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力量占稳了中央后，“卧榻之傍不容他人酣睡”，早就瞄准了不愿降服的山西。但阎锡山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功臣，孙中山于1912年9月视察太原时就曾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倘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阎锡山夤缘时会登上都督宝座并获得如此评价，在国内是仅有的一人。对他兴刀动枪，大违民意。因此张作霖踌躇半晌，不能定论。他现在虽然一跃而为中国国家之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在经历了曹锟贿选之后，对“民意”这个虚无的东西竟然也有了些畏惧，做事远不如过去那样雷厉风行。
    张汉卿对“民意”有着非同乃父的认识，他认为，在几乎所有的国家，无论民主或专制国家，民意都是统治者控制、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在二战前，世界各国国民都处于被“宣传”境地，像德意志均如此。民意是可以控制、转移和欺骗的----他并不想强调自己有多么高尚和民主----一个国家处在动乱不安中是无法苛求所谓民主的，特别是中国在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时，所谓的民主即是军阀割据的先声。
    国家经过长期战乱，百姓思定没错，但对于统一，国民还是情有独钟的。像史上北伐，不是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吗？“民意”基本上还是向着主动挑起战争年代的国民革命军一方的。所以，战争不一定就会失去民意。
    但是对阎的战争一定不能败，也不能便宜了旁观者，造成两败俱伤、给他人以可乘之机。对阎锡山，他还是蛮佩服的。
    阎锡山入主山西多年，地位坚固。他战略上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对内，阎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于1917年10月发表“六政宣言”，成立“六政考核处”，推行水利、蚕桑、植树与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后来又增加种棉、造林、畜牧，合称“六政三事”。1918年 4月以后，阎又推行积极发挥民众作用的“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认为行政之本在村，又推行“村本政治”。他改编村制，以 5户为邻设邻长，25户为闾设闾长，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封建伦理道德；又整理村政，颁布《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等坏人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山西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河南、山东、河北等邻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曾获得了“模范时的称号。
    经济上，他利用山西“晋商”的传统，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建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行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在山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 1亿银元。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少，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在国内名列前茅。
    军事上，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他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到1923年7月，太原兵工厂已经在总办商震的过问下，职工增至1840余人，机器增至320部，并新建了无烟药、制酸、制壳三个分厂，其中前两个厂的设备由德国雅利商行订购，于同年9月相继投产。商震虽然已官升至晋军师长，仍然关注兵工厂建设。在此期间，工艺实习厂继续发展，职工增到11000人，设备增至2300部，月产火炮10余门、冲锋枪900枝、机关枪20挺、炸弹3000余枚，初步形成了规模生产。
    山西的种种优势，引起了冯玉祥部下的觊觎。孙中山不愿出山，奉系完全接手了政权，使冯系将领始料不及，他们的“国民革命军”的地位顿时尴尬起来。群龙无首，若无合适地盘和目标，这支人数不菲的军队很快将成散沙。遍观北方省份，除山西外都已在奉军/人民军手中，张作霖对他这股力量早已虎视眈眈，怎会轻易让出一块地盘给他们发展？若要发展，只有山西一地可以生存。冯在的时候，还能从大局着眼，约束他们。现在，冯玉祥不在了呢？
    按照张汉卿的计策，通过威逼利诱使得为取得生存权而奋斗的冯军与力图割据自保的晋军交锋，无论何方输赢，均受削弱。当然，战端一起，生灵涂炭，中央政府自然可以以“民意”为名控制局面，各个击破。
    张作霖大喜，认为可行，因而依计加紧了对冯系军官的压力：一会儿放风以统一财政为名，要统筹安排各部军饷----胡景翼就是因此而支撑不住导致散伙的；一会儿要求统一削减军人，国家不再供养冗员，使之私底藏兵成为不可能。张汉卿还派人告知鹿钟麟：“山西阎锡山独立于中央之外，早有心惩处。如果国民军能够驱逐阎锡山，中央政府将委任你部常驻山西，委你为山西省长。”
    在此情况下，为了保住实力，当年夏天，北京政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冯系国民军，只得图谋向山西发展。山西被国民第一、第二、第三军（新增加）包围的水泄不通，兵工厂用的材料也运不进来，面临严重的威胁。4月，冯系国民军主力开出北京，兵分两路，东路军以鹿钟麟兼总司令，驻于南口、多伦两地；西路军以宋哲元为总司令，陈兵山西北部边境。为了准备直接与国民军作战，阎锡山调兵遣将，布防于大同一带。商震被紧急从石家庄调回，出任前敌总指挥，驻指挥作战。4月18日，国民军西路军分从得胜口、杀虎口等处发动进攻。商震指挥晋军各部拼力抗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七八个昼夜，双方形成对峙，战局呈现胶着状态。
    冯阎大战，乐坏了张作霖。无论谁胜谁败，渔翁得利之事是做定了。阎锡山也认识到这种消耗对奉强晋弱的时局更为恶化。他认为：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须将晋军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彼军并无后援，不能持久，久之必败。遂命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依照阎锡山的命令，商震放弃大同城郊及其外围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待机出击。
    鹿钟麟同样也洞悉了张作霖的阴谋，但形势已骑虎难下。不得已下令北路军北进归绥，意图以绥远之地为依存，徐图渐进。此举惹恼了张汉卿----归绥、包头等地是他发展北方工业的重要的原材料基地，怎能被国民军占领？他通过张作霖连下电令，申斥鹿钟麟：“纵兵匪乱地方，扰乱绥远安定。”并命令人民军对其进行“围剿”。4月下旬，人民军卫戍军区部队奉命攻占多伦；中旬，在奉直联军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
    于此同时，晋军转守为攻，国民军陷入被动，开始从晋北撤军。4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在此期间，国民军败军之将韩复榘、石友三、郑泽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劝诱下投晋。
    鹿钟麟不得已宣布停战，张作霖哪里会给他机会？逼其下野，以换和平。当是时，舆论也一边倒地倾向于建立统一之中央政府。于是鹿钟麟也出洋，陪同他的老上司冯玉祥赴苏联“继续”考察去了。
    主帅冯玉祥、鹿钟麟先后被迫出国，国民军人心恍恍。张汉卿显示出其大度一面，宣布“无论何种党派、何系军队，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统一在‘国防委员会’的管辖下，都是中国国防军人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全面负责其支出。”张汉卿还钦点了冯系麾下大将，后来抗日战争中名声显赫的宋哲元、刘汝明、孙良诚、孙连仲，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吉鸿昌等人，将其提拔重用。除将一部分军队编为地方武警部队外，将余部分散打乱编入济南军区各新编军中。
    这样，借力打力，解决了冯系，也削弱了晋系，一石二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