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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铭觉得这事儿可以算完，他厚着脸皮，承受了众人吹捧，然后不停拱手，又谦虚了一阵子，突然想到后院约好的牌局，于是眼光看了一眼李千秋，那边也朝他望着。
    李千秋传过来话音说道：“你这酒可以少吃一些，这几个如何安顿，你得想好了。依我看：这黄宗羲是最早提出君主立宪思想的，他的主张限制君主权利，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所以后来提出设立宰相，还说让学校成为舆论及议政的场所，我看此人可协助朱信干点宗务上的事情。你不是要搞一点民主吗？这人有点民主思想的理念，或许对于目前繁文缛节、规矩陋习做一番改观，亦无不可。至于方以智，这个见过汤若望，了解一些西方科学知识，可以辅佐秦任，那顾炎武也是，放在秦任那儿，也还妥当。只王夫之年纪尚轻不成熟，是否去从事一下教育类，你自己看着办吧！”
    易铭还在和黄宗羲等敷衍，听了李千秋的话，心里有了主意，于是随后郑重宣布他的决定，这让四人顿有受宠若惊之感。
    原来易铭任命黄宗羲为宗务第一次长，仅列于朱信之下，范旷之上。那方以智、顾炎武为政务副总理，也仅仅排名在秦任之后。而王夫之也顺利当上了教育部第一次长，虽然教育部也在政务院统属之下，本由何晏主持，王夫之也不是一把手。但他这个教育部次长，也还是个正部级，所以王夫之也是说不出来的满意。
    易铭一阵的说完，就又叫喝酒，他几杯下肚就装醉，韩知礼懂得，过来扶了退入后堂。他三下五除二，搞定了这边场合，前脚离席，即刻就往后院赶。见着思沅、怡晴那一桌，撵走琦玉，赶紧接下，捉了牌码好一看，果然手气不错。十几圈下来，天儿就暗下来，他和牌连连，赢了一大堆，感觉牌瘾过足，随手将辛苦赢来的，又都叫众女子给分了。
    这黄宗羲果然有几把刷子！他上台之后，就极力鼓动朱信，说什么“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又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他还说：“有明之无善政，自皇帝罢丞相始也。”说：“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在舆为下，明朝罢除了宰相，就再没有人能与天子匹敌了。这样，天子就更加高高在上，更加奴视臣僚，更加专断独行，为所欲为。导致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他还说：“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其职责只是备顾问以及根据皇帝的意旨批答章奏，内阁没有僚属，没有力事机构，其事权很轻，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内阁既无实权，而天子又不能或不愿处理政事，于是就依靠一群凶残的宫奴来进行统治，这就出现了明代为害至深且巨的宦官专权。”
    所以黄宗羲提出设宰相一人，参知政事若干人，每日与其他大臣一起，在便殿与天子共同议政。章奏由天子批答，说“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
    他这样一再鼓动朱信，无非是想在易铭基础上持续推行新政。因为黄宗羲发现：易铭这黔北的主公，对待下属，往往礼敬有加，听得进去不同意见，况且对于哪怕是与他意见相左的政见，虽然不采纳，但绝不打压群臣积极性，更不会因此离隙进谏之人。所以他大胆谏言，无所顾忌。
    他建议设立宰相一职，并提议由千秋先生任之，说李千秋资政一职，称谓非但不妥，尚还有歧义。说政者，国之体也！资政者，大计之参谋也！而李千秋大才，宗政军务，无一不抓、无一不管，其宰相无异，所以他绕过朱信，又笼络了一帮子人，直接上表易铭。
    易铭被他搞得很是被动，无奈之下，召集群臣议政，一番争论下来，李千秋虽然没有立马成为宰相，然而经易铭亲自明确，规定以后鼎定天下了，再议不迟，这才搪塞过关，李千秋暂时还是以黔府“资政”履职。
    没有设立宰相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黔北四川，尚且还不是个国家，你这里皇帝都还没有，宰相倒呼之欲出了，传之四海，人家岂不讥笑于你，其所谓名不正而言不顺是也。
    那范旷凑热闹，认为这问题不大，解决起来也很容易，说只要易铭据两省而称帝就行了。
    所以他非得让易铭称帝，不过附和者虽然多，易铭自感辖地有限，时机未到，德望不堪负，所以此事不了了之。
    不过黄宗羲主意多多，连连进言，易铭与李千秋商量，择其要采纳不少。黔府后来下了几道政令，都是黄宗羲主意：一是关于礼仪的，规定以后觐见主公，不必磕头，百官作个揖即可。大堂设百官座位，前有文案，礼毕即各安其位，大可端坐，如此方便起草文书及抄录易铭训示等等；二是应黄宗羲提请，着即重启商鞅治秦模式，奖励耕战，施行军功爵制，不过对于严刑峻法、实行连坐等，易铭没有同意。李千秋等也觉得不妥，所以并未一概照搬；三是对于天下贤士，*求贤令，普天之下、四海之内，举凡愿投黔府的良谋之士，许以土地金帛美女，诚心相邀，为此，极尽笼络之能事。
    四人中方以智较为实在，可能被易铭大作，全然吓傻，所以就收起他狂放不羁毛病，虚心求教，尽力履职。易铭叫他全力辅佐秦任，他自上任开始，只做不说，直把手中政务，处理得条理清楚，各方均满意。
    他对于李千秋，佩服的五体投地一般，每见面，总磕头作揖，不尽的亲热，说不完的感谢，也有事无事，爱往李千秋住处跑。
    易铭一度奇怪，担心他是否是看上了李千秋身边女子，待易铭往李千秋处一个个看了，见几个女子，均姿色平庸，也少见识，实在不敢登大雅之堂，这才放心。
    方以智闲暇，将他大作《通雅》与《物理小识》给易铭看过，易铭现代社会人，知道他那书里，虽有新意，谬误也多，但碍于礼貌，不忍驳斥。只送上自己《宗主文集》，那家伙挑灯夜战好几个月，潜心拜读、悉心领会，后来见了易铭，请教几回，仍不得要领。
    易铭岂可与他浪费宝贵时间，将他支去王夫之处，说大学有宗主思想学会，可参与专题讨论或王夫之组织的“沙龙”。这方以智于是去了几次，长进不少。
    王夫之年纪轻轻，就当了教育部第一次长，这让黔北四川芸芸学子，颇为不服。比如范旷老前辈就对此大有意见，他这会儿官儿，不过一个副部级闲职，见王夫之深得易铭信任，心中不爽，所以见了王夫之总是爱理不理的，人前人后，多有诋毁之词。
    好在王夫之还算争气，在职期间，著述连连，屡见于核心刊物。比如他在哲学上造诣颇深，接连提出了“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观念，以反对当时风靡天下的“知行合一”的认识论，进一步指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他还提出“温故而致其新”的理论，籍以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对厚古薄今，认为历史在不断趋时更新，所以应当厚今薄古，“法后王”而不是“法先王”，反对倒退。他把历史发展的趋势称为“势”，其规律称作“理”，理即势的必然，而势必然合乎于理。
    他这期间发表了许多哲学著作，比如《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宋论》等等！
    他说宇宙除了“气”，更无他物，鉴于对程朱理学不太友好，所以他这些思想带来了极大争论。易铭对于他们讨论的什么哲学命题中的“理”、“气”缺乏直观的印象，觉得是些玄而又玄的问题。好在易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虽然争议很大，吵得火热，不过黔府此时宗政军务为重，不必为之深入展开讨论，所以易铭要求上上下下求同存异，把精力放到具体事务上来，这才平息了这场泛泛无边的争论。
    四人中顾炎武要率性直爽得多，他身上也较少有迂腐之气，这让易铭对他很是看重。工作之余，易铭总爱叫上他，或府内畅谈，或一道外出巡视。这顾炎武也好诗词，总喜欢向易铭讨教，易铭对于此道，其实修为有限，所以往往涉及这文章诗词，总是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
    初时炎武不解风情，以为主公藏而不露、隐忍不发，乃是深沉。后来他回家想及再三，以为主公殚精竭虑，恐怕心思多放在宗政军务上。于是往后就概不涉及这种腻腻歪歪、之乎者也之事了。他专司分管事务，不敢有失，易铭愈发看重，他就愈发感恩戴德，竟丝毫不敢懈怠了。
    他一直纠结自己那篇《精卫》诗作，因与易铭暗合，千思万想猜不透。后来翻了翻易铭《宗主文集》，年前就出版，发现此诗赫然在列，时间比他早。何况此集一版再版，犹自畅销，心中才服气，问了身边小厮，人家斗大的字儿认不了几个，对这篇诗文，却也能吟诵两句。
    这几人初到黔府就得重用，自然个个信心满满，都想施展才华、大干一番，以不辜负易铭信任为念，时时不忘，处处感念易铭知遇之恩。他几个工作之余，于易铭府邸，来往勤密。
    不过易铭对几人谈不上真正的了解，他虽然俗务不多，但打牌赌钱、谈情说爱，整日里还居然少有空闲。心里想着择日找几个好好聊聊，听听四个对黔府大政方略的意见，但一直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