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英国书籍，倒是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在当年的中国反而出版得多一些，比如霍桑的、杰克·伦敦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海明威们的。也许因为，美国虽然被中国定性为“头号公敌”了，但历史很短的美国之“暴烈的”阶级斗争现象极少。这使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内容不太涉及所谓阶级斗争，于是作品大抵不会打上“阶级的烙印”，也就不太会成为中国革命文学理论家或批评家的靶的。美国最严重的国家问题之一是“种族歧视”，二是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原则。所以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马克·吐温、欧·亨利讽刺美国社会资本崇拜主义的小说在我们这一代读书青年的记忆中印象深刻。此外，薄伽丘的《十日谈》、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深受我这一代读书青年所爱。但真读过的人其实不多。总体而言，我这一代人中的读书青年的比例，与现在之读书青年的比例相比，确乎要小。因为在当年，对于大多数我这一代人而言，买书是特别特别奢侈的事，互相有书可借的圈子很少，也很小。而以上那些书，在区级图书馆几乎是借不到的，还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办得到一张市级图书馆的借阅卡。即使在某些大学的图书馆，那些书往往也是限系限专业借阅的。
    当年是读书青年，不，确切地说是读书少年的我，对于中国“革命文学”和苏联的大多数“革命文学”也是喜欢阅读的。我不可能不对两类书中坚定的革命者形象和二战时期的英雄形象心怀敬意。
    但，当我也读了一些老俄国文学及欧美文学之后，我对某些“革命文学”中的革命人物便心生出某种不认可来了。相比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办》其实太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性。
    然而《怎么办》中的男主人公对待爱情亦即对待女主人公的那一种“理解万岁”的态度在我这儿远比保尔对于冬妮娅的态度更合我意。进而言之，不读《怎么办》时，我只不过觉得保尔对待冬妮娅太不近人情；而读了《怎么办》之后，我则没法不以批判的眼来重新审视保尔对待冬妮娅那种自以为最革命最具有阶级立场的态度了。甚而认为，在列车线路除雪的保尔邂逅已结婚了的冬妮娅的那种冰冷态度，其实掺杂了小肚鸡肠的男人的失落、嫉妒和由此而产生的恼羞成怒--而这使保尔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但即使这样，我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与严重瘫痪作斗争的坚韧意志力的钦佩仍未改变。
    在未读海明威的《战地钟声》时，我对《叶尔绍夫兄弟》中的老三斯杰潘只不过怀有自知不可与人交流的同情；而读了《战地钟声》以后，则对斯杰潘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们的歧视权利产生了质疑。二战中的苏德之战是多么地惨烈众所周知，对于一名在完全丧失了抵抗意义之情况下成了德军俘虏的青年军人，当同样历经苦难的他重新回到家乡，普通的人们是否更应多一些怜悯，而少一些鄙视呢？遭到几乎所有亲人的嫌弃难道对他真的是公正的吗？
    我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人受主要文化载体书籍（当年是那样）的影响的年龄，大约主要是在少年至青年这十几年中。
    若言一个中年人由于看了些什么书而改变了与之前不同的世界观，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但相对要少得多。
    我在少年时期就读过了一些人文元素饱满的书籍，这使我在我的同代人中成了具有“异质”之“文化基因”的另类。头脑中具有了“异质”之“文化基因”，面对“文革”中的种种“革命现象”，头脑中便不可能不产生“异”于“文革”的思想。这对于我是幸运的，但在当年也分明是种“不幸”--头脑中既有“异”于“文革”的思想存在着了，想要隐藏得很深很深对于一个本无城府可言的青年又谈何容易呢？然而我知道那些思想是危险的，若在不适当的时候稍不小心脱口说出了几句，必将给自己招致大的祸殃。
    在我当班长不久，有件事给我以极大的震动。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实，被班里一个年龄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诉我，我班里的几名哈尔滨知青，正在当地一个有“特嫌”的老职工家里审问对方。对方五十多岁，无家室，已被“隔离”在家中，勒令交代“问题”。事实上，任何知青未经“专案组”允许而对那样一个人进行所谓“审问”是严重违反知青纪律的。当我匆匆跑到现场时，仅着短裤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处青紫外伤。而我班里的两个手持棍棒的家伙，仍一脸凶相，骂骂咧咧地还说那人“装死”。在所谓“文革”中，打死人的事我已听到过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结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里的几名“战士”！他们不久前还是城市里的“红卫兵”；他们只不过上学到初一或初二；他们的头脑里除了被灌输进了满满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之类的思想而外，再就没接受过一点点别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过的那些书他们连书名也没听说过。
    我找来了连队卫生所的医生，医生当场宣布那人不是“装死”，而是真的死了。
    连里“淡化处理”了那件事，向团里汇报那人死于“心脏病突发”。否则怎么办呢？将那几名打人者送交沈阳军区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既然死者没有任何亲人替之喊冤，倒还不如批评教育那几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从此我对“文革”这场运动更加从思想上反感，对我班里那几名战士也嫌恶之极。
    另一件事是我听说的，后来证实是真事--另一个团的一名知青，在庆祝又一条“最高指示”发表的一个夜晚贴大字报时，将“万寿无疆”四字贴错乱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人们看到的是“无寿万疆”。他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于是恶果降临。往日的战友翻脸无情，暴打了他一顿，接着批斗。连里也不敢不重视，只得宣布那是一场“严重的***事件”，那不幸的知青当然就成了“现行***分子”，由知青变成了劳改犯，被打入另册多年……
    终于可以为家里挣钱了，再加上日日劳动艰苦，已经很少做梦的我，又开始经常做梦了。我每每梦到自己在开什么会时无意识地脱口说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话，或喊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口号、在一片纸上写下了一行被认为“反动”的字，因而也祸从天降，结果非但不能往家里寄钱了，还使父母及弟弟妹妹们增添新的精神负担。然而头脑里有种思想总在否定所谓“文革”，企图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压都压不住。有时觉得压住了，听到些从北京传来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会从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底下钻出芽来。渐渐地，因为“政治梦多”，到北大荒后胖了一点儿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读的那些书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书中的人文思想对于我的头脑当然是营养；但在视人文思想为天敌的“文革”年代，头脑里装入了人文思想就等于装入了“毒药”，甚或定时炸弹！
    那时我在连里有两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尔滨五中的高二知青，鲜族。他也是知青班长，后当过排长、炊事班长。另一位叫吴志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学生，“文革”前全家被迁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学生。五中红卫兵在哈尔滨的派性斗争挺出名，发生过几次影响较大的武斗，并且还将派性对立带到了连队。但李洪元和吴志忠，似乎从“文革”一开始就思想完全超脱于“文革”了，除了大家都喊口号时，从不说一句与“文革”态度沾边的话。我是极想修炼成他俩那种人的，但做不到。
    他俩成了我倾诉政治思想苦闷的可靠对象。他俩也是好朋友，有时我对其中一人倾诉，有时面对他俩倾诉。往往是在晚上。他俩都爱喝酒，我要向他俩倾诉就也得喝酒。而往往我还没倾诉几句呢，他俩就都说：“喝酒！喝酒！”
    李洪元有次还说了一句我铭记至今的深奥的话：“你苦闷是因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我喝伤过一次，闻到酒味都会醉三分的。那一时期我经常喝醉，尽管实际上只不过喝了半两一两的。
    有次吴志忠带着几分醉问我：“晓声你为什么不跟你那几个同班的好朋友说这些？”
    当时我也有几分醉了，实话实说：“怕万一连累了他们。”半醉没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我：“听，我说得没错，他一醉就清醒，酒后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对我俩没安好心啊？我俩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总对我俩说那些狗屁话就不怕连累我俩啦？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思想，别人都是猪脑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话被别人听到了，让我俩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揭发你？批判你？哎你不为咱们哥仨的亲密关系考虑，也得为你那个闹心的家考虑考虑吧？亏你还自认为是孝子！你孝个屁呀你！以后再满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话，我俩跟你绝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谁也不是谁家长，你还觉得我俩真有义务替你操着份心啊！……”
    那天洪元借着几分醉，将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被骂恼了，好长一段日子里不理他。
    不久团报导组发来了调令，调我到团报导组去当报导员。行前，知青朋友们凑钱买了几听罐头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没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际，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着郑重地说：“我那天骂你，你小子不要往心里去。”
    我说：“怎么会！”
    他又说：“你就要离开哥几个了，希望我那天骂你的话，你走时牢记着。团机关不比连队，你要好自为之！如果你真觉得我骂得对，那就喝下这半碗酒！”--接着，他竟双手将碗举至我面前，由坐着变为跪着了。
    朋友们包括与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学，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么的依依惜别，也听出了他的话是多么地真挚，就居然没一个替我搪挡一下的。
    我看着那喝粥碗里的半碗酒，一时呆住。洪元他跪在那儿，一动不动。朋友们的目光，一会儿一齐看他，一会儿一齐看我，一会儿一齐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与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钟。我终于说出一句话是：“舍命陪君子。”--双手接过碗，两眼一闭，一饮而尽。洪元紧接着又往那只碗里倒酒，都快倒满了，也双手捧起来一饮而尽。
    那天夜里我觉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后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听志忠说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后反复说的醉话是--“晓声，你小子要记住哥们儿的嘱咐啊！”
    我在团报导组一年半的时间里，不曾沾过一滴酒。甚至，一闻到酒味儿就产生心理恐惧。团报导组归宣传股领导，股长是现役军人，还领导着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他是喜欢经常小饮一番的人，每每将男知青们请到家中“快乐快乐”。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不“意思意思”。“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节这些假日里，在股长家，连广播站和电影放映队的几名女知青也往往举杯同乐，但我却坚定地奉行“不沾主义”。
    在那一年半里，我到兵团总司令部去参加过两次文学创作学习班。结束当日的最后一餐，酒是管够的。不论男知青女知青，无不频频举杯。而我怕被劝酒，每次都借故溜走。
    后来我到了木材加工厂。抬大木是重体力活，为了解乏，也为了排遣寂寞，抬木班的知青隔几天喝一次酒。他们对我很友善，抬大木时特照顾我，我虽对他们心怀感激，但当他们聚在一起喝酒时，从不凑近他们，对他们诚挚的相唤也置之不理。我被复旦大学招为“工农兵学员”，即将离开连队的前一天，抬木班的哥们儿们为我饯行。尽管相互依依惜别，我也只不过举杯唇边，做了做样子。
    在复旦大学的三年里，我竟饮过两次酒。尽管那时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号帽子，自知更应遵守医嘱，离酒远远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