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绅权特重，这是清末的常识。这种士绅的特权，跟湘军因洪杨之乱崛起有关。敉平洪杨之后，朝廷担心湘军尾大不掉，动手遣送。那些起于行伍的湘军官兵，带着天大的平逆之功，以及从各地搜罗的珍宝金银，回到湖南，变成硕大无朋的士绅集团，外有奥援，内结同党，有几个地方官敢拿顶子去跟他们拼？
    不过单就辛亥年说，湖南的绅权大有衰落之势。地方上还算好，如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当过军官，在凤凰素有名望，湘西光复，他是主事者之一，联合镇台周瑞龙，发动苗汉民众起事，自己在凤凰城里做内应。湘西光复后“地方一切皆由绅士出面来维持，我爸爸便即刻成为当地要人了”
    省城的景况却不大妙。试想谘议局内部推举的都督（一说统制）黄忠浩，居然会被会党或巡防队的代表轻易否决，还直接送上了断头台，则士绅的势力对长沙革命的控制力之弱，可想而知。
    这一层，可以归结为1910年抢米风潮的余波。
    抢米风潮，表面上看是官民冲突。湖南大荒，米价腾贵，官吏又无所作为，导致长沙市民黄贵荪一家四口跳老龙潭自尽，引发市民骚动，而巡警道赖承裕面对民众时说的“一百文的茶有人喝，八十文一升的米就嫌贵”成为长沙抢米风潮的直接导火索。
    赖承裕后来说，这句话不是他说的，而是湖南巡抚岑春蓂在德律风（电话）里对他的训话，赖不过转述而已。无论如何，官吏处理不当，激成民变，是可以肯定的。民间竹枝词对此讽刺道：“遇籴频遭大吏嗔，一腔官话说交邻，湖湘自是膏腴壤，升米何妨八十文！”
    然而事后湖广总督瑞澂、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会奏的折子，对巡抚岑春蓂、藩台庄赓良等地方文武多有维护，对当地士绅则大加打压。他们向朝廷表示：湖南米价调涨，正是由于王先谦、叶德辉等士绅垄断粮市，囤积居奇，而且在官府下令禁运粮食出省后，还联合洋人大量运粮出省，导致湖南遭遇空前粮荒，全省公私存米，不足两月之食。米价往日不过二三千文，1906年水灾时，也不过四千余文，此时却高达七千文以上。长沙饿殍遍地，饥民盈巷，风吹雨淋冻饿以死每日数十人“妇女无处行乞，母子相抱而泣，或将三五岁小孩忍心抛弃，幼孩饿极，便取街道粪渣食之”（汇报湖南荒象志）官方调查认为，正是士绅的囤积，加上长沙市民与洋人的日常冲突，才导致抢米风潮演变成反洋人、反新政的暴动。
    湖南官员的报告里要求，将长沙士绅王先谦、叶德辉、杨巩、孔宪，即行革职“从重治罪”折子还说“现值朝野筹备宪政之际，正官绅协合进行之时，如任听此等劣绅，把持阻挠，则地方自治，恐无实行之望”
    这种要求被朝廷采纳了，湖南绅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余波所及，即使开明士绅一派，也不免于难。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带头上奏，认为“湘乱由官酿成，久在洞鉴，事前湘绅屡请阻禁、备赈，有案可查”但上谕批复是“谘议局职司立法，不宜干预地方政事”等于是驳回了。
    街头的风评也很不利于士绅。一首竹枝词责骂他们：“事变发生，议员满堂，噤若寒蝉，无一仗义执言之人。”更重要的是，抢米风潮中，民众不仅焚烧了衙署、教堂，还焚烧了不少学堂。这反映了民风保守的湖南对“新政”的不满。连驻长沙的日本领事都观察到了这一点。他向本国政府报告说：“焚烧学堂的意义在于：近年来，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的巨量开支，地方百姓的负担大为加重。新政引起通货膨胀，使米价激剧升腾，但是，穷人子弟并未在新学堂里得到任何好处。”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绅权特重的湖南，辛亥举事的主力却是会党与新军，谘议局在其间的作用，甚至远远比不上武汉与成都，而光复后选出的都督副都督，居然与士绅界毫无关连——当然，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绅权的力量并未消失。
    湖南的人头
    国民党元老居正，武昌事变后，在湖北军政府里负责对外联络，重要的是促劝各省响应，而重中之重，自然是湖北的后方湖南。每天晚上，他都去电报局问讯。10月22日晚，居正刚走进电报局，电报生告诉他：湖南有事！居正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上，立即命令仔细探听，并与长沙电报局通话。
    没多久，长沙电告：革命军已进城。居正狂喜，奔告都督府。黎元洪听说也大为动容，都督府上下一片喜气。
    又过不久，长沙报告光复的正式电文到了，署名是焦达峰。黎元洪一看电文，里面提及杀了黄忠浩，顿时黎都督的脸就阴下来了——黄忠浩曾在湖北带兵，与黎元洪有过同袍之谊。
    停了停，黎又问：焦达峰是谁？居正说：是革命党。于是黎菩萨沉默了，过了良久，才吩咐居正，复电祝贺长沙光复。（梅川日记）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心情尚且如此复杂，长沙城内的士绅们，其失望难过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