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齐柏林还真的联系过李谕，不过并没有探讨什么具体的技术细节。齐柏林伯爵只是在电报中提到了版权问题，因为他想用李谕的星战系列做海报，并且发在报纸上，宣传自己的飞艇事业。
    李谕虽然知道飞艇不是长远之计，但是没有反对他，因为科技树的发展就是开枝散叶。
    而且李谕还主动回信，与他探讨了动力与载客量的关系，飞行角度与风向的关系等等具体技术细节。
    因为他想到的了一个损招，不过是针对日本人的损招。
    自己既然不会从军从政，但可以稍微在科技树上带歪一下日本。
    日本不像德国那样能拿出来大量的科研资金。
    一战前能有大量闲钱搞科研的，只有欧洲几个国家以及美国。老美虽更有钱，甚至比不上欧洲几国的科研投入。
    投入最大的还是英德法，尤其德国这个超级技术狂。
    也正是因为德国在科学及人文上的大力投入，让一向非常傲慢的英国学界都承认德国是个先进国家。
    但目前的日本和他们相比，更像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以日本人的性格，超爱精打细算，每分钱恨不得都要花在刀刃上，所以他们的科研投入是非常有限的，还要力求稳准狠。
    而这本来就是个错误的策略，因为科学技术上的大跨步很难如此实现，肯定是要长期投入，一点点突破。
    过程中花钱如流水。
    如果能想办法让日本多在科研上走点弯路，消耗他们的时间和金钱，对日本的国力来说影响还是不小的。
    大家都知道，日本一直喜欢赌，而且是赌国运，直接梭哈那种。
    打每场战争都是抱着赢了野鸡变凤凰、输了就玉碎的打算。
    不管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日本国内的战时财政压力都超级大。但日本对这些绝密消息封锁得很到位，所以清政府一直不知道。如果当时多撑一下，虽然还是打不赢日本，但起码谈判桌上能多不少筹码，可以少赔几千万两白银不在话下。
    算上三国干涉还辽，《马关条约》一共赔了2.3亿两，折合后世差不多700亿到1200亿rmb，绝大部分用在了军队建设上。
    想从他们嘴里抠出来这些钱自然没可能，不过可以让他们把一部分钱变成打水漂。
    所以李谕才不怕近卫昭雪去偷看飞艇的技术资料，他甚至想让日本人更多了解一下。
    到时候说不定日本人还得谢谢李谕哪。
    李谕可是知道，日本在二十世纪初期学航空的人并不多，能分走多少是多少。
    得让日本人感受感受什么叫做跨越一个世纪的智商压制。
    ——
    次日，袁世凯去了西苑递交奏折。
    慈禧翻开看了一眼，就知道是关于废除科举的事情，顿时感觉头大。
    这可不仅仅是祖宗家法那么简单，让她下决定废除一个延续千年以上的制度，确实有够纠结。
    慈禧对他说：“记得去年上过这样的折子，不是说了新学与科举一并推行，先试验几年再说？”
    袁世凯回道：“太后，当今之势，科举一日不废，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便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中国也就永远不能进于富强，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慈禧说：“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吗，这么多年不都过来了。”
    袁世凯说：“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日本国推行新式教育之成效近在眼前。”
    朝廷中最坚定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去年便是他们两人联合上的书。
    尤其袁世凯，对废除科举一事最为积极。因为他本来科举之路就屡屡受挫，后来干脆弃文从武，对于科举素无好感。在搞洋务、新政的过程中，对西方新式学堂又有了不少了解。
    而且从实际利益上，废除科举对袁世凯同样好处多多：科举废除之后，他手中大量新式学堂出身的北洋人马，正好可以获取更多政治利益。
    两位实权派总督的联合上书，引起了朝中重视。
    刚刚成立的学部，两位管学大臣张百熙和荣庆都支持废除科举。
    军机处里，曾经的首席军机大臣荣禄坚决反对废除科举。因为在荣禄看来，他并非科举出身，如果支持废科举，那么会给人落下口实，认为是掺杂了个人感情。
    站在荣禄一边的反对废除科举的，还有军机大臣王文韶。
    另两位军机大臣瞿鸿机、孙家鼐则同意废除科举。
    荣禄死后，庆亲王奕劻补录成为首席军机大臣。
    袁世凯和张之洞立马看出来，奕劻就是个和稀泥的，没什么成见，虽不会公开表态支持废除科举，但也不会阻碍。
    所以一众朝中大员，反对废除科举的只剩下了军机大臣王文韶。
    慈禧看向一旁眯着眼睛的奕劻：“奕劻，你怎么看？”
    奕劻这个老滑头立刻回道：“全凭太后英明决断。”
    “啧！奕劻啊，你多少帮哀家拿个主意。”慈禧道。
    奕劻只得说：“兹事体大，奴才觉得我们应该先开个会再商讨一下。”
    他可没有魄力做这么大的决定。
    慈禧正好现在不想表态，于是对奕劻说：“好吧，你就去同朝臣研讨一下。都退下吧，哀家要与德龄学习一下一些英语，今晚还得同公使夫人们开个茶话会。”
    慈禧出席这种场合，一般都是带着裕德龄为翻译，毕竟裕德龄会的语言还是比较多的。
    奕劻等人退出后，来到外面军机处的值班室，奕劻坐下后，其他人接着依次坐下。
    “说说吧，都怎么看？”奕劻问道。
    军机大臣王文韶已经憋了一肚子话：“在下坚决不同意废除科考，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
    这种发言很让奕劻头大，在他看来一点都不圆滑。
    袁世凯说：“王大人，您也看到了，如果科举不废，士子肯定不会甘心去新学堂。只有断了这条后路，才有发展新学堂的真正可能。”
    王文韶道：“说得轻巧，如今全天下已经有数十万学子为了科举费心费力寒窗多年，难道要让他们无处可去？”
    王文韶的担忧不无道理，但实际上是必经的痛楚。
    袁世凯说：“所以我今日才上书，应当立即废除科举，而不是逐渐递减科举录取名额。快刀斩乱麻，早晚都有这一天，长痛不如短痛。”
    王文韶说：“武断，太武断！”
    袁世凯见说不动他，于是对奕劻说：“王爷，不然您再给各路督抚、将军发函，问问他们的意见，咱们少数服从多数还不成？”
    奕劻竟然答应了这个非常“民主”的决定：“好主意，我今天就命人依次询问。”
    他心里想的是正好可以把事情往后再拖一拖。
    不用再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奕劻很高兴，聊起了其他事：“听说最近京城里有日本人对帝师李谕要痛下杀手，这件事怎么处理的？”
    袁世凯说：“好像是一个大清邮局的邮差捏造了信件，诬陷于他。”
    奕劻点点头：“还好不是日本人指使，不然真是难办。袁大人，你曾总督朝鲜多年，与日本军方有不少接触，他们会不会真的派军队与俄国决战？”
    袁世凯在朝鲜还是有不少耳目的，回道：“王爷，现在日本已经在朝鲜登陆，目标直指旅顺。”
    “哎呀！”奕劻颇为吃惊，“要是真在咱们的地儿上打起来，可不好办。”
    袁世凯问道：“王爷认为应该如何处理？”
    “这我可说不准，要问太后的意见。”奕劻连忙说。
    袁世凯澹澹笑了笑，说：“在下知道了。”
    ——
    李谕正在家中书房伏桉工作，吕碧城在外面敲了敲门。
    李谕说：“进来就是。”
    吕碧城轻步挪进来，说：“严师让我告诉你，请你去一趟大学堂。”
    “大学堂？有什么事？”李谕问道。
    吕碧城说：“好像是几名日本教员不在，他们无法解答学生们的一些数理问题，让你临时救个场。”
    严复的面子肯定要给的，李谕答应道：“走，现在就出发。”
    赵谦作为司机，开着车带两人来到了北城的京师大学堂。
    来到教室后，严复立刻招呼他：“你终于来了！我们研究了半天，一点头绪都没有。”
    李谕走过去一看，差点晕倒，原来就是一些三角学的题目，最多就是较为基本的初中奥数题难度。
    问问题的是师范馆学生，但不管怎么说，总体上比之前有了一些进步，不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小学数学应用题。
    李谕拿起粉笔，很快就在黑板上给他们演算完成。
    学生们大都是刚接触字母符号，一时之间没有搞明白。于是李谕又放慢速度，给他们再次演算了两遍，才有部分人理解。
    此时，窗外突然有一人赞叹道：“原来这就是西学中最精妙的数学，奇哉妙哉！”
    李谕看向外面，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于是问道：“你也是大学堂的学生？”
    窗外的人俯首道：“帝师大人，冒昧了！在下刘春霖，赴京赶考。曾听闻师长言及京城开设了一所西学大学堂，学的是真正经世致用的学问，遂来参观。”
    原来是今年马上就要高中的状元，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
    李谕问道：“你的师长是哪位，眼见如此开阔。”
    刘春霖说：“回帝师，我曾在保定莲池书院读书十余年，师从吴汝纶吴大人，他曾经做过京师大学堂的中文总教习，不止一次提到这里才是真正的书院。”
    吴汝纶作为桐城派的代表，担任过很多年保定莲池书院的院长。
    李谕想起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吴汝纶了，于是问道：“吴院长身体最近可好？”
    刘春霖暗然道：“院长已经过世。”
    李谕一惊，回道：“节哀。”
    刘春霖说：“吴院长曾经告诉我们，新学是未来之学，而且庞杂繁复，比之儒学甚之百倍。而基础学科如数理等学问，更应该推广开来，毕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学帝王之学。”
    李谕并没有和吴汝纶有过多少交流，没想到这个做了多年书院院长的老学究，竟然有这样开明的思想，难怪能当京师大学堂的中文总教习。
    他可比岳麓书院那位顽固守旧的山长王先谦好多了。
    于是李谕继续同刘春霖聊起来：“我记得吴院长曾经在花甲之年远赴日本考察过教育。”
    刘春霖说：“没错，这趟旅途对院长影响颇大，他去的地方不多，但第一站就去了马关。遥想当年李中堂在这签下丧权辱国的条约，还中了一枪，身心俱损，令院长感慨不已，写下了‘伤心之地’四个大字。”
    吴汝纶和李鸿章有不少交集，因为他两个都是曾国藩的门生。
    曾国藩的门生里，最出名的肯定是李鸿章。不过李鸿章并不是“曾门四弟子”。
    在四弟子中，曾国藩最期盼会有成绩的，是张裕钊和吴汝纶。
    看得出，京师大学堂复办时选择的这些人，都极为匹配：张百熙、严复、林纾、辜鸿铭、吴汝纶，以及美国人丁韪良，都是有本事、有能力又真心想办新式教育的。
    李谕说：“吴院长爱国之心，可敬可佩。”
    刘春霖继续说：
    “院长回来后，多次告戒我们有机会应当在求取功名之外多学学西学，并且不应只限于政法。
    “他提到在日本时，一位叫做山根的少将来拜访过他，两人谈及吴院长的儿子以后的志向是什么时，院长回道，日后将学政治法律。
    “山根少将听后哈哈大笑，然后说，‘贵国人喜学宰相之学，满国皆李傅相也’（即李鸿章）！
    院长甚为触动，回国后亲言，即便是学西学，中国学子仍读书只为考取功名，学所谓‘帝王之术’，想的是如何做大官，埋头做事的基础学科则无人问津，这是万万不成的。”
    李谕听了也挺感动，说道：“好一句‘满国皆李傅相也’，但大多世人仍旧蒙在鼓中，看不清时局。”
    吴汝纶老先生出国也算是受辱，但起码明白知耻而后勇，可惜过早去世，没有看到科举废除的那一天。
    不过就算真看到，他做了一辈子儒学教育，内心估计也会非常纠结吧。
    而那位日本山根少将说的话非常鞭辟入里，他还算不上什么日本知名人物，已经看得如此透彻，更别提其他日本精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