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宁侯府书房。

    张延龄坐立不安，到后来估计等不及了，暴躁之下不时把手里的书拍到桌案上，发出“啪啪”的响声。

    张鹤龄的管家实在看不过眼了，鼓起勇气走进书房，劝说道：“二侯爷，您要是等不及，可以先回您府上，等老爷回来后我会转告他，到时候您再过来便可！”

    张延龄怒不可遏，一把将手里的《金瓶梅》砸了过去：“兄长是这府里的老爷，本侯就不是了？告诉你，今天若是兄长不回来，本候就不走了，快去准备晚宴，上最好的美酒，后院的房间也收拾好！”

    管家被厚厚的线装书砸中额头，红了一大片。不过他连呼痛都不敢，抱头鼠窜而去。

    张延龄的霸道，让寿宁侯府上下极为愤慨。

    这里分明是寿宁侯府，却被张延龄当成自己家里一样，连睡觉都不睡厢房而要睡后院。虽说张延龄平日在哥哥家里还算检点，但怎么说寿宁侯夫人和妾侍年岁都不大，被小叔子闯入后院，即便不在一个房间内，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听。

    寿宁侯府夫人听闻管家急报，再也坐不住了，赶紧派人去通知张鹤龄，自家二老爷正在府里耍威风，而且似乎受了什么刺激，根本就无法心平气和说话。

    一直到夜幕降临，张鹤龄才急匆匆回到寿宁侯府。

    进入正堂，张鹤龄神色不善地望着自己的弟弟，张延龄这会儿也有一肚子的怒火，兄弟二人便冷冷地对视起来。

    张鹤龄出言质问道：“我且问你，京城戒严这些日子，你在京城，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

    张延龄霍然站起，不满地反诘：“大哥，你这是什么话？民脂民膏？我只是赚了一点儿小钱而已！”

    “之前我已经孝敬您几千两银子，还帮皇上征调六万两银子的军费，您当这些钱都是大风刮来的？还是说那些京城的商贾都愿意平白无故破财免灾？说白了，还不是弟弟我想方设法弄来的？”

    张延龄知道有些事不可能一直隐瞒下去。

    之前张鹤龄并不是完全没察觉，不过那时候事情并没有闹大，张鹤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但现在张鹤龄明显有压力在身，这压力很可能来自于朝廷，而焦点则在于五军都督府。

    以前西北战事没个结果，即便勋贵知道张氏兄弟捞银子了，也不太敢声张，因为皇帝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很可能事情闹到御前，不仅起不到作用，反而会把自己赔进去。

    但现在刘大夏在边关打了胜仗，弘治皇帝恢复了理性，就要顾忌民生问题，担心舆论影响。这些勋贵眼红张氏兄弟在戒严上赚得盆满钵满，想通过施加压力，让兄弟二人乖乖就范，如果张氏兄弟不破财，就把事情闹开，到最后看看谁倒霉！

    “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张氏一门，集陛下隆宠于一身，有吃有喝还有封地，在朝中地位与日俱增，你倒好，为了银子连大义都不顾！你可知道为兄在五军都督府被人逼问，是多么的狼狈吗？你怎么不懂得替为兄着想！”

    张鹤龄胸中也充满怒火，上来就对弟弟一阵嚷嚷。

    本来张延龄来找兄长，商议的是如何延长京师戒严时间，方便他继续利用手头的权力来谋取暴利，现在张鹤龄如此气愤，张延龄便知道再想把这生意做下去有些困难了。

    张延龄解释道：“兄长可想过一件事，九城戒严，早晚各开一个时辰，城外的粮食和日用品能运进来多少？那些不法商贩趁机囤积居奇，要等百姓吃不起粮的时候再将手头的粮食变卖，原本几文钱一斤的米粮，到后面价格飞涨到几十文。”

    “但是有了我们的渠道，城外的粮食可以源源不断运进城来，受新粮冲击，那些奸商只能乖乖地降低价格销售，许多人为此亏得血本无归……我这是在为皇上和朝廷做事，而不是跟您说的那样搜刮民脂民膏。”

    “现在你去问问城中的百姓，如果不是我从城外调粮进城，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百姓要饿死，我到底是罪臣，还是功臣？”

    张延龄考虑问题，会总先想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在走私这件事上，张延龄觉得自己没做错，也说出了一定的理由。

    “兄长如果觉得不对，那我问一句，兄长可知道如今城中米粮价格几何？或者说五军都督府质问兄长的那些人可知道这些？他们吃着干饭，连民生都不了解，却用什么家国大义来为难我兄弟二人！”

    “殊不知我们这是在帮助城中百姓，而不只是为了谋取私利。京师戒严，那是陛下做出的决定，西北有战事发生，陛下身体不好，京师戒严有助于民心安定，有助于在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情况下，朝廷可以顺利完成交接……”

    “我运粮食进城，除了让城中百姓吃到更低价格的米粮之外，带来什么恶果没有？难道京师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还是说有人图谋不轨，想篡夺朝政？”

    “其实说起来，不过是那些公侯觉得我兄弟二人年轻资历浅，又是外戚从军，他们对我兄弟二人不服。其实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世袭罔替出身，论功劳，那也是他们祖宗立下的，包括张懋那老匹夫在内，这些年他可做过什么为朝廷建功立业的事情？”

    张延龄越说越觉得自己行事大有道理，此番被人攻击诘责，简直是蒙冤受辱，一时间情绪悲切，几近失控。

    张鹤龄思考半晌后，觉得自己弟弟做的，似乎并没有太大过错。

    张氏兄弟在考虑问题上都只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想，张鹤龄听张延龄分析得头头是道，想斥责，居然连句重话都说不出口。

    张鹤龄转变话题，问道：“那你……老实交待，这两三个月时间，搜刮了多少银子？”

    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张延龄神色间有些回避，犹豫半晌后才回道：“不多，也就……几万两银子吧！”

    “几万两银子？恐怕要多十倍吧！如果你只是得了几万两银子，会舍得拿出六万两银子出来，为陛下筹措军费？京城百姓对朝廷怨声载道，恐怕也与你巧取豪夺不无关系，你说那些不法奸商囤积居奇，我看那些奸商都是你在纵容！”

    张鹤龄越说火气越大，指着张延龄说道：“现在我不问你别的，马上写一份请罪状，我现在就带进宫面圣，请陛下宽宥。否则……连为兄也保不住你！”

    张延龄一听就不乐意了，昂着脖子道：“大哥，我们是兄弟，你这是准备不帮我说话咯？见皇上可以，但要把话说明白了，我们兄弟二人现在是在同一条船上，别人可不认为大哥在这件事上没收受好处……”

    “包括嫂子在内，我可都是进献了礼物的，大哥这几月日子过得和舒坦吧，府里花销用度的八千多两银子基本是我帮忙垫付的，此外还有五万两银子的进项，那是兄弟我孝敬你的，您真的准备撒手不管？”

    “你！？”

    张鹤龄这才发觉，自己上了弟弟的贼船下不来了，“你……你到底想怎样？”

    张鹤龄想到之前在五军都督府发生的事情，很显然别人都把他们兄弟当成穿同一条裤子，没有单独说他寿宁侯或者建昌侯怎样，都是把二人合在一起说事，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同为张皇后的弟弟。

    张延龄此时有了气势，理直气壮地道：“要说错，也有错，错就错在鞑靼人犯边，京师戒严给我们带来了便利，我们只是利用规则行事。现在京师戒严尚未解除，我兄弟二人仍旧可以继续赚银子。”

    “如果那些人把事情捅到皇上那里，皇上一定会考虑到我们兄弟的辛苦，不会追究，即便追究我们也能拿出银子来献给皇上，充作军费或者犒赏，皇上高兴还来不及，哪里会责罚我们？”

    “现在皇上身体不好，连姐姐也刚生产完，身子骨不济，朝廷能指望刘老头、李痔疮那些老匹夫来打理？京师戒严，对皇上来说是无比英明的决定，我们一定要力挺！”

    张鹤龄怒道：“你……你怎么还主张戒严？西北战事已经结束了！”

    “根本没有结束！”

    张延龄不以为意地说道，“兄长，既如此，那有些事我也不隐瞒你了……其实沈溪那小子曾多次上奏朝廷，在宣府遭遇鞑靼人的主力，还有监军张永，他也曾发过几封密报，称在土木堡与鞑子发生激战，获得歼敌四千的佳绩！”

    “两人的军报都被我想办法扣了下来，信使也想办法打发了……我主要是觉得，这事情太不靠谱了，京营兵是什么货色，沈溪又带了多少人马，靠那群乌合之众，怎么可能歼灭四千鞑子军队？肯定是撒谎了！”

    “为了核实事情的真相，我派京营兵马去查过，可惜回来报告的人不多，都说在出居庸关后不久，就遭遇鞑子游骑袭击，不得不狼狈逃回关来。因此我判断，沈溪和张永虽然有虚报的成分，但宣府如今的确不太平。”

    “按照我的估量，宣府起码有数千到数万鞑靼兵马不等，这些人目前就在京城眼皮底下，随时可能进犯京畿。”

    “头几天，太子曾在皇上面前进言此事，皇上无比窝火，此时正值刘大夏那老匹夫宣扬的宁夏大捷沸反盈天，若旁人不提此事，京师戒严解除后，鞑靼骑兵随时会长驱直入，犯我京师，若城门失守，那我们兄弟岂不成了大明的罪人？”

    张鹤龄大惊失色，问道：“什么，你私自扣下了沈溪和张永上奏朝廷的军报？如果被陛下得知，那该如何是好？”

    张延龄冷笑不已：“把守四门的都是我们的心腹，那些信使也都妥善解决掉了，信件也被我烧掉了，此事并无他人知晓。其实刚开始我是希望沈溪那小子在西北死无葬身之地，可现在再一想，宣府安危涉及我大明安危，还是如实奏禀陛下好。”

    “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假借别人之口来说，我们只主张京师继续戒严，这样既有利于朝堂的稳定，又能让我们兄弟多赚银子，捞取足够的政治资本。”

    “即便如今皇上不需要银子，可太子登基以后呢？做什么事情不需要钱？我们只管做该做之事，何乐而不为？”

    听了张延龄的话，张鹤龄一阵沉默，反复斟酌事情的可行性，最后无奈地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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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冬天早上实在爬不起来，每天第一更都这么晚，抱歉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今天天子依然会小小的爆发，让大家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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