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我与父辈

    伟人也好，普通人也罢，凡是为其著书立传，都离不开生他养他的父母。古人云：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作为一个上数几代的农家子弟，我更不能例外。

    那就从我的父辈开始讲起吧！

    父亲生于1934年农历10月5日，名叫梁仁成，兄弟姊妹10人。在排序上他是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弟弟因患病后无钱医治很小就天折了。爷爷梁子安和奶奶王氏拉扯着9个子女，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旧社会，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被逼无奈，爷爷奶奶只好领着孩子们以讨饭为生。

    爷爷的父亲名叫梁尚志，世代以农耕为生，艰辛度日。他和老奶奶生有两个儿子，即爷爷梁子安和二爷爷梁银安。由于家境贫寒，作为长子的爷爷梁子安在家守家，二爷爷梁银安只好带着二奶奶“闯关东”。他们一直走到靠近俄罗斯的黑龙江黑河，在那里安家落户，最后，客死他乡。

    父亲作为一家中的长子，不但一天学没上过，而且，在富家子弟坐在学堂读书识字的时候，他七、八岁就跟着姐姐、领着弟妹四处讨饭。父亲长到14岁，就到济南族中的一个亲戚家“扛活”（用现在的话就是打工），除了能吃饱肚子外，还能有几块钱的工钱补贴家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还没有成年的父亲，在那里学会了炸油条、做糕点等养家糊口之技。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亿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受尽压迫、剥削的农民分到了久违的土地和耕牛，当家做了主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这是翻身得解放的亿万贫苦大众的共同心声。他们立志改天换地、当家作主的热情从来没有如此高涨。在全国一片大好的形势下，父亲也回到了家乡积极投身到伟大的社会变革中。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发动了朝鲜战争，并且，轰炸我国丹东地区，把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10月25日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正当抗美援朝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之际，1953年2月，年仅19岁的父亲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踊跃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父亲作为增援的后续部队在经过简短的应急训练后，就开赴了朝鲜战场。在朝鲜，父亲和所在部队爬高山、淌冰河，饿了就吃几口炒面；渴了就吃几口雪。他们日夜兼程准时到达上级指定位置。他们顾不上一路劳累，抓紧一切时间修工事、挖战壕，人人摩拳擦掌，誓与侵略者大战一场，为祖国人民争光。

    父亲所在的第68野战军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参加了“金城战役”、“529高地进攻战斗”、“北汉江左岸进攻战斗”、“572高地进攻战斗”等战役战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在的团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奇袭白虎团”的英雄壮举。

    那是1953年7月，为了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破坏朝鲜停战的罪恶行径，志愿军总部决定发起金城战役。7月10日，志愿军第68军第203师第609团副排长杨育才受命组织一个化装袭击班，深入敌后，以配合主力歼灭当面之敌——南朝鲜军首都师第1团。

    杨育才接受任务后，迅速组织12人的侦察班，其中有两位朝鲜族同志担任联络员。为了便于袭击敌人，杨育才化装成南朝鲜军美国顾问，联络员韩淡年化装为南朝鲜军小队长，其余10人均化装为南朝鲜军士兵，头上戴着钢盔，脚蹬大头皮鞋，做好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13日夜，天空浓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袭来。夜色降临以后，志愿军出敌预料，向南朝鲜军发起突然进攻。志愿军西集团在突破前沿阵地后，第一梯队各师组织的渗透迂回支队迅速向南朝鲜军纵深穿插前进。此时杨育才率侦察班，在主力部队炮火的掩护下，沿着敌人后方公路飞快前进。他们抓俘虏，得口令，巧妙地通过敌人的道道岗卡，像12支利箭，直插二青洞“白虎团”团部所在地。

    敌“白虎团”团部门前停着大小30多辆汽车。首都师副师长、机甲团团长等正在开会。而指挥部外，许多人进进出出，一片忙乱。

    杨育才将侦察班分为三个小组，分头扑向敌人团部的作战室、电台和警卫室。规定以袭击警卫排的第一小组先开枪为号，各处一齐开火，将敌人一网打尽。

    杨育才亲率第三小组摸向作战室。作战室内灯光通明，侦察员们悄无声息地潜伏到墙边，从窗口向里望去，只见一名敌军官正气急败坏地挂电话，像是询问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有几名军官神情紧张地围坐在桌旁。

    恰在此时，袭击警卫排的枪声响了起来。杨育才大喊一声：“打！”侦察员包月禄对准窗口投进两枚手榴弹。随着“轰轰”两声巨响，屋里的电灯熄灭了，霎时，屋里屋外浓烟弥漫，敌团部一时搞不清出了什么问题，乱作一团。趁着烟雾，侦察班像从天而降的神兵冲了进去，用机枪扫射，打得敌军措手不及，四处逃窜。敌机甲团团长当场毙命。其余敌军在前有枪口、后无退路的情况下，只好纷纷投降。被俘虏的敌炮兵营长，正忙着撕扯符号领章，想蒙混过关。只有敌副师长、白虎团团长等落荒而逃。

    战斗结束了。侦察员拧亮手电筒，往屋里一照，只见室内一片狼籍。战士包月禄从墙角的铁架上一把扯下“老虎旗”，兴奋地高喊着“把敌人的老虎旗拿到手了！”随即，他又轻蔑地说：“什么‘白虎团’，分明是只纸老虎嘛。”他一面将旗缚在腰上，一面说“这是个证据，免得李承晚那老小子再赖账！”

    杨育才率领侦察班凭着对党的忠诚和机智勇敢，仅用了14分钟就消灭了南朝鲜军首都师团部，共生俘16人，其中军官8人，毙伤54人，击毁汽车近40辆，缴获若干弹药、电台和一面“白虎团”团旗，侦察班无一伤亡，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

    战后，为表彰杨育才率侦察班歼灭南朝鲜王牌军“白虎团”的战功，1953年10月，志愿军总部为他记特等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杨育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给他颁发了一级国旗勋章和金星奖章及证书。

    电影《奇袭白虎团》再现了这一精彩的战斗经过，银幕上侦察兵的光辉形象，至今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杨育才退休后，回到济南军区干休所休养。那时，我在山东省军区千佛山下的一个连职单位代理指导员。因为他是我从小崇拜的英雄，在一个“八一”节我请他为单位作了一场生动的革命传统报告。报告结束后，我们宴请这位父亲所在部队的英雄。席间，当他知道我还没找对象时，就高兴地对我说，他有一位老战友的女儿，在沈阳军区长春某野战医院当护士，据说长得很漂亮。因为他这位战友老家是山东苍山县的，所以想为女儿在济南找对象，以后好调回山东来。

    这当然是后话了，在这里暂且不表。父亲当兵的第26年后，我应征入伍。说起来，我当兵的第46野战军与父亲所在的68野战军还有些渊源。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1975年各野战军进行了调防。原隶属济南军区的第68野战军从驻防地调防到东北，隶属沈阳军区；原隶属沈阳军区的第46野战军从驻防地调防到第68野战军原驻防地，隶属济南军区。

    我所在的第46野战军，不但参加了抗美援朝战功卓著，而且，后来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一举成名，涌现了我们在语文课本里学过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于庆阳等战斗英雄。

    非常巧合的是，在这次战斗中涌现的于庆阳、周登国等战斗英雄就是出自我当兵所在的团。周登国原是我们团特务连的一位班长，后来当了我们师的师长；于庆阳牺牲后，他的妹妹于庆红接过了英雄的枪，后来在我们军的卫生所当军医。

    言归正传。由于中朝人民的英勇作战，打垮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署，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说，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美国没有取胜的条约上签字的将军。

    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父亲是1956年初回到祖国的。回国后不久，父亲作为优秀的志愿军战士被保送到昆明深造学习。因为这些被保送的同志都是贫苦出身，多数都没有上过学，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所以，入校后他们先是进行了一年的文化补习。然后，准备第二年系统学习军事指挥毕业后提拔为干部。正当这批人对未来前途事业充满无限希望的时候，昆明方面接到上级命令，要求这批学员全部退伍返乡。这批经过战火硝烟、生死考验的志愿军战士，愉快地服从上级的命令，很快奔赴全国的四面八方。

    事后，他们才得知，由于志愿军陆续回国后，干部大量超编，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不久，又进行了一次这样的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中央军委在无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忍痛割爱，做出这样的决定。

    假如没有这次突然的变故，按正常的轨迹发展，父亲多年后也许也是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如果真是那样，一个终于逃离苦难、离开了农村那片贫瘠土地的军官，是不太可能再找一个农村姑娘为妻子的，那就不会发生与母亲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情缘，当然也就没有我们兄弟姊妹的诞生了。

    父亲是1958年3月退伍的。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父亲，回到家乡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和拥戴。正像著名作家魏巍在他的长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介绍的“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不久，经人推荐父亲被安排到当时正在家乡的苇河上建设定桥的德州建筑公司工作。也就在这时，经人介绍，25岁的父亲认识了邻村18岁的母亲。

    B、母亲的蹉跎岁月

    母亲名叫李玉珍，生于1941年4月25日。2010年春节，在我的要求下，母亲跟我谈起她童年的往事，言谈话语间，眼圈红了，晶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显然，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是一段蹉跎的岁月。

    姥爷名叫李成祥，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在母亲的记忆中，他是乡村有些文化的私塾先生。姥爷曾先后结过三次婚，可是，三位姥娘都因病离他而去，各自留下一个女儿。即我的大姨李玉蓉、二姨李玉桂、母亲李玉珍。我的姥娘是姥爷的第三任妻子，由于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生病后无钱医治，在30多岁就去世了。那年母亲才5岁。母亲跟着姥爷长到9岁时，天有不测风云，姥爷又因病去世了。从此，母亲与她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母亲15岁时，她的爷爷、奶奶先后病逝。此后，还没成年的母亲就独立门户了。没吃的，她就到地里挖野菜、爬到榆树上采榆钱，艰难度日。在母亲的印象中，她只上过三年学，后因没钱买书、没钱买红领巾，同学们又都看不起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愤而辍学了。

    在我幼小的时候，母亲在忙家务时，常听到她哼唱一首歌，好像是：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

    三两岁呀，没了娘呀。

    跟着爹爹，还好过呀，

    就怕爹爹，娶后娘呀。

    娶了后娘，三年半呀，

    生了个弟弟，比我强呀。”

    歌声凄婉、哀伤，如泣如诉。它抒发了母亲对世态炎凉的无奈和对自己不幸遭遇的忧伤。

    C、父母恋爱经历

    父亲与母亲见面后，母亲对父亲的长相还是比较满意的。父亲1.73米的个头，双眼皮、大眼睛；能说会道，很会来事。当兵的经历使他显得成熟老练。但一个现实问题成为他们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家里太穷。祖辈靠讨饭为生的父亲家里，正屋三间土坯房，西面两间土坯房，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经历过苦难的母亲，暗自思忖，家里这么穷，他下面还有六个弟妹，这今后的苦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母亲犹豫了；母亲彷徨了。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人不太同意，那就是我二舅李方州。他是我姥爷的二弟李庆祥的孩子。是姥爷亲弟兄仨后辈中唯一的男性（还有一个舅舅李方河当兵后在战场牺牲了）。所以，他的态度至关重要，不得不引起父亲的高度重视。二舅是这样想的：这个亲叔伯妹妹，从小历经磨难，吃了不少苦，怎么也得嫁个富一点的人家，少受些罪。

    父亲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就和我大姑直奔母亲的村庄——苏庄，找我二舅去说明情况。父亲说，虽然家里穷点，但穷没根富没苗，日子全凭人过。如果嫌姊妹多结婚后可以分家过日子。再说，我现在有工作，肯定不会让你妹妹受苦的。

    二舅也是军人出身，退伍后国家安排当了教师，非常通情达理。听了父亲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语后，就愉快地同意了。

    1958年农历10月7日，父亲和母亲相恋几个月后，就在西边那两间土坯房里结婚了。婚后不久，老家定桥的建筑工程完工，父亲就跟随德州建筑公司搬到了德州市。父亲到德州后，十分挂念在老家的母亲。没过多久，父亲又返回老家把母亲接到了德州市，在一间放有建筑工具的房间支起一张双人床，过起了“两人世界”。

    德州市位于黄河下游北岸。北依北京、天津，南靠省会济雨，东连胶东半岛沿海开放城市，西连山西能源基地，处在华北、华东两大经济区连接带和环渤海经济圈、黄河三角洲以及“京九”经济开发区之间，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享有“神京门户、九达天衢”之称。

    德州现升级为地级市，辖一区二市八县和经济开发区与运河经济开发区。

    到德州后，母亲先是在建筑公司打零工：挑沙子、搬石头，后又到聊城挖水库。从小经历过苦难的母亲，非常要强能干，常常受到领导和同事的称赞。1959年初，德州国棉厂招收工人，母亲经人介绍顺利进入国棉厂。到厂后，单位先是安排她到石家庄学习了三个月，回来后安排在准备车间做串口工作。

    1960年6月，父亲因工作需要调到德州市自来水公司工作，过去的房子不能住了。于是，他们就在德州西北角的三里庄，租了一间离母亲厂子比较近的民房生活。1961年农历12月23日，来德州10多天的奶奶，本来是照顾母亲月子的，可是看看母亲还没有生的迹象，说啥要回老家。因为当天就是农历小年了，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准备过年。于是，父亲就送奶奶回老家了。当天晚上，母亲就开始肚子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波疼痛向她袭来，当阵痛一次比一次来得密集的时候，母亲心想：坏了，怕是要生了。母亲忍着疼痛来到对门的邻居家，告诉人家如果父亲回来就说她到医院去了。一路上母亲一个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实在疼得厉害，就蹲着待会儿。到市中心医院后，母亲忍着疼痛自己办完手续住进了妇产科。

    父亲送奶奶到老家后，由于牵挂着待产的母亲就连夜返回德州。当听邻居说母亲去医院后，就心急火燎地直奔医院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