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玺本想大声喝斥，一看家祖跟章子俊面带微笑，就像是在看戏一样看着，不惊不慌地，也就琢磨起来，姚玺也不是笨人，就是在这些事上反应慢了点，要回过味来需要时间。
    等白吃白拿的人走远，章子俊唱一声诺道：“还好啊，学生多备了一份，对着姚惟善道，太老伯也尝一尝，大家也都尝尝，此果名为蛋糕。”
    老年人都喜欢这种松软的甜食，引得大家在亭中欢娱起来，一边姚玺又吩咐佣人小泥炉烧水泡茶，随即说了些各地风土风情，其乐融融，尽兴而归。
    此时的朝廷内部已经风起云涌了，表面上风光平静，暗地里已到了关键时刻，在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个关键人物孙太后。
    孙太后是何许人？虽然明朝后宫不得干政，可继承皇位怎么说也是“家事”，土木堡之变后，朱祁玉临危受命当了皇帝，也是孙太后下的懿旨，而等到朱祁镇回归，就被打入南宫软禁起来后，孙太后也没表现出什么，自己的儿子做不成皇帝，还有孙子朱见深的太子，最终皇位还是自家一脉，不想二年后朱祁玉下令废太子，把自己的儿子奉为太子，此举彻底激怒了英宗母子，也导致了更多的大臣同情英宗父子。偏偏朱祁钰的儿子又早死。朱祁钰自己年纪轻轻又得重病，岂非天意乎？今人不信天意，古人还是很信的。
    天子病危，储君未立。这时候，一旦有立新君之功，必然得到新帝厚报，荣华富贵、加官进爵，不在话下。
    早在当初拥立景泰帝时，景泰帝就出来言谢，于谦答：我是为万民计，不是为您私人。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景泰帝已经与于谦意见不一。
    这个时候，谁又能保证：于谦不会再次“为万民计”，干出什么事情来了？于谦对景泰帝的私人影响力，大为削弱了。更严重的是：这几乎是于谦唯一的私人影响力，于谦这个人，无党无私。
    石亨，原本犯了军纪要被处理，是于谦爱惜其才，替他求情，并让他总理十营兵的。
    在北京保卫战中，石亨功劳不及于谦，却得以世袭侯爵。
    石亨为报答于谦，举荐于谦的儿子。相互提携，这就算是交了朋友，结了党了。即便于谦不接受结党，人家推荐你儿子，于私也是“善意”，婉言谢绝就是了。可是，于谦不但表示自己的儿子无功不能任职，还斥责石亨，说他身为总兵官，不举荐隐士，提拔将士，却推荐我儿子，失职！石亨由此忌恨于谦。
    景泰帝得以走上帝位，于谦起了大作用，景泰帝执政期间，对于谦也基本上言听计从，大力任用。可是，在景泰帝病重时，他却变了。后来，他听到政变的声响时，第一反应是：难道是于谦？看来，在景泰帝眼中，于谦已经由最信任的重臣，变成最防范的对象了。相反，他病重期间，曾找到石亨，言辞恳切，大有倚重之意，这并不奇怪。
    夺门之变非常顺利轻松，没有丝毫反对和反抗。说明朱祁钰早已失去支持。至于于谦作为朝中重臣，没有阻止朱祁钰废太子，也是一大失误。
    此时，京师正有一种流言，说大学士王文正力劝朱祁钰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皇储，如果是这样，王文将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即便是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谋议是文臣之事，功劳也轮不到石亨、张鞁等武将身上。石亨说：“朱祁钰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太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于是，这三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决定将赌注压在太上皇朱祁镇身上，拥立朱祁镇复位，这样，三人就是大功臣，能够飞黄腾达。
    当场，三人做了分工，宦官曹吉祥进宫去见孙太后，密告她复辟一事，借机取得了孙太后的支持。石亨和张鞁则一起去找太常寺正卿许彬商议。许彬听说二人的来意后，当即以手加额，说：“这是不世之功！不过，我老了，不中用了。徐有贞多计谋，你们可以去找他商议。”
    石亨和张鞁又连夜去找徐有贞。徐有贞大为兴奋，当即夜观天象，见紫微有变，忙道：“帝星已见移位，咱们要干这件事，须得赶快下手。”几个人经过详细谋划，决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动手。
    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兵部尚书于谦会同群臣商议，决定一起上奏请复立沂王为太子。众人推举商辂主草奏疏，疏成后已经是日暮西山，来不及奏上朝廷。于是群臣决定在次日清晨朱祁钰临朝时，再将奏疏递上去。但所有人都没有料到，政变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随之而来的便是许多人的杀身之祸。倘若这复立沂王的奏疏早一天递上，或许于谦等人不会遭到杀身之祸。短短几个时辰，不但改变了明朝的历史，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正月十六晚，徐有贞换上朝服，怀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离开了家，临行前对妻女交待说：“我要去办一件大事，办成了是国家之福，办不成我徐家就是灭顶之灾。你们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景泰帝要用的人，自然都不是一半人，或出勋臣之家，或为名门之后，都是背景很强的人。结果，因于谦只就才能、表现论人，许多人得不到任用、提拔，都怨恨于谦。身居高位，无党无私，于谦不愧为高尚无私之人。然而，高尚，往往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于谦的另一项无私之举，则加强了他的对手们。团营，有功于国家，却助长对手实力于谦干了件有功于国家的大事：团营。土木之变，三大营体制的弊端暴露无疑。当年，为了防范武将影响力过大，采取了统兵与练兵分离的政策。即：将士们平时在各卫所、各营操练备战，战时，由朝廷委派的将领统兵出战。作战结束后，大将交回兵权，回朝做官。各兵各归各营。
    因此，作战时，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明代的战争，已经冷热 兵 器并用，对协同要求较高了。
    因此，作战时，兵不识将意，将不识兵情，指挥不灵，往往败北。于谦为改革弊端，创立团营。他选拔精锐，分为10营，每营15000人，统一操练。将士们长期在一起，训练在一起，作战也在一起，体统相继，彼此相识，兵将相习。
    于是，“同辈之人易以相机，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明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这也给了一些人机会。原本，统兵大将只在战时接触部队，而部队作战结束后，各回各营。如今，统兵之将也是练兵之将，上下一体。
    因此，石亨、张辄等人，都可以借机拉拢一些勇士，结成党羽，以为自己的死士。
    夺门之变时，曹、石的实力当然没有那么强。不过，事后，得到赏赐的将士达4000人，即便有些是事后来冒领的，但事变时规模应当也是不小的。
    或许，这也是于谦死后，已做出成绩的团营被取消的原因吧。
    结成一党的“夺门派”于谦不结党，但对手会结党。这些结党者，实力都很强。总兵官石亨，是团营十营的总兵官。
    太监曹吉祥，是司设监太监。表面位置不高，但实力很强。早在当年随王瑾出征时，他就私养番将健卒，后来，他又奉命为团营监军，其私人武装自然更强了。
    一个是总兵官，一个是监军太监，两人勾结到一起，能如何发展，自然不言而喻。
    此外，中军都督府右都督、太子少保张輗，领宿卫。
    其弟张軏，也曾任前府右都督，只是被于谦弹劾了。
    他们的父亲张玉是当年随朱棣靖难的首席大将，兄长张辅也是重臣名将，其家族实力非常强大。
    此外，左御史杨善，副都御史徐有贞，是都察院领导，为天子耳目风纪，对百官、将领的情况都有相当了解，提供了情报网络和参谋大脑。
    旋即，他们找到了最大的支持者——孙太后。
    太后的关键作用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徐有贞找到太后，提出拥立英宗复位的想法，得到了太后的认可。
    当时有两个太后，英宗的生母孙太后以及景泰帝的生母吴太后。不过，孙太后原就是宣宗皇后，地位高于吴太后。
    各自的选择对于危局，于谦与他的对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于谦想要帮助朝廷平稳过渡，自然是争取早立储君。只要储君立定，政变将既没有借口，也没有必要。当时，普遍认为，将被立的太子将是明英宗的儿子朱见深。明英宗的儿子作皇帝，他继续作太上皇。由景泰帝亲自指定英宗的儿子为继承人，消除矛盾，平稳过渡，这是一个能够安定形势的办法。
    在于谦等人的努力下，景泰帝答应于正月十七早朝议论立太子之事。正月十六日夜，于谦带群臣起草了一份奏疏，大家逐一签名，一直搞到傍晚。如果一切顺利，次日早朝，太子确立下来，平稳过渡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然而，次日早朝，他们等来的天子，却不是景泰帝。当晚，于谦的对手门，选择了发动政变。
    徐有贞又顺路邀请了杨善和王骥作为同党。杨善和王骥二人都表示要以死报答太上皇。王骥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不但自己亲自披甲上马，还将儿子和孙子都带在了身边。三方人马会齐石亨叔侄、曹吉祥叔侄后，又等到了张鞁率领的大队京营兵，一齐向皇城进发。张鞁调兵进城是借口瓦剌骚扰边境，要保护京城安全。而石亨掌管皇城钥匙，所以能够通行无阻。四鼓时分，大队人马从长安门直接进入皇城。进入紫禁城后，徐有贞重新将大门锁上，防止外面有援兵进来，并将钥匙投入水窦中。皇城内的守军见这伙人十分奇怪，不明所以，但也不敢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