、布局、突击出台政策。

    不过，因为顾骜等一批心腹局长（包括副局）、处长年后可能就要集中出差。比如跟顾骜一样要为摩纳哥方面的业务出力的秦国纲，就面临跟顾骜一样的出差日程。

    所以，就通过包处长，给这些要年后出差的心腹先布置下去作业，这几天就好好想想，然后大后天会后单独留下来，先汇报一下。

    顾骜因为是仓促接到的通知，所以并没有提前准备什么好的想法。

    站在他的角度上，他对这事儿本来也不是非常上心——因为谏言策划制定得好，对于未来的部长而言，工作开展肯定要顺利很多，政绩也容易出。可是对于顾骜这种处级的人来说，就没什么帮助了。

    他就算想出谋划策，肯定也是带有一点私心，希望为自己和韩婷的那些生意制造更开放的环境。

    “得好好琢磨一下了……提点什么建议应付一下好呢，最好要显得咱稍微动过一些脑子了……”

    回到家里，顾骜点了一根雪茄，靠在沙发上凝眉苦死起来。

    他的第一反应是借鉴同僚的想法。

    所以他先梳理了一遍刚才包处长和秦国纲的思路。

    那两人的想法，主要也是建立在进口来料的减税上，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毕竟，在1982年年初的大环境下，国家的电子生产加工行业，与其他重工业行业相比，最大的涉外发展瓶颈，还是关税的问题。

    电子业的来料加工占比太高了，那么多CPU芯片无法自产。

    还有很多高精度元器件，国产理论上能造，但是质量和精度、稳定性与外国货差别很大。

    举个最经典的例子，众所周知，后世电视机也好、电脑也好，主板损坏拿去维修，最常见的故障就是电解电容干掉了、失效。往往主板上其他没坏，肯定是电解电容先坏。

    82年国内厂子生产的用于各种家电主板的电解电容，说起来指标都是达到的，可装上去之后，曰本货的电视机就是十几年不坏，国产的就是每隔四五年得换一次电解电容。这种情况下，家电企业要打品牌口碑，造质量稳定性高的电视机出口，有时候用一下曰本元器件厂的电解电容，是没办法的事情，其实也没花多少钱，其他能用国产的依然用国产。

    想生产电子成品出口赚外汇，首先就要忍受进口必要原材料时花外汇。

    包处长和秦国纲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努力的方向不一样。

    刚下下班后的闲聊中，顾骜大致了解到：包处长的建议，是利用在外资委的最后几个月，建立对电子成品的“按原材料进口比例、进行出口退税”。

    而秦国纲的建议，是直接建立类似军管海关的二级免税区——这种做法，如今国内也略微有人提到过，其实就相当于后世84、85年左右，在海蓝岛建立起来的“免税岛”差不多。

    历史上，84年2月份，国家会设立第二批开放城市，并且加上一个海蓝岛。尤其是利用海蓝岛远离大陆、进出岛都要被额外管制的地理特点，由海军配合海关的筛查进出岛物资。这样就可以给很多转口贸易的进口原材料物资予以免税、同时又防止这些免税的生产创汇用物资被本国人民消费掉。

    毕竟海蓝岛也就那么点人口和土地，最坏的情况，无非也就是岛内人民可以奢侈一下直接消费进口物资，大陆上的十亿国民是可以堵住的。

    这招的本意，就是国家在看到湾湾这几年如此蒸蒸日上、靠来料加工迅猛发展，所以眼红了，想把海蓝岛打造成第二个湾湾。

    但顾骜知道历史，也知道这一招其实并不是很成功——即使如此严管，当时岛上的批条和特权漏洞还是横行，最后导致大量的免税进口额度被拿来买进口汽车、并且疯狂偷运到全国各地倒卖，花掉了好多前几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最后国家还下重手枪毙了不少套利的不法分子。（国家的本意是好的，希望这种免进口税被用来买转口贸易的原材料。但执行的时候有人拿去卖汽车了。）

    所以，顾骜当然也不会赞同秦国纲的建议。

    她觉得，自己有必要论证一条跟包处长和秦国纲的思路都不一样、但目的相同的第三条路线来。也许暂时也没法落实，但毕竟是给副主任一个交代，可以开拓一下他们的思路，尽到了自己为官一年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