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进士能继续进修，说明以后能爬到的位置更高，那些成绩不太好的才会直接去当官，所以能进入翰林院或者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基本都是些有名有姓的人物。
    尤其是来到进士馆的八十人，将来不少会派往日本留学，归国后发挥了一定的余热。
    但李谕显然不是来给他们讲课的，毕竟人家都是进士。
    好在李谕现在也是个“荣誉进士”，大家坐下来还是可以正常交流交流的。
    能给他们高高在上讲课还让他们心服口服的，只能是当朝重臣，毕竟考进士的，除了极少数，基本都是想走仕途当官。
    荣庆现在的官衔虽然和另一位管学大臣张百熙一样，但荣庆还兼着尚书的要职，所以先讲话的就是他。
    这批进士参加癸卯科考时，荣庆还是副考官。
    礼堂上，荣庆说道：“诸位将来与我都会是同僚，共商国是。”
    这么说其实就是表明以后都是自己人，封建王朝科考，中进士的往往会认做考官的门生，所以在封建王朝里当个考官是个超级好差事。
    荣庆又说：“能进入这里，说明朝廷重视尔等，今后应当尽心尽力于朝廷，以进入更重要的职位。”
    “……”
    荣庆巴拉巴拉说了半天，讲的基本都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让他们学会当个官，以图更高职位。
    这些也正是进士们最想听到的，算是打了针兴奋剂。
    而此后另一位管学大臣张百熙角度就有点不同了，他说道：“诸位已然是进士及第，然则既然来到仕学馆，便依旧要继续学习。从我执掌大学堂这段时日看，诸位要学习的东西有很多。你们将来都是各部堂之要官，如若真有心于社稷、有心于朝廷，有心于强盛，那么你们甚至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学习。
    “我可以在这告诉你们，朝廷将来会辟出多个新部门，学习于日本国以及英吉利国等西洋制度，比如警察部、商部、邮传部等。新部门自然是需要懂得西学之人，朝廷的意思也是需要众多有此方面才华之人才在大学堂中设立进士馆。但关于新部门之学问，就连我也仅仅是一知半解，甚至半解也没有。
    “你们大部分想来也不懂得西学，要是将来真的当到部堂位置，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因而你们应当在此尽心尽力用心于新学问，不要瞧不起西学，更不要惧怕西学。因为我们眼前就有一个成功的桉例——李谕，他对于西学中十分难以掌握的科学一道已经做出了极高成就，让洋人都崇拜不已。所以我想中国人是可以做到的，你们要有这样的决心，学明白洋人的学问，也就是学明白富强的学问。”
    看得出，张百熙还是很想让京师大学堂做出点成绩的，也希望让进士们成长为西学方面的专家。
    虽然在他的心里，京师大学堂的位置有那么一点借用西学框架的翰林院形式，但起码他的想法还是没什么问题。这些进士能在万人过独木桥的科举考场上杀出来，想来在学习能力上起码不会太弱。
    李谕没承想张百熙在最后还提到了自己，莫非真要把自己当成个标杆。
    此后严复和丁韪良等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们依次给进士们讲了讲此后的学习方向以及科目设置。
    和翰林院还很大不同，因为在进士馆里，学的东西很多进士是真的一点没接触过。
    考虑到今后他们基本还是走入官场仕途，所以科目设置上偏向于政法方向。后来留学日本时，大部分也是修的这方面专业。
    只不过他们大部分人学得再明白，还是无法理解到政法中关于改革或者说革命的真正内核。
    癸卯科状元王寿彭在听到此后的分流方向后，问道：“我们都要去国外？”
    严复是出过国的，回道：“最好如此，因为不出去，就不知道别人什么样。”
    王寿彭说：“莫非在这里学不到经世致用的学问？”
    严复说：“很遗憾，最少学不全。我们虽称为大学堂，但与日本国或者欧美之大学堂，尚有不小差距。”
    王寿彭又问：“那么我们出去后，还是要进入洋人的大学堂？”
    严复点点头：“没错。”
    二甲进士朱国桢也问道：“洋人大学堂里有很多此般学生吗？”
    严复又点了点头，略显沉重地说：“很多。”
    其实1903年这两场科考，一场癸卯正科，一场经济特科，状元都是换过的。
    本来癸卯正科点的状元就是这位朱国桢，他在保和殿殿试中名列一甲第一名。
    但名单送上去，咱们的慈禧老佛爷举着单片眼镜一看：“这名字不行！”
    姓朱，那可是前朝皇帝的国姓！而且名字取得似乎还有让朱家之国兴盛之意，颇有餐位夺权隐喻。
    转而看到王寿彭的名字，嘿，这名字好！
    慈禧正好七十大寿，有“寿比彭祖”之意。
    好，实在是好！
    再加上慈禧也喜欢这种点状元的感觉，因为只要她御笔一提，此人肯定对自己感恩戴德。
    掺杂着莫须有的原因以及政治考量，朱国桢与王寿彭便因为名字的原因调换了位置。
    一个是名字惹的祸；
    一个是名字来的福。
    一家欢喜一家愁。
    到手的状元丢了，朱国桢肯定失望至极。
    不仅仅他本人，湖北籍的官员们也为他鸣不平，当天集体罢朝一天，以示抗议。
    社会上同样有不少人对此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舆论蜂起，莫衷一是。
    新科状元王寿彭为此曾特地写了一首打油诗：
    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
    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只不过王状元此后却颇为平平，什么业绩也没做出来。
    唯独值得一提的可能就是后来军阀张宗昌主政、疯狂祸害大好山东时，突然想到还有个老乡是状元，于是问手下人：“王状元在清朝当什么官？”
    手下人回答：“湖北提学使，相当于湖北省教育厅厅长。”
    张宗昌大手一挥，说：“那就让他来咱山东当个教育厅厅长吧！”
    于是乎王状元重新出山。
    他向张宗昌建议，把原来的几所学校合并，组成省立山东大学。
    因为在1914年国民政府实行全国设立大学区时，只在各区中心城市设大学，山东大学堂由于隶属中心城市北京，所以大学堂被裁撤了。
    话说这个所谓的大学区制度十几年后还搞过一次，反正就是臭棋一枚。后来那次大学区改革更是搞得乌烟瘴气，蔡元培等人更是差点气走。
    但军阀张宗昌一听，却感觉状元就是不一样，一抓就抓到了根子上，这样一合并，起码境界上去了。于是任命王状元为省立山东大学首任校长，也是状元里面出任大学校长的唯一一人。
    不过王寿彭毕竟是旧时代的状元，对现代的大学教育一窍不通，仍然按照封建时代那一套，要求学生们都穿长袍马褂，还要向孔圣人跪拜，弄得学生们很不满：拜托，现在都20世纪了，我们上的是大学，不是私塾！
    当时全国对孔教的各种声讨已经非常大，王状元基本是在开历史倒车。
    连张宗昌都觉得不对，人家大学生要打倒的就是旧礼教，你倒好，又给人拾起来了。
    于是王状元连校长也当不了了。
    但作为前清状元，王寿彭字写得还是可以的。
    他当校长的时候，曾经对山东大学附中的学生说，谁要是能够连续两学期拿到第一，就送他一副对联。
    拿到这幅对联的人就是文化大师季羡林。
    王状元此刻在京师大学堂听到洋人有这么多大学生，惊讶道：“那么说，洋人也有这么多进士？”
    严复纠正道：“不能说进士，只能说大学生。而且洋人的大学里不仅有你们将来要重点学习的政法科目，还有许多其他诸如数学、物理学、工程学、机械学科目。”
    王寿彭讶道：“这些学问也要在大学堂学？”
    严复耐心解释说：“是的，在洋人的大学里，它们同样重要。”
    王寿彭道：“我还以为都是些匠人的细枝末节学问。”
    严复说：“并非如此，所以我才要你们出去看看，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在洋人的世界里，李谕这样的人也很重要，科技正是我们的一大弱项。而且李谕所得到的英吉利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一职是极高的，位列大学堂上至少两个层级。”
    严复知道尽可能拔高李谕，才能让他们学习西学更加卖力。
    丢了状元的朱国桢非常感兴趣：“严师说的科技真有这么重要，能让洋人这么强大？”
    严复对李谕说：“这种事还是你说得清楚。”
    李谕说：“确实很重要。西方能够这么强大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硬要简单点说的话，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在各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又经历大航海时代，掠夺无数资源后，两次工业革命再次全方位提升生产力。
    “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巧合与此前几百年的铺垫，这种铺垫与巧合虽然是不可复制的历史必然，但强大的结果显而易见，胜王败寇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就比如政法与科技。
    “与我们不同的是，西方强大的是工业，而我们仅仅是农业，这是一种代差。支撑工业强大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隐藏的一条线就是科技的发展，不然没有机械学的进步，洋人就没有能够掠夺世界的先进武器；没有蒸汽机就没有驰骋世界各地的轮船火车。而机械学的伟大又离不开基础科学的发展，总之环环相扣，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李谕虽然已经是尽可能精简地去说，甚至省略了很多也比较重要的细节，但进士们依旧听得云里雾里。
    主要是一些现代人看起来非常像常识的词语，在他们耳朵里就是高深莫测的术语。
    什么“资产阶级革命”、“生产力”、“大航海”、“资源掠夺”、“基础科学”对他们而言都很难理解。
    但朱国桢却听得津津有味：“这才是经世的学问！原来李谕老师不仅精通科学，也懂得治国的大道理。”
    李谕对于政法方面肯定不懂，知道这些完全是初高中历史课政治课上学的，于是笑道：“我不过略知皮毛，而且我也不是什么老师，我同样毕业于大学堂。”
    朱国桢说：“那您就是师兄。”
    李谕说：“论年龄，我可能还不如你大。”
    朱国桢却说：“闻道有先后，这声师兄是少不了的。”
    想不到这个当朝进士、并且还是差点成为状元的人，竟然成了李谕的小迷弟。
    不过朱国桢确实对科举以及清廷颇感失望了，此后也没什么太大建树，如果真能投奔李谕说不定还能做出点事，以后词条编写他的时候说不定就不会只说他因为名字丢了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