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得有人先定个调子。宋代官窑的这个调子，并不是开国皇帝赵匡胤定的。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他在立国初期，对文化并未过多顾及。赵匡胤当皇帝可能不是经过深谋远虑的，而是临时的一个冲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当皇帝。所以，他一开始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治国上。
    赵匡胤在当皇帝之前，虽然对读书很有兴趣，但是对艺术的感受并不很深。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赵匡胤平定四川以后，俘虏了后蜀国王孟昶，把后蜀皇宫里的很多宝物运到汴梁。其中有一个黄金做成的盆子，上面镶满宝石，古书上记载是“七彩宝石“，都镶满了。赵匡胤就问：“这是干什么用的？“大臣说：“这是孟昶的便盆。“赵匡胤就说了：“他拉屎都用这个，吃饭该用什么呀？使这种东西，不亡国才怪呢！“说完他就把便盆摔了。赵匡胤显然对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非常不感兴趣。实际上，他内心对艺术还有一种抵触或是排斥的情绪。我想，每个朝代的建国初期，皇帝的心态大致都是这样，觉得艺术不重要，当不了饭吃。
    鉴于南唐李后主和后蜀孟昶的亡国教训，宋朝初年，全国范围内对艺术品，以及生活中对艺术的感受，都不是很追求，尤其是统治者，对艺术的感受都比较淡漠。民间倒可能有一点儿追求。
    宋朝刚建立时，赵匡胤并不认为江山稳固，所以忧心忡忡，就去找大臣赵普，征求治国方略。赵普是宋代非常有名的大臣，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赵匡胤就问赵普，国家怎么去治理，怎么才能避免五代十国那样的战争频繁，皇帝一朝朝地换。赵普就跟皇帝说，主要问题就是大臣兵权太重。我们知道，唐代对武力就比较推崇，尤其晚唐到五代十国时期，大家都是谁胳膊粗谁拿下天下。针对这样一个背景，最后赵匡胤定下的治国方略就是强干弱枝。所谓“干“，就是指中央集权。宋代的中央集权非常明确，所有事情都是中央说了算。“枝“，指地方势力。赵普认为只要削弱了地方的军事势力，天下自然就安定了，所以就有了后面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官窑产生的背景】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由于中央政权抑制武力的策略，慢慢形成了文官得宠的政治风气，宋代有很多大文人都是做官的，导致宋代文化高度发展。很多学者都对宋代的文化予以肯定，认为中国后一千年的文化都是宋代定的调子，这一点非常重要。宋代在“以文治天下“的国策下，此后三百多年时间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尽管我们都知道，宋代的国土非常小，但是宋代老百姓的生活，整体来说都还是不错的。除了南北宋之分是一次大灾难以外，老百姓的整个生活还算稳定，而且长达三百多年。
    这种繁荣有很多证据存在，比如《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繁华。《清明上河图》这件作品，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纪录片来看。当时没有录音、录像这种高科技手段，未能把当时的社会记录下来，非常遗憾。但是，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画卷，从郊外一直画到城里，把整个汴梁的繁荣，乃至鳞次栉比的店铺，全部反映出来。当时有客栈，有民居，有店铺，有作坊，甚至有卖瓷器的专卖店。宋代的官窑制度，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了。
    宋代官窑制度没有明确的记载，而明清以后的官窑制度有明确的记载，什么时间皇帝下令做什么样的瓷器；谁是督陶官，直接奔赴烧窑的前线，来指挥烧窑；政府一次需要多少瓷器等等，都有明确的记载。宋代官窑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全，非常不明确。不能说当时没有官窑制度，但是今天找不到非常明确的文献，记载着从皇帝嘴里说出的官窑。由于不明确，所以今天不知道宋代官窑的起始时间。尽管如此，宋代官窑对于后世的影响，还是不可估量的。
    【北宋官窑】
    官窑是北宋定的主调。北宋官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期才开始烧造，窑址不明。历史上黄河多次改变河道，每次泛滥的时候都淤积大量泥沙，将汴梁旧城以及整个黄河下游淹没，有很多文化古迹就淹没在黄河故道之下。我们推测，北宋官窑的窑址应该就在汴梁附近，但至今没有找到，估计黄土覆盖的深度已达10米以上。我们参考其他窑址，南宋官窑的遗址就离都城非常近；清代官窑虽然是在景德镇烧造，但有一些极特殊的产品，比如瓷胎画珐琅，就在紫禁城内烧造，位置在西华门附近。
    北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了宋徽宗时期，社会生活非常富足。又赶上宋徽宗这样一个皇帝，酷爱艺术。大家都很清楚，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没有政治造诣的皇帝之一，但他的艺术造诣却非常高，甚至可以说是艺术造诣最高的皇帝。历史上只有李后主李煜可以跟他相媲美。史学家们认为：在绘画技巧上，宋徽宗高于李后主；在诗词技巧上，李后主高于宋徽宗。李后主最著名的词就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国20世纪30年代还拍过一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就借的李后主这句词。
    宋徽宗对艺术感兴趣体现在很多具体的方面，比如他设立了文思院。宋代的文思院，设有各种作坊，分工达三千多作。今天不能想象，把一个事情分成三千多类，怎么分？可能分几十类就分不下去了。在三千多个门类中，反而没有“陶作“，没有烧造陶瓷的地方。我们分析原因，可能是烧造瓷器的条件比较恶劣，需要大量煤炭、木柴，会造成很严重的污染，而且在宫廷里烧火也很危险。清代在紫禁城里烧造珐琅彩是很小范围的事，所以能够容忍。如果是大规模的行为，就只能到景德镇去烧造。
    【琮式瓶】
    北宋官窑比较罕见，因为宋徽宗执政的时间只有二十几年；又经过靖康之难，很多东西都毁掉了；再加上一千年时间的淘汰，能留到今天的北宋官窑非常罕见。
    我在十多年前曾经见过一个。北京翰海的第一次拍卖会上，有一个官窑瓶子。这个瓶子最早在扬州文物商店收藏，那次拿出来拍卖。这瓶子有一个名字，叫“琮式瓶“。“琮“是一种玉礼器，古代大量使用。大部分人很容易把这个字念错，念成“宗“，应该念“从“。琮和璧是古代最重要的玉制礼器，琮用来礼地，璧用来礼天；琮外方内圆，璧外圆内圆。琮式瓶，就已知的资料来看，全世界只有四件，一件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一件在英国大卫德基金会，一件在台北故宫，最后一件就是翰海这件。北京故宫里都没有收藏这样的琮式瓶。当时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件东西可能不真，也可能是明代烧造的。我就比较执着地认为它一定是真实的，就是北宋的，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它，非常幸运。
    北宋的琮式瓶在工艺上有很多特征，容易被我们忽略。它是一个内圆外方的瓶子，你从里面看是圆的，从外面看是方的。南宋以后，工艺上就可以烧造外方内方的瓶子了。陶瓷工艺中，拉圆非常容易，搁在轮盘上，随着轮盘一转，立刻就能拉成圆形。做成方的就需要模具，要一点点拼接起来。北宋时期的工艺还不够先进，所以要先拉成一个圆，然后单做四个三角，粘在四个角上，最后挂上釉去烧。我首先从工艺角度上看，认为这个琮式瓶是北宋的艺术品。
    当时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它是北宋的，总觉得是后人仿的。我们要知道，仿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有主观的愿望，就是我为什么要仿。比如，我就想造假。历史上也确实有这种人，就是想造假，造出来显示个人的成就，没有其他目的。那么，绝大部分人造假的目的都是为了赢利。在赢利的前提下，就有一个成本问题。如果造假成本高于真品成本，就不会赢利，造假也就不会存在了。这个原因导致历史上所有造假都集中在收藏热的时期，就是我们说过的北宋、晚明、康乾盛世、同光中兴到民国初年以及现在。那么，宋代官窑，在宋代没有人去造假，没有这个必要。到了明代，晚明时期的收藏中，追逐的对象不是宋瓷，所以也几乎没有造假。到了康乾盛世，尤其到了雍正时期，雍正对宋代官窑非常感兴趣，所以摹制了很多。清代宫廷主要是摹制，不追求一模一样，就追求形似，意思到了就可以。所以，雍正时期大量仿官窑的器物上，就写着“大清雍正年制“，说明本朝喜欢这种审美风格，跟完全欺世的造假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从这点推断，这件琮式瓶的古拙肯定在明代以前，可是明代以前没有造假的动机，所以我就认为它是真实的。后来，这件琮式瓶被拍卖，现在在一个收藏家手里，被公认是北宋官窑。
    从这件事上可以感悟到什么呢？很多时候真理其实就在少数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当你的道行深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鉴定的这个东西的真实面目。问题出在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人，手里拿着一个大瞎活儿，但还坚定地认为是真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还非得要这么认为，那就出问题了。我觉得收藏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觉得有把握，那就坚定地认为真理在你手里；但当你没把握的时候，就不应该执迷不悟。简单地说，瞎子拿一个瞎活儿，就更瞎了。
    【南宋官窑】
    公元1127年，南宋接替北宋。当时为了区分，北宋官窑就称为“旧官“，南宋官窑就称为“新官“。南宋官窑有两个烧窑的地方，一个是郊坛下，一个是修内司。这两个窑址都是20世纪发现的，一个是20年代，一个是90年代。
    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有这样一段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袭徽宗旧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本朝“指宋朝。宋朝最早使用的定州白瓷因为有芒，不好用，于是造出青瓷器。北宋宣和、政和年间，京师自己安排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指南宋建都杭州，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明明是吃了败仗，被迫跑到南边，但说得很好听。所谓“袭徽宗旧制“，就是沿袭了徽宗时期的形制，先后在修内司、郊坛下烧造青瓷。“大不侔“，就是大不一样，新官窑跟旧官窑有不一样的地方。
    宋高宗赵构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他“中兴渡江“的时候已经21岁，是成年人了，对以前那种富足生活有极深的印象。他到了杭州以后，非常怀念北宋时期那种奢靡的生活。宋代林升的诗有这样的描写：“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南宋人的心态，还是非常怀念北宋的生活。实际上，赵构是力图把杭州建成像汴梁一样的城市，体现大宋王朝的一种精神。
    从瓷器烧造上讲，南方的条件相对来说比北方优越。当时南方有越窑，有秘色，有龙泉，底子很厚，想烧官窑上手很快。所以在南宋初年，很快就把官窑像模像样地做出来了，尽管跟北宋官窑有所区别，但大体的样子出来了，差别不大。
    北宋被灭后，金人把北宋所有名贵的东西一股脑运到东北去了，也包括官窑瓷器。当南宋恢复祭祀制度时，很多礼器都没了，如果用金银铜等金属来做，国家的财政也不允许，所以就迫使瓷器迅速进入市场。绍兴十一年（1143），南宋跟金议和以后，政局安定下来，就需要恢复祭祀的礼仪，大量生产礼器是朝廷迫在眉睫的任务。绍兴十三年（1145），《咸淳临安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就是本应该用铜用玉做的礼器，由于财政跟不上，可以用瓷器和木器代替。这里的“陶“就是指瓷器。这是权宜之计，变通一下。所以，琮式瓶、花觚等造型，都是南宋官窑中的礼器。
    【上海买官窑】
    很多年前，我在上海的一个大户人家里看到过宋官窑，他家祖辈历史上是大官，都是文人，背景非常好。“文革“时他们家被查抄了，退赔以后，退回来好几百件东西。我知道消息以后，去他那儿看，东西琳琅满目。当然，有很多是一般的，但也有很多非常重要。我当时看到官窑、哥窑，什么都有，我就想买。但是他想卖的，我不太想买；我想买的，他又不想卖。因为对他来说，每一件东西背后的故事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也就牵扯到他个人的感情不一样，导致有的东西他就不愿意卖。他有一个官窑小洗，一个哥窑小瓶，拿出来给我看，说那是他们家最重要的传家宝。他上来就跟我说宋代五大名窑。今天大家谁都可以说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头头是道。可当时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五大名窑是什么，他就知道，还跟我说。我就想买他这两件东西，他说：“这两件我是不卖的，别的可以卖。“头一回我没有买成。
    后来，我每次到上海出差，都要到他家聊聊天，喝喝茶，跟他磨。时间长了，他也不好意思了，最后终于同意卖给我了。他说：“你可以买一件，这两件东西你挑一件，我卖给你，但不能都卖给你。“这对我来说就非常难。我们那时候碰到官窑、哥窑这样重要的藏品非常不容易，我特别想一次把两件东西都买到。我就跟他磨。他说：“不行，我已经违背了我的初衷，我原来的意思是一件都不卖给你，我今天已经开了口，让你挑一件，你不能再得寸进尺。“我想：是啊，我不能得寸进尺。
    然后我的问题就出现了，我要在两个里头选择一个。选择哪个？我觉得哪个都好！我拿起官窑，就觉得哥窑好；我拿起哥窑，又觉得官窑好。心里很痛苦。这时，我意识到人生的一个问题。人生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选择，而是放弃。我现在要放弃一个，这样想就想得比较通。就跟你同时喜欢两个女孩似的，一定要放弃一个，你才能结婚。不是说你要在这两个女孩里面挑选一个，而是你一定要放弃一个。
    最后，我就按照一个常规的思路，即五大名窑按照顺序排：汝、官、哥、钧、定。汝窑咱就不想了，当官窑和哥窑同时出现，我按照顺序，先买官窑吧。于是我就把官窑小洗给买了，现在观复博物馆展出，大家参观时可以看到。
    在收藏当中，经常碰到很多具体的问题。碰到问题时，如果你多想一层，人生就有所得。比如说当你发现有矛盾冲突的时候，一定想方设法放弃一个，这样人生才能迈出一步。
    【官窑的收藏】
    宋代官窑收藏的可能性非常低。一千年来，官窑地位至高无上，大部分都进了世界级的博物馆。一进入博物馆，流通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宋代官窑洗子，究竟有没有卖过呢？卖过。1989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了一只官窑洗，当时的成交价是2200万港币。注意这个时间，将近二十年前，2200万港币，当时创造了中国瓷器的世界纪录。这个纪录保持了很久。
    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审美是对艳俗的藏品还不很重视，而重视这种高古的，所以宋瓷在当时的价格都非常高。进入21世纪后，大量新藏家出现，新藏家的审美就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一个过程。简单的审美，就是看着漂亮，我就愿意多花钱。那么，在宋官窑这样高等级审美的藏品面前，《小说下载|wrshu》新藏家都不愿意出钱。所以，后来的纪录就被明清的粉彩、五彩、斗彩，不停地刷新。但我想早晚有一天，可能也不需要很长时间，人们的审美会回归于本来，宋代官窑一定会重新确立它江湖老大的地位。
    一、宋和南宋的官窑都有紫口铁足的特征。所谓“紫口铁足“，是指口部由于釉薄，露出紫色的胎骨；圈足露胎的部分，呈现铁褐的颜色。古人归纳为“紫口铁足“。这个特征南宋要比北宋明显，原因是到了南宋，釉就没有北宋那么厚了，釉一厚，特征就不明显了。
    二、北宋、南宋的官窑都有开片，规律不一，很难确定什么样是南宋的，什么样是北宋的。
    三、北宋的官窑厚重，南宋的官窑轻薄。这个特征跟南北地域的人的性格有关。北方人性格比较粗犷，南方人比较纤秀。北方人和南方人有时注重点不同。在瓷器烧造当中，一般来说北宋瓷器胎都厚重一些，南宋都轻薄一些。所以在分辨南、北宋瓷器时，有时仅凭胎体这一条，就可以准确地判断。
    宋代的官窑，到了元代就戛然而止，一下停住了。因为它跟社会背景发生了冲突，元代人不欣赏这种青色的宋瓷。直到清代，皇宫才开始主动地去临摹。理解这样的社会背景，对瓷器鉴定会有好处。
    哥窑是与官窑类同的一个窑口，非常接近。它也有紫口铁足的特征，也有开片。哥窑和官窑的接近程度，有时候连专家都分辨不清。很多瓷器，在这本书上定为官窑，到另一本书上可能就定为哥窑，有时区分它们确实很困难。
    哥窑是中国古代陶瓷，尤其五大名窑中疑团最多的窑口，为什么呢？因为史书上的记载都不太详细，哥窑的窑址至今不明。有人说它的窑址在杭州，有人说在河南，有人说在景德镇，还有人说在龙泉，但就是没有真正挖出这个窑址来。嘉靖四十五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章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名故也；章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哥窑和龙泉窑都在今天的浙江龙泉县，南宋时有兄弟两个人，老大叫章生一，老二叫章生二，各主一窑烧造，哥哥烧的叫哥窑，弟弟烧的叫龙泉窑。这是嘉靖时期的一种说法。
    刚才说官哥两件，我先买了官窑，后来我在上海又碰到一个哥窑，看来按照顺序选择是对的，如果当时买了哥窑，后来又碰见的还是哥窑，我就会很后悔。那是在一个古董店里，这个古董商是专门做明清瓷的，他对高古瓷不是很了解。我一进门，就看见哥窑摆在那儿。我跟他聊，问问价钱。由于他不是很清楚，所以卖得比较便宜。我买了，等于捡了一个漏儿。收藏是件很随缘的事，很多时候不能强求，碰到了就是你的，碰不到就不是你的。我觉得如果按照这个路子，下面可能就要买着钧窑了。
    哥窑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个特征就是金丝铁线，这是它的典型特征。“金丝“是指细碎的开片，呈黄色；“铁线“是指大块的开片，呈黑色。金丝铁线在古代还叫“文武片“，指的是开片的大小。
    金丝铁线实际上是陶瓷烧造中的一种缺陷美。在烧造中，由于胎和釉的膨胀系数不同，所以瓷器出窑以后，釉就会开裂。如果你们看过出窑，就会觉得非常神奇。哥窑刚一出窑，釉面炸裂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个瓷器能炸多长时间呢？能炸两年。我买过一个新的哥窑瓶子搁在家里，夜深人静时，就能听见“嘣“一声，“嘣“一声，一直要持续一两年的时间，这是很多人不能想象的。
    哥窑能够呈现金丝铁线，原因就是它要炸两年。当它出窑冷却以后，过去直接搁入炭黑水，现在直接搁进墨汁里，拿出来以后，瓷器就形成大块的黑开片，非常清晰。很细小的开片，由于间隙过小，颜色进不去。所以就搁在那儿，时间长了，气体进去以后，会氧化成黄色。金丝铁线因此而形成，它是时间造成的。我们从这点可以判断，如果没有黄线，它的烧造时间就很近。那么，有黄线是不是就很古老？不一定。现在有人能加速金线的氧化过程。有人用几个月的时间，用烟熏制，强化它的氧化过程。所以你看到金丝铁线全部完美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
    金丝铁线的说法，并不是很久远的事，到了清代才有这样一说。《处州府志》中载：“其兄名章生一，所主之窑，皆浇白断纹，号百圾碎，亦冠绝当世。“当时对哥窑的记载说它这种细小的开片冠绝当世。哥窑的工艺，已经由原来的无法控制，到能够主动控制，这个过程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观的追求。
    关于哥窑的开片，还有很多传说。有一说是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俩造青瓷，各有成就。哥哥忠厚，瓷器卖得好，弟弟顿生妒意，就抓了一把黏土搁在釉缸里，这样开窑后就会使釉面开裂。本来开裂了是个缺陷，没想到被推到极高的地位，反而卖得更好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弟弟在开窑前往里泼水，使釉面炸裂。这些实际都是一些外行的说法。外行不知道烧造的工艺，这个工艺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哥窑的这种缺陷，被文人赋予一种美的追求，叫缺陷美。我在《家具篇》中讲过，审美的最高层次，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非常态的、病态的美。缺陷美被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哥窑就在这样一个地位中诞生了。
    哥窑的第二个特征是紫口铁足，官窑也有这个特征。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说：“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紫口铁足。“曹昭是松江人，就是今天的上海市郊区。《格古要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关于古董的文献，在明初成书。
    我们刚才讲了，哥窑有开片，官窑也有开片；哥窑有紫口铁足，官窑也有紫口铁足。那么有没有可能它们是一种东西呢？有人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在南方的吴语发音中，官、哥不分，北方人听起来都一样。吴语中管官窑叫“guo ya“，北方人听起来就是“哥窑“。所以有人认为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瓷，就是宋代的官窑，因为南北方语言上的误差，被人为地分成官、哥两种窑口。
    第二个疑问：有学者认为，哥窑不创烧于宋，而创烧于元，只是仿宋官而已。换句话说，他认为哥窑是元代人仿宋代人的瓷器。这种说法的证据是哥窑最早的记载就在元末明初。元末孔奇的《静斋至正直记》：“乙未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器，不可不细辨也。““乙未冬“，指1355年，元至正十五年，在杭州的市场上买了一个香鼎，是“哥哥洞窑“的。看着挺新，但又觉得像旧的，看到的人很疑惑。正好碰到一个老头儿叫王德翁，他说最近哥哥窑烧得特别像古官窑，得仔细看，好好辨别。
    那么，从这段记载中，孔奇认为哥窑是元代晚期出现的仿品。但我个人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哥窑还是宋代的，不是元代的。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是造型。我们能看到的哥窑跟官窑的造型，没有大的区别。没有看到一种极特殊造型的哥窑，超过历史的局限。没有一件元代造型特征的哥窑，存世的哥窑都跟宋代的造型一致。
    第二是釉色。哥窑的釉色不符合元代人的审美观。元人尚白、尚蓝，对官窑、哥窑这种青瓷不感兴趣。
    第三是背景。元人喜欢金戈铁马、驰骋千里的感觉，并不喜欢宋人小桥流水的感觉。从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中判断，我觉得元代复制宋代的瓷器，可能性非常小。
    哥窑的存世量比较大。雍正乾隆时期大量烧造，我们碰到的哥窑大部分都是清代仿制的。我早年在现在的北京古玩城买过一个。那时北京的市场不像现在这么完备，当时还是铁丝网围着的木板房。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转了一圈，什么都没买到。临走时，有个妇女抱着孩子冲出来，跟我说：“马先生，我这个瓶子你还是要了吧。“因为我刚才看了一眼，嫌贵没要。她说：“我便宜你点儿，你也多出点儿，你就要了吧，我们在这儿生活挺不容易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买了个哥窑小瓶。
    后来发生的问题，跟我的想象有点儿不大一样了。我那天逛市场的时候，是借了别人的一个书包。当时对艺术品的珍视程度也不像今天，今天买什么东西都很郑重地包装起来，当时都很随意，拿张报纸一裹就搁书包里了。我背着书包出来，在马路边准备打车的时候，突然觉得肩膀一松，书包就掉地上了。由于书包不是我的，我不知道它背带中的缺陷，一个半圆的铁环从背带里褪出来了。当时我清晰地听到一个很不吉祥的声响，但也不是很惨烈。我坐在马路牙子上，也不敢打开看，就坐在那儿垂头丧气。我记得有个人过来跟我说：“打开看看，打开看看。“然后我捏着那个包着的报纸，就听见咯吱咯吱的声响。哥窑很有意思，在恰到好处的振动下，没有碎，但摔酥了。后来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搁在我家的柜子上，多少年我都不敢碰它，每回拿都觉得它要散了。
    从这件事上我们应该知道，一件文物得来不易。那件哥窑，我算了算，在二百五十年以上，让我不小心弄破损了。所以说得来不易，一定要小心。今天说起来好像跟个笑话似的，可我当时就是一头大汗坐在马路边上。我后来做了很多假设：如果多包几张报纸；如果不是拿别人的书包；如果拿一个盒装上；如果抱在怀里，都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可恰恰所有的假设都没做，不幸把它伤害了。这件事对我后来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每当我买到一件东西时，都特别小心，生怕在手中有个意外。教训是个人的，经验是大家的。
    一、有一种说法是“官哥不分“，可见它们的类似程度非常高。实际上还是能区分，一般的说法是：开大片为官，开小片为哥。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
    二、官、哥两窑同属官窑中的青瓷系统，以釉色和开片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它既要有釉色的美丽，又要有开片的美丽，以双重标准作为该艺术表现的准则。
    三、官窑和哥窑代表着宋代官方最高的审美标准。
    宋代五大名窑中，已经讲了汝、官、哥三窑。剩下的钧、定两窑，与前面三窑相比较，从釉色上讲，有不同之处。下一讲就讲钧窑和定窑。
    宋代五大名窑中，汝、官、哥三种瓷器都是青瓷，仅从颜色就可以辨识。从科学上讲，钧窑也属于青瓷，但它不是以青色为主的瓷器。钧窑的颜色有玫瑰紫、钧红、天蓝、月白，非常多。
    先来了解一下钧窑的情况。钧窑主要的烧造时期是宋金元时期，它有钧官窑和钧民窑之分。官窑肯定就是给官家烧造的，汝窑就是官窑系统；钧窑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人认为钧窑的名字可以证明它是金代创烧，因为钧窑的全名应该是“钧台窑“，是指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在钧州烧造的。所以有学者认为，钧窑是金代才开始烧造的，北宋没有。明代的时候，为了避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讳，钧州改叫禹州，沿用至今。今天河南禹州，就是过去的钧州。非常奇怪的是，最早关于钧窑的详细记载已经到明代中期了，之前没有见过记载。我们说过，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是一部非常完备的古董专业书，但里面没有提钧窑。所以又有人认为钧窑是明初才开始烧造的，他们是以文献为准。
    考证历史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就是依靠文献，历史上的人怎么写。但文献有一个问题，它有局限，可能被篡改。历史上很多事情都是在不停地改写，所以不能百分之百地相信文献。那么，另一个途径就是文物，我们用实物证据来说话。
    近些年有证据出现了，在北宋的地层中出土了大量钧瓷残器，跟故宫收藏的钧窑重器一模一样。这就证明了钧窑产生的年代不是金代，也不是元代，更不是明代，而是北宋。它是从北宋的徽宗时期开始烧造的。有人认为是“汝停钧代“，即汝窑停止烧造以后，钧窑就出现了。汝窑和钧窑有些外部特征很接近，工艺也比较接近。
    晚清以后，社会对钧窑大力推崇，文人推波助澜，比如《陶雅》中这样说：“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曰钧，曰汝，曰定，曰官，曰哥，曰龙泉，曰建。“他把所有宋瓷排了一个队，汝窑排到第二，钧窑排到第一。同样是晚清的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说：“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他把钧窑单提出来说。说明在晚清时期，钧窑的地位非常高。晚清到民国初年，追逐钧窑的人非常多，以至民国期间钧窑窑址被发现的时候，都被人哄抢。
    钧窑的工艺中有一点不同，它是乳浊釉，一种不透明的釉。官窑、哥窑、汝窑，都属于透明的玻璃釉，釉是透亮的；钧窑不是玻璃釉，是乳浊釉。乳浊釉的好处就是遮盖力强，能够把胎土彻底遮盖住。这是一个优点，但同时又导致产生一个缺点，就是钧窑对胎的要求不高，疏松或粗糙的胎都能被釉盖住。从民窑的钧窑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现象。
    钧窑对中国陶瓷史有个巨大的贡献。它以铜为呈色剂，在高温下一次呈现红色。这不仅是对中国陶瓷史的贡献，也是对世界陶瓷史的贡献，这个贡献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都是辉煌的。
    我们对陶瓷要有一个基本常识的了解：陶瓷上所有的颜色都是金属在高温下呈现的颜色，比如青色是用铁来呈色。钧窑用铜作为呈色剂有一定的难度，铜在高温下会挥发，会变得没有颜色。钧窑为什么使用铜作为呈色剂呢？因为当时钧州的神垕（音后）镇出产孔雀石，孔雀石含有大量的铜。所以就近取材，用铜做呈色剂，使钧窑在高温下呈现出红色。尽管那个红色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不是大红色，但已经非常接近于鲜艳的红色了。
    窑属于窑变系的瓷器，理论上讲，它的呈色在入窑之前不能控制。古人对钧窑有这样的赞美“夕阳紫翠忽成岚“，就是说颜色忽然产生变化了。所谓“窑变“，是指进了窑以后，在烧造中才产生的变化，人力不可控制。行话说“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就是钧窑的本质。钧窑在烧造的前期绝对不可能控制，但经过工匠长时间摸索，慢慢能够在一定限度之内有所控制。这个控制需要高超的技巧，要摒弃过去钧窑烧造的随意性。今天能看见钧窑瓷器中带有明显的笔触，最有名的一块盘子叫“三潭映月“，明显地画出三道，中间无意中掉了一个点，所以叫三潭映月。从这样的钧瓷当中，能够看出钧窑后期的可控性。
    清末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对钧瓷做了一个总结，他的总结非常文学化，但是非常准确。他说：“元瓷之紫聚成物形，宋钧之紫弥漫全体。“宋代钧瓷的色泽是弥漫状的，颜色的边缘完全看不清，而且往往是一个整体。比如一个花盆，就是一个统一色，全是玫瑰紫的。到了金元以后，钧瓷上开始有明显的色斑存在，每个色斑可以聚成一个物形，像刚才我们说的三潭映月，就聚成了一个物形。许之衡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也概括了宋钧到元钧的一个变化过程。
    民国以前，宋钧鉴定有绝对特征，这个绝对特征被喻为“蚯蚓走泥纹“。蚯蚓走泥纹的形成，是因为钧瓷的釉非常厚，能够厚达七八毫米。釉不仅厚，还黏稠，所以在冷却的时候，有些介乎于开片和非开片之间的那种被釉填平的地方，会形成像雨过天晴以后，蚯蚓在湿地爬过的痕迹，被文人形象地比喻为“蚯蚓走泥纹“。这个特征在民国以前无法仿出来。最近这些年，河南神镇的窑厂不停攻关，已经能把过去的特征准确地仿出来。所以蚯蚓走泥纹在今天已经不是鉴定的绝对特征了。
    我就碰见过一个阔太太。她捧着一个钧窑大花盆来找我，说：“马先生，你看看，我这个花盆是真的假的？“在陶瓷鉴定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回避这个“假“字，一般都说：“你这东西看新，不老。“都是用很委婉的话来说。你说是个假的，有人就说：“怎么是假的，不是瓷的吗？怎么假？“他跟你扳杠。我看了以后就说：“您这个花盆不老。“她说：“怎么不老啊？我这有“蚯泥走蚓纹“啊！“我说：“那叫蚯蚓走泥纹，不叫蚯泥走蚓纹。“她说：“我知道，就是蚯泥走蚓纹啊。“她的知识学得十分不清晰。她在自己没有充分掌握的情况下，就认为这个招数学到了。她认为有了蚯蚓走泥纹，就一定是真的，嘴里还说的是“蚯泥走蚓纹“，把我都差点儿带坏了。她一说我就乐了，我说：“这个特征今天已经不是绝对特征了，不能依靠这一点来判断真假。”
    我想，学知识一定要扎实，一定要弄清前因后果，比如“蚯蚓走泥纹“是怎么形成的，一定要弄清楚，别说成“蚯泥走蚓纹“。这就跟唱歌一样，大部分人就会唱一句半句，总上不了台。比如流行歌曲，大部分人都能哼哼，但是能真正上台把整首歌唱下来的，我想都是专业歌手。知识不能掌握片面，一定要掌握全面。
    官钧瓷器有很多带有底刻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字都有。为什么刻这些数字呢？一千年以来，后人都在研究刻数字代表着什么，用了各种方法去推论，但至今无解。有人认为数字跟瓷器大小有关。编号越大，个头越小，也就是一号最大，十号最小。结果后来发现不是那样，有七号比四号大的，也有四号比七号大的，都可能出现，所以不是按照这个规律走，不能说明编号是为了尺寸。另外有人认为红色调的钧瓷刻单数，蓝色调的刻双数。这个也说不通。钧窑在一开始不能控制颜色的时候，怎敢在底下写数？我在底下写一个双数，结果出来是蓝的，怎么办？所以这种说法也不足为凭。那么它底下的数字究竟代表什么呢？至今还是个谜。
    当历史过去了以后，后人要彻底解开文物之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今天有很多物品，让一千年以后的人来认识，肯定很困难。比如手机，可能一千年后的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说不清是干吗用的。人家肯定说：“你们当时沟通怎么这么麻烦啊，还拿一个东西。我们现在脑子里一想，几千里以外的那个人就知道了。“所以，当一个东西消亡以后，就非常难确认了。
    古文中最难学的是名词，不是动词。当某个东西消亡以后，它的名词就无解了。比如我们过去洗衣服，家家都有一个搓衣板，现在岁数大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搓衣板吗，谁不认得啊？而当洗衣机出现以后，搓衣板的命运就不好了，现在家里有搓衣板的很少。过一百年以后，拿出搓衣板，很多人就会说：“这是什么啊，一棱一棱的，干吗用的？是不是刑具，罚跪用的啊？”
    这些年，钧窑的问题又开始变得复杂。先是有外国学者，还有台湾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官钧这部分陈设瓷为明初永乐宣德时期烧造。理由是造型，尤其六方花盆造型与同时期青花瓷有共通之处。加之与这些类似的残片出土时又发现一只鸡心执壶残器，而鸡心执壶是明初典型器，以此类推，官钧应产生于明初皇宫。
    这就有两个问题要解释。一、以前定为宋钧窑时，出土过一只宣和通宝钱范，钱范就是铸钱的模子，这件证据证明钧窑为北宋时期。但最近又有学者认为，此钱范有后世伪造之可能，这就使问题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这好比一个杀人铁案，杀人的凶器突然不能证明是凶手所执，那么案子的定性就可疑了。二、明代《宣德鼎彝谱》中记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明确记载钧窑。如此时钧窑为新烧，这个记录也有问题，或这个判断有问题。古往今来，收藏就一直面临这些闹心的问题，你刚刚买回一个宋钧窑，正得意呢，专家宣布为明初的，你烦不烦？
    所以说，想收藏就一定要有承受力，没有承受力的人最好不要涉足，进来也是麻烦。对于我们，宋钧也好，明钧也好，都是文物。物是人非，许多事情说不清楚，那就慢慢等待，总有一天能有办法说清。想清这一点，就想清收藏的乐趣了。
    钧瓷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东西。我买的第一件藏品是一件用钧瓷残片镶成的挂屏。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河南禹县钧窑的窑址被发现，大量外国人都涌去，包括德国人、日本人，都去抢这个残片。当时有“家有万贯，不值钧瓷一片“之说。钧瓷的残片可以打磨后，镶在腰带上，显示我特有钱。现在是把腰带镀上金，镶上翡翠，那时镶一块钧瓷就可以了。
    我在20多岁第一次碰见钧瓷，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漂亮，一片一片的，每片上面都有红色，那红又不是正经的红。后来我就把这套钧瓷挂屏买回去了。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当我对钧瓷有所了解的时候，我就不满足于残片了，想买整器。20世纪80年代，有一回我在香港逛古玩店，碰到一个店主。那个店主也是一时性起开的店，并不是祖传的手艺。一时性起开店呢，东西就会来源纷杂，他自己判断力有限，所以买家很容易在他那里捡到便宜。我当时一进去，那个人就认出我，说：“您又来了？我这儿有一个新淘的东西，怎么样？“我一看，是一个钧瓷花盆，底下有很多支烧的痕迹。因为怕瓷器在烧造过程中塌底，就要把它支起来烧，烧好后会留下痕迹。这花盆下面的痕迹都被打磨过，店主看到打磨的痕迹，有点儿二乎，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新。他拿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心里也嘀咕，我嘀咕什么？我知道这花盆是真的，就想怎么说服他便宜地卖给我。我说：“你看，这打磨的痕迹多新，这东西可能不怎么老。“那人也说：“我也拿不准，我买的也不贵，你加点儿钱就可以拿走。“后来我就买到那件东西了。
    回来以后，我就找出台北故宫藏钧瓷的一本书，去对照背面。很多官钧的背面，都有类似的打磨痕迹，过去不注意的时候，你很容易忽略这一点。我当时一对那本书，就高兴了。我一看，那痕迹恨不得都是一个人打磨出来的。当你不买这种东西，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一百遍你都记不住；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一下就记住了，记得死死的。
    知识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常备，你不能等到用的时候现学，除非他给你时间，让你先回去看两天，人家等着你。如果你一出门，东西就卖给别人了，这时就比较麻烦。所以一定要知识常备，运用恰当。过去有一句老话“艺不压身“，就是这个道理。
    五大名窑现在剩下最后一窑，定窑。定窑排得靠后，应该说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到了北宋晚期，定窑受到一定的排挤。但是从烧造的年代来看，定窑实际上是老大。汝、官、哥、钧四窑都是北宋晚期才开始烧造的；定窑则在北宋的早期，甚至五代时就开始烧造了。乾隆皇帝比较喜欢定窑，他有200首诗咏瓷器，其中咏定窑的诗就有30多首。
    定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曲阳是石刻之乡，盛产汉白玉，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的浮雕就是曲阳人民捐的材料，曲阳人民雕的。这种雕刻手艺是祖传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定窑会受到影响定窑瓷器带有刻工。我想历史上很多工艺会相互影响，比如定窑早期工艺中的浮雕，更趋向于石雕的效果，与它后来的阴雕不一样。
    定窑是底下刻“官“字最多的瓷器。我们看到的北宋定窑，大量底下刻一个“官“字，表示是官方制造的，都是北宋前期，还没有到宋徽宗呢。
    宋代五大名窑中，定窑与其他四窑不同，它是白瓷，那四个都是青瓷。那四大名窑里，除了极个别的以外，都不动雕工。汝窑和钧窑有个别的一两件有过雕工，但都不成功，雕的是什么都看不清楚。其他四大名窑都以釉色作为表现形式，只有定窑是以纹饰作为表现形式。直接原因是因为定窑的釉面非常薄，而其他四窑的釉面非常厚，所以定窑可以用刀来雕刻，体现它的纹饰之美。南宋时期，北方是金代，定窑就开始出现模制，不动刀了，直接用模子，为的是提高生产量。定窑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有的记载将定窑排在了前面，如明代谢肇的《五杂俎》：“柴窑之外，定、汝、官、哥，皆宋器也。“他把定窑仅排在柴窑之后。
    宋代烧造白瓷比烧造青瓷难度高。白瓷提纯的过程，今天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在一千年前，是极大的问题。工匠想尽办法去除杂质，让它呈现真正的白色。但我们看到定窑的白不是纯粹意义的白，还是带有牙白色。所谓牙白色，就是这种颜色。从陶瓷史上讲，北齐就有白瓷。但那个白瓷今天看来还有点儿发青。瓷器追求白的过程，不是突然一天就变白了，是一点一点变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