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爱卿，国朝之南北两京制，你以为如何？”
    忽然间，一直没怎么吭声的崇祯皇帝看向吏部尚书马士英，淡淡询问道。
    “回皇上，臣以为...”马士英心中一惊，面上浑然不动，说道：“南北两京制，乃是成祖皇帝定下的成规祖制，臣不敢妄自揣测。”
    这话说的很中肯，崇祯皇帝明白是马士英不肯多说，怕惹上一身骚，倒是也理解，当下还决定把话彻底挑明，点头又道：
    “朕有意废除南京陪都，改成金陵，设省同制，撤销南京六部，由京师统一管理全国政务，上通下达，马爱卿又觉得如何？”
    “这...”马士英闻言有些震惊，一时竟是无从说起，犹豫半晌才道：“陛下，非是臣不遵陛下之命，而是天下之大，若不设两京，当不能共御啊！”
    “此言有理，但若朕非要废了南京六部呢，又该如何？”崇祯皇帝点点头，话锋一转，又道。
    群臣听见这两人的对话，许多人都是面色大惊，废了南京陪都地位，再撤了南京六部，那他们去做什么，回家种地不成？
    这可不行！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陈洪成出班道：“启奏陛下，万万不可！”
    “南京为我朝龙兴之地，龙脉在此，又是太祖皇帝钦定国都，根不可断，臣以为不仅不该如此，更应该迁都于南京，以北京为陪都。”
    “如此，国事大有可为！”
    又一侍郎站出来说道：“龙兴之地在凤阳，哪里是金陵？陛下，臣建议将凤阳立为新都，南北两京为陪都！”
    看了陈洪成和一眼，崇祯皇帝没有说话，这时候礼部尚书，皇子座师张尔岐出班道：“启奏陛下，臣觉得可行！”
    “两京制不可废，臣来南京日久，见六部及各官署鲜有实事可为，然则权柄愈大，肥硕流油，百姓却日益困乏，便深感不安。”
    “京师政令不得主南，南方之民以南京为主，不尊京师，长此以往，必国将不国！”
    “所以，臣提议，不仅要撤销南京六部，那些职权甚大但却无甚实务的官署，都要统统撤销，设立新的官署取而代之，但两京制不可废，仍要以南京为陪都！”
    紧接着，工部尚书高弘图出班表示赞同，说道：“启奏陛下，两京制使国朝安兴至今，不可轻言废之，否则，江南一带必然再起动乱！”
    “何况，历鉴前朝，两汉以洛阳、长安为两京，繁荣兴盛了四百余年！唐先是两京，后甚至增加为五京制，我大明国土辽阔，不下于汉唐，若不设南北两京，百姓不知朝廷，又如何上通下达？”
    “臣恳请圣上三思！”
    崇祯皇帝转念一想，高弘图和张尔岐两个人说的倒也有些道理，心下有些沉吟，听着下面群臣激烈的讨论，摆手说道：
    “今日就到这里吧。”
    ......
    关于南北两京制的争端，实际上从成祖迁都开始，就一直持续，正因为这种无法决定下来的争端，才使得大明直到英宗六年才正式定都北京，之前一直都称其为“行在”。
    意思自然就是皇帝率文武群臣暂时驻扎的临时首度，自英宗六年正式定都北京之后，一直都没有取消南京作为首度的合法性，朝廷将其称为“留都”，即“置官留守的首都”，时人也称“南都”。
    因为南京是太祖所定之都，它名义上的政治地位重于唐代事实上的“东京”洛阳，但实际的地位却不如唐代的洛阳。
    因为唐代洛阳和长安相距不远，一些皇帝（特别是改国号为“周”的武则天）曾长期住在洛阳，洛阳因此成为实际上的京师。
    设两个都城，皇帝可以朝发夕至，其实所谓“山高皇帝远”对唐代的两京制度不大。
    留都南京对大明朝而言，更具象征意义，然而实际意义不大，崇祯从朱棣在皇明卷宗上的密辛得知，当时成祖皇帝选择北京的原因很多，两京制不过是他的借口罢了。
    首先一个，明朝南、北“两京制”形成后，北京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南京作为经济和文化中心，很长一段时间，南北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其实崇祯皇帝也觉得该有第二个都城，以备后患，不过六部和那么多无用的官署只是为了留一个备份的朝廷，实在是弊端大而用处小。
    并且这最大的一个用处，在历史上的明末却也根本没有用得上。
    设想一下，如果大明在只在南京设立一个都城，那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南京，中国北方将持续凋敝下去，很不利于一个大帝国的统一与稳定。
    若只设在北京，道理也是一样。
    朱温灭唐，经五代十国大乱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从东、西竞争变成了南、北竞争。
    无论是周武王东征灭商，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还是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取得天下，或是隋、唐两朝依据关陇集团统一中国，关中一直是统治者的根本重地。
    这些历朝历代的帝王，他们针对西北要重点防范的是游牧民族，即依靠函谷关，进可谋东部富饶之地，退可“一丸泥封”，保持根本之地。
    唐代长安、洛阳的两京关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从赵宋开始，东西关系转为南北关系，南面的汉族政权面对最大的威胁往往是来自北部崛起的游牧民族。
    因此渤海之滨、燕山之麓的北京成为了“南北竞争”中最重要的重镇，汉人政权失去它，必然只能偏安南方，且国祚不会长久，游牧民族若抢占到手中，则可挥鞭南下，兴盛一时。
    朱元璋并非不想用北京做都城，因为北京做都城最具战略价值，然而当时大明军队刚刚从伪元手里收复大都，城池和周边州县还欠繁华和富裕，且胡化了四百余年，与淮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隔膜。
    当时的北京一带，对主要生在江淮、浙西的大明开国功勋集团来说，是定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心里总是不踏实的。
    崇祯皇帝在密辛中得知，朱元璋还曾派太子朱标巡查长安、洛阳和开封，想选择汉、唐、宋的故都为首都。
    然而这个念想再度落空，经过一次次战乱，关中之地已经残破，丧失了作为一个大帝国都城的条件，洛阳亦是如此。
    开封处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最易受敌，战略位置更不适宜。
    建文帝即位后，因削藩引发“靖难之役”，朱棣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同年，朱棣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永乐，改北平为北京，十九年后，迁都北京。
    南北两京的争端和建立，均从此开始。
    迁都北京是朱棣方方面面的考量，一北京是他以往的封藩地，起兵“靖难”之前，已在此经营二十多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政治、军事、经济体系。
    等他当皇帝后，北京及周边地区已不在是“生地”而是“熟地”，迁都于此乃是瓜熟蒂落之事，况且南京一带布满了不服从他的建文旧臣，北京则相对稳定得多。
    历史上，鞑清和蒙元一样，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了南面文化更发达、人口更多的汉人而入主中原，尽管历史上鞑清入关有了更多的戏剧性。
    对中华的士民来说，他们是血腥的征服者，都是外来政权，而对鞑清和蒙古人来说，和他们无非是把整个中国看做自己的战利品。
    无论对关陇、幽燕、齐鲁、河洛，还是江南、巴蜀、岭南，他们并没有崇祯皇帝眼下或历史上朱元璋和朱棣所想的这样充分。
    实际上，鞑清将这些地方一视同仁，在他们眼中，这些不过是他们新占的地盘，根本无非轻重，他们重视的不过是自己发家的关外或漠北，那里才是他们的“老营盘”，是留后路的地方。
    大明则不一样，它是赵宋灭亡后近一百年，一个将“鞑虏”驱逐出去光复中华的汉族政权，这也是历史上很少见的北伐而非南下统一中国的政权。
    皇明祖训上不止一次的写着类似这样意味的话，江南才是根本重地，是大明王朝的发祥地。
    而且，当大明的大军在徐达、常遇春率领下攻占元大都，收复幽燕之地时，这块土地从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开始，经辽、金、元，已被异族统治了足有四百余年。
    可以说，这是一块高度“胡化”的土地。
    大明时至今日的南北“两京制”，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留都南京，皇帝平日不在此城，但却保留了一整套的中央政府官僚体系，可谓是“朝廷的备份”，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缺的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南京朝廷的官员级别和北京同职官员也相同，南京周边十四个府、州的相应事务，有些事务甚至连京师六部都不得干涉。
    南直隶所辖的地区，乃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明之区，天下赋税六至八成多出自于此，若此次空手而归，或是不能将南京彻底控制在自己手里。
    日后必然还会生乱，崇祯皇帝可不想在战事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后院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