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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 徐树铮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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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虽然只是挂名,却使得一些落魄多时的皖系游离人物以为又是可以卷土重来的机会。这其中,便有曾经的重要人物、段祺瑞一直引以为左膀右臂、被喻为“小扇子军师”的徐树铮。
    在直皖战争失利后,为了防止遭到报复,徐树铮便被派出国“考察”去了,在当时也是政治人物下野的合理“安置”。偏在此时,在中国政界销声匿迹多进的徐树铮终于按捺不住远离政坛的苦恼,电告段祺瑞,打算从欧洲归国到北京来。
    由于当初徐树铮枪杀了冯玉祥的内姨父陆建章,另使冯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得不忍辱负重并远离政治中心,“国恨家仇”使之与冯玉祥结下不可解之冤仇。现在冯玉祥虽然谈不上兵精粮足,但是对付手无寸铁的徐树铮可是小菜一碟。
    段祺瑞明知冯玉祥不会放过徐树铮,当然害怕自己的“灵魂”徐树铮自投虎穴。然而12月27日徐树铮仍到了北京,还举行了公开的觐见国家元首的仪式----此时段祺瑞仍然是代理元首、临时执政。徐树铮是因联络粤奉皖反直,促段祺瑞东山再起的活动失败而被迫出国的,如今不识时务,为了尽早融入以段、张为核心的政治中枢----其实有兵有钱的张作霖才是核心,段祺瑞只是陪衬,远非当初的段执政那么吃香了。他一回国就鼓吹北洋派大联合,统一军政于“国家统一委员会”,正中张作霖等人下怀,但也触动冯玉祥心中最敏感的神经,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他要杀徐以泄愤了。
    段祺瑞有所觉察,急忙告诉他在北京的危险处境,劝他悄然离京。徐树铮不以为然:“我是国家专使,冯玉祥就是想与我为难作对,也不能轻易动我啊112月30日下午,徐树铮要执政府为他准备专车,随后登车前往天津。
    他不知道,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奉冯玉祥之命,率手枪队潜入北京已几日,一直没找到机会下手刺杀徐树铮。没想到徐却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冯玉祥决定明杀徐树铮!
    驻防京津线的冯玉祥部下张之江得到冯“半途截住徐树铮就地枪杀”的命令后,立即带人迫使火车在廊坊车站停下。其时正是深夜,徐树铮已睡下了,张之江的副官两次上车请他下车均被借词推托,这家伙已真的感觉到不妙了。张之江又派人上车强邀,徐树铮才穿上西装,罩上皮领大衣,随来人走出车厢。等徐树铮一出车站,张师手枪营的士兵一拥而上,将徐拉到附近一个小树林中,立即枪杀,掠光了徐树铮身上的衣物。
    为应付舆论,陆承武从北京连夜赶到廊房,向徐的随员们宣布:“我乃陆建章之子陆承武,徐树铮暗杀了我父亲,我今天为父报仇杀了徐树铮1当时徐的一个随员嘟哝道:“令尊是杨宇霆杀的,不要闹错了。”陆承武厉声说:“我没搞错,我为父报仇,正大光明。”
    他说得没错,正史上舆论对此也是多持以同情和态度,毕竟,是徐树铮违反政治潜规则在先,先动手杀的陆建章。但是此一时空是张汉卿当政,他苦思冥想多时没有机会的事情在此一事件后得到彻底解决。
    首先发难的是《人民日报》,它在次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冯系军人擅动军队强杀中央大员,军阀力量不除何以捍卫国家尊严”,对张之江、陆承武展开笔诛,更影射此一事件是受冯玉祥指使,或应当追究冯之治军不严之罪,以慰天下。
    接着人民党控制下的宣传机构扑天盖地渲染此一事件:《京报》、《大公报》、《民报》等皆应声而起,华北第一家无线广播电台“中央无线电台”也用滚动式的新闻播报方式持续给冯军抹黑。张氏父子通过种种渠道向冯玉祥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在此形势下,冯玉祥必须辞职以谢其咎,否则中央政府将明令予以撤职,并追究其部下纵兵行凶之罪;若其不然,则为维护中央权威,明令讨伐亦在所不惜。
    虽然各路诸侯对奉系并不感冒,也都私下里和冯系交好以作为抗衡中央的重要筹码,但是在此情况下,冯玉祥理亏,他必须要为他的政治短视负责了。重重压力之下,冯玉祥甚至准备动手武力抗拒。他暗地里联络阎锡山,准备向中央发难。
    阎锡山也有此心。随着奉系渐渐坐稳了江山,晋省的一些不安稳分子或明或暗地向中央输诚,其手下的一些将领也渐有离心倾向。这样,要不了多久,不用奉军讨伐,他自己都会人马散掉的。与其这样,还不如趁现在四方未平的时候振臂一挥,或可搏得一条生路。
    但是阎的行为却不被他的文武辅佐所赞同。阎锡山一生的重要谋士,总参议、山西国民师范校长赵戴文和手下第一员虎将商震都极力反对。国民师范在当时的山西是有相当地位的,它的学生几乎遍及政府各个部门,赵戴文亦因此而被官场中人尊崇为“先生”,有句话谈到赵戴文的“建树”时称:“晋绥军将校多出其门”。总参议、总监、参谋长,一个一个的头衔,加上与阎锡山二十年的生死之交,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不能不谓之显赫。
    源于几十年传统文化的熏陶,赵戴文的思想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爱民意识,他既忠于他的主官阎锡山,不愿意阎锡山“称乱”犯上,更不愿意战火弥漫,父老生灵涂炭。想尽其所能止乱息争,消弭战患。是故,在代表阎锡山入北京协商国事期间,赵戴文不厌其烦,竭力做阎锡山的工作。从元月起,赵戴文由北京电报阎锡山,对其“偕冯出洋”表示赞同:月中赵戴文又就此事两次电报阎锡山,剖析时局,晓以利害,阎锡山犹豫未定。
    冯玉祥又派薛笃弼见赵,陈述联晋、桂倒奉意见。赵一听之下,怒气勃发,由坐椅上站起来,把一个细瓷带盖茶杯,猛掷于地,大声吵着说:‘你们要害蒙(五台方言,“我”之意)阎伯川哩。’在屋内走来走去,怒气不息。赵戴文在北京日夜焦虑,夜不能寐,多次谈话表示:“我不忍看见中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我就要跳黄河。”北京各报大字刊登。随即,赵戴文携张作霖的亲笔信再回山西。
    在太原,赵戴文与阎锡山进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谈话。两人一见面,他便声色俱厉地责问阎锡山:“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阎则表现得心平气和,不紧不慢地说:“次陇,你干什么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说,关于讨奉的事是大家的意见。”没等阎锡山说完,他就接上话茬说:“张执政取直平皖,已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都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说话间,贾景德与薛笃弼有事找阎。一进门就撞到枪口上,被赵戴文劈头教训道:“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打你的头。”慑于他的威望,贾与薛都不敢做任何辩护,只好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贾、薛退出后,赵戴文继续着原来的话题,语重心长地说:“全国人民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吗?再看我在北京半年多,深知张的内部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其实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人见利则争,遇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招失败吗?你太原的这些人,不是流亡政客,就是失意军人,你能听他们的鬼话吗?”尽管赵戴文语重心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阎锡山只以一言相对:“你被张作霖收买了。”说得老先生好不伤心,掩泪而去。
    武将方面反对声也很高。山西第一师师长商震早年走向社会,经过百般历练,文韬武略不落人后。不得已而投靠阎锡山后,之所以十年如一日,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只为没齿难忘的知遇之恩,著名的太原兵工厂就是其新手所建。然而就其本性言之,事事受制于人又心有不甘,寻找机会谋求独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商震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针对晋军久不作战养成的素质低劣、意识陈旧的恶习,为今后的发展计,商震于短期内在大同创建大同军事政治学校,自兼校长,学校首期招生200余名。直奉大战完成后,他认为各派势力均已统一于张作霖的大旗之下,服从中央是问题的关键。因此,在山西第一师师长任上,商震开始表现出与阎锡山的离心倾向。
    在华东战争结束之际,人民军华中、西北、华南司令部调令频繁,全军上下酝酿着出兵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劲头。当此之际,李宗仁等都不敢与中央正面对抗,只得在表面上承认张作霖政府的合法性。阎锡山见了,亦不敢动,于是冯玉祥联桂、晋反奉之计不得已暂时搁置。
    无奈之下,冯玉祥只得宣布辞去军职,上书国防委员会,请求辞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职务,并将其军队交于重要部将鹿钟麟。张作霖通电表示慰藉,并委任他为巡游苏联的中华民国执政府特使,以全面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并作为张汉卿即将访苏的前站。
    在此事件上,冯玉祥有取死之道,张汉卿有必杀之心。徐树铮的宿命,也是冯玉祥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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