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斯坦·菲利普斯
    我看见你刚用那种眼神看我了，阿历克斯·皮尔斯。不，不是你现在这个眼神，不是猫头鹰瞪大眼睛变成手电筒的那个眼神，而是你十五秒之前的眼神。我见过那个眼神。你一直在仔仔细细地打量我，有一段时间了对吧？多久来着，六个月？还是七个月？你知道监狱是什么样子，就算日历就挂在马桶上方，你也会忘记今天是几月几号。还是说你并不知道？实话实说，按照越战老兵吉米告诉我的，监狱和新兵训练营没啥区别。最痛苦的首先是无聊。除了看着等着，你无事可做。你没有任何需要等待的，你也明白你不用等待，你只是恰好在等待而已，等你忘了你在等待什么，除了等待你也什么都不能做了。你应该试试看。
    现在我在数日子，算我再过多久就必须再拉出一包快克，塞进某个看守的口袋，换取再留一个月发辫的权力。上周有个小子对我说，脏辫哥们儿啊，你在监狱里待了这么久，为什么还能留着发辫呢？他们肯定以为你在脏辫里藏了十五把简易小刀。我告他，对不起，告诉他——我总是忘记你在录音——我花了好几年才说服管理部门，假如穆斯林可以戴小白帽染红胡子，那我也有权保留我的脏辫。要是这个不管用，那我就说点他们愿意听的：发辫里到处都是虱子和跳蚤，碰一碰就会害他们染上莱姆病。你看你又来了，你那个表情。那个在说“要是如何如何”的表情。像是在说“要是我有那些机缘”——不，“机会”，那我就能成为另一个人，甚至是你。当然了，问题在于，假如我是你，我会等一辈子和我这样的人聊聊。别问我他妈的贫民窟里的生活，我早就忘光了那些日子。要是你不学会遗忘，你在莱克斯岛就活不过两天。妈的，来到这儿，你必须忘记你不该舔ji巴。所以，不，假如你想问贫民窟里是什么样子，那你就找错人了。我又不是在那儿出生的。
    1966年？同胞，你真的要问我1966年？不，哥们儿，咱不聊1966年，还有1967年。
    但实话实说，阿历克斯，监狱图书馆真他妈太烂了。咱在牙买加去过许多图书馆，没有哪一个的藏书数量像莱克斯这样。其中有一本是《重访加勒比》。作者是个苦力人，v.s.奈保尔。同胞啊，他说西金斯敦这地方太他妈糟糕了，你都没法给它拍照，因为照片的处理过程中存在美，它会向你撒谎，让你看不清那里究竟有多丑恶。天，你读过吗？相信我，连他都说错了。他的写作之美也会向你撒谎，让你看不清那里究竟有多丑恶——丑恶得不该产生这么漂亮的句子。
    假如你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开始的，又怎么可能了解和平呢？假如你不想知道背景故事，又算是什么记者呢？还是说你已经知道了？无论如何，假如你不知道一个叫巴拉克拉瓦的地方，就不可能了解和平与战争，甚至哥本哈根城的由来。
    想象一下，白小子。两根立式水管。两个卫生间。五千人。没有厕所。没有供水。飓风撕碎的房屋像是被磁铁粘住似的勉强拼凑在一起。再看看周围的环境。邦普礼堂最大的垃圾场，原址现在是一家高中。屠宰场流出的血水顺着街道直排沟渠。最大的污水处理厂离上城区太近，屎尿直接送给我们。西印度群岛最大的公共墓地。停尸房，西印度群岛最大的两家妇科医院。加冕市场，牙买加最大的自由市场，差不多所有的殡仪馆、油库、火车和巴士车库。还有……等一等，阿历克斯·皮尔斯，你为什么会来这儿？你到底想知道什么，你为什么在用查询台就能回答的问题浪费我的时间？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你的方法了。你最后一次回牙买加是什么时候？不算真正的问题，但你像个从没去过或者不能回去的人。看上去怎么样？实话实说，我也不知道，我那么说只是想看看你会怎么样。现在我知道看上去怎么样了。一路来到莱克斯岛，皮尔斯，你到底动用了多少关系？等一等，别告诉我。我自己会查出来的，就像我看透你和牙买加那样。你问你的问题吧。
    同胞，你知道我来自拉斯塔法里盛行的地区，为什么要问这么一个问题？你真的以为劳动党会帮助拉斯塔区域吗，或者巴拉克拉瓦的民族党？你怎么还是不开窍？总之，本叔大米硬得跟什么似的。但那一天？哥们儿，我操。
    不过，有一点你知道吗？巴拉克拉瓦也不算太糟糕，当然了，取决于你住在哪儿还有和谁一起住。不是说每天都有
    婴儿死去或者老鼠啃掉人脸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说，日子过得不好，确实不好，但我依然记得有一些早晨，我走出去躺在草地上，翠绿的草地，我看着蜂鸟和蝴蝶绕着我飞舞。我出生在1949年。我总觉得我老妈生我的时候，她已经在去英国的路上了，一抬胳膊就把我扔下了船。我根本不在乎我老爸老妈抛弃我，但他们为什么要给我一张半苦力的脸呢？连我的拉斯塔同胞都嘲笑我，说等黑星号来接我们去非洲的时候，他们必须把我劈成两半才行。哥们儿，你知道牙买加是怎么运转的吧？有时候我觉得身为半苦力比身为屁眼人还可怕。有一次，一个棕色皮肤的姑娘看着我，说太可悲了，上帝费了那么多麻烦给我漂亮的头发，却用这样的肤色诅咒我。臭婊子说我黑色的皮肤提醒她记住我的祖先是奴隶。于是我说我也怜悯她。因为你的浅肤色提醒我记住你的曾曾祖母被强奸过。总而言之，巴拉克拉瓦。
    星期天。我的小床垫是医院扔掉的病床。咱醒了，吵醒我的似乎是隆隆声。别问我是先感觉到还是先听见的。就好像前一秒钟还啥都没有，下一秒钟忽然就多了隆隆声。然后咱的杯子从凳子上掉了下去。隆隆声越来越响，已经震耳欲聋，就像飞机飞得特别低。四面墙都在颤抖。咱在床上坐起来，扭头看窗户，那面墙刚好被砸塌。巨大的铁爪砸穿我家的墙，撕开，咬掉。我叫得像个小姑娘。我跳下床，铁爪砸穿铁皮，咬掉地上的泥土、我的床、我的凳子和半个我亲手搭建的屋顶。屋顶少了两面支撑它的墙壁，于是就散架了。咱在屋子彻底倒塌前逃了出来，但铁爪继续飞舞。
    不，我不想回答有关瓦雷卡山的问题。这些问题你他妈都是从哪儿来的？
    哥们儿，你到底更关心哪一个，1966年还是1985年？你拿个主意，别问你他妈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你来这儿谈乔西·威尔斯。自从去年五月，所有人都想谈的就是他。哦，等一等，你不知道？咱在莱克斯岛，咱却什么都知道，你号称是搞新闻的，却不知道？
    我听说咱和威尔斯曾经住得很近，但我再过十年才会遇见他。可是，他是劳动党，把我赶出巴拉克拉瓦的就是劳动党，所以咱从来不和那些人打交道，直到和约缔结。总而言之，感谢塞拉西一世耶神拉斯塔法里，否则我也不知道我会干什么。总而言之，巴拉克拉瓦覆灭后没多久，哈哈明白吗？总而言之，巴拉克拉瓦覆灭后，巴比伦把我关了起来。已经不记得是哪个俱乐部了。转盘？海王星酒吧？有句老话说的是，谁更懂事谁混得更好。但问题是我口袋里只有五块钱和一瓶尊尼获加。我猜一块钱就是一年，对吧？
    所以1972年我从总监狱出来？牙买加已经成了另一个地方。至少掌权的党派换了一个。连我听见的音乐都不一样了。不过区别也并不太大。但1972年，假如你是个年轻人，什么都想要，无论是工作、房子，妈的还有特定类型的女人，那就必须有两个人点头才行，他们就是邦廷-班顿和抹布。他们在金斯敦甚至整个牙买加都是民族党手下最顶级的唐。我是说，我出了监狱，看见的都是这种人，警长杀手——愿他安息、苏格兰佬、s90匪帮的托尼闪电，他们都打扮得像是顶级人物，身边围着许多火辣辣的妹子，咱问你们是怎么挣钱的？他们说，你最好投奔邦廷-班顿和抹布，去沟渠工程公司找个工作。至少能挣点体面的钱，甚至不需要动脑子。我是说，你只需要担心警察就行了。但那是警察杀死邦廷-班顿和抹布之前的事情。好玩的是枪手还在的时候，我能找到体面的工作，但枪手被杀死后，我就成了枪手。重点在于，尽管民族党的人很凶残，但他们根本没有野心。暴徒的问题在于眼界永远太小。警长杀手当上八条巷的唐，他以前的副手现在多半在管事了，我记得我们叫他乐小子。现在我都记不太清了。总而言之，这些人做的事情无非是保护地盘，不被劳动党的枪手抢占利益。但劳动党的粗胚啊，哥们儿，他们很有心机。早在哥伦比亚人想到可以放弃巴哈马人之前很久，乔西·威尔斯就开始接触哥伦比亚人了。天哪，有一点几乎没人知道。他会说西班牙语。我有一次听他打电话说过。上帝才知道他是怎么学会的。
    两个阵营，民族党和劳动党，意识到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巴比伦杀你就像杀畜生，无论你长着条纹还是斑点。绿湾事件之后，不只是枪手，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
    假如你是民族党，上面不会太骚扰你。但警察和士兵，他们什么人都敢杀。我跟你说说咱是怎么撞见牛皮的吧。你不认识牛皮？你不是在写牙买加的书吗？牛皮是牙买加治安部队的一名警督，是重要政客的私人保镖。我不知道他的真名。那天我们在下城区的双友夜总会，非常下的下城区，已经到码头了，所有人都相处得很融洽，所有人都很酷，没有人惹是生非，没有人朝别人开枪，所有人只是喝酒、说理、摸姑娘，因为丹尼斯·布朗的新歌特别适合跳舞。谁会来破坏这一幕呢？只有牛皮。坏人和粗胚天不怕地不怕，但人人都知道牛皮同样天不怕地不怕。我的天，他大摇大摆走进来，打扮那叫一个时髦。他左右两边各挂一把枪，好像他的真名就是牛皮，手里还拿着一把m16。
    所有人都知道牛皮的规矩。他看见你有枪，你就死了。就这么简单。问都不问一声，直接干翻。我用两根手指从腰间拔出手枪，就好像枪是婴儿尿布，我用一条胳膊搂住我那个姑娘的腰，就好像我在和她跳舞，然后把枪塞到她的双乳之间。
    萝拉！她叫萝拉！她真是……你笑什么？啊，对。总而言之，我知道你要问我和约的事情。小子你可真会瞎打岔。不过你跟我说实话，阿历克斯·皮尔斯，这个话题为啥这么魅惑你？是这么说的没错吧？这个话题为啥这么魅惑你？说真的，现在回头去看，和平协约就像一小团屎斑，一下水就洗得无影无踪了。
    警长杀手联系我，请我当和平委员会的主席。他和罗爸爸还有另外几个人去英国，想说服歌手回来开演唱会，为贫民窟筹集钱款。你说好玩不好玩，那些政客成天在贫民窟转悠，我们却依然要靠演唱会筹款。总而言之，他提名我当主席，没有人反对。警长杀手啊老兄，我就从来没见过有谁比他给我枪的时候更加悲伤，就好像我让他失望了怎么的。哪怕在一群枪手里，他也总是让我做和暴力没关系的事情，比方说组织舞会和安排葬礼，甚至让我去陪探访贫民窟的政客聊天。有一次几个白人带着摄影机来写加冕市场的报道，他说崔斯坦啊苦力小子，带白人去市场逛逛，陪他们聊聊天。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白女人打开她的摄影机，咱发现她不只想让我给她看加冕市场，还想让我说点什么。他们给我麦克风，好像我要主持《灵魂列车》似的。警长杀手啊老兄，他真是不一样，他……
    他……
    我……我……
    别录了。
    你别录了。他妈的别录了。
    你去哪儿？给我坐下……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歌手在为第二次和平演唱会做准备。照明设施、麦克风、舞台布景，所有东西，歌手甚至多检查了一遍音响效果。咱在办公室里，接到乔西·威尔斯的电话，说有个照明设施的箱子还在码头，他们现在就需要安装到舞台上。于是咱打给国家安全部的部长，请他帮忙放行那个箱子。威尔斯派了个劳动党的弟兄去取货，那家伙自称哭包。你和他待上一分钟，就能感觉到他在演戏，你看见的不是他的本来面目，而是他想让你看见的东西。他甚至会说“好的”，就好像他在观众面前表演。然后咱正在开会，有人说那一箱设施根本没运到演唱会现场，虽说相关的文件就摆在我办公桌上。有人说哥本哈根城的许多人把旧武器甩给王帮，因为他们拿到了一批崭新的枪械，我瞪着哭包，他连眼睛都不眨。咱提起结束会议，提醒大家说演唱会的一部分收入还没入账。
    ——哭包，等一等，咱说，他停下脚步。他血逼的搞什么？
    ——他血逼的说什么？他反问。
    ——照明设施到底是什么狗屁勾当？你知道那个箱子里是武器对吧？
    ——菲利普斯，不是你派我去取箱子的吗？为什么要问我？
    ——你少装可爱，逼眼儿，不像你，咱说。他皱起鼻子，像是闻到了恶心的味道。然后他对我说：
    ——你看啊，同胞，你搞什么和平啥啥的，靠这个混饭吃，咱不拦着你。咱处理的也是和平，但跟你走的不是一条路。
    说完他就走了。有意思的是，我不认为他会用那种语气跟贫民窟里的其他人说话。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他想让我觉得他危险还是精明。但他肯定不喜欢我说他不可爱。
    咱们先不说那个逼眼儿了。来，阿历克斯·皮尔斯，跟我说实话。你为什么不能回牙买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