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信
我似乎是在突然间关注写信这个问题了。十多年前,我曾那么迷恋写信与读信。然而,弹指一挥间,我却变得越来越懒得写信了。不但对朋友如此,甚至就是对远在商洛的父母,一年里也难能给他们写上几封信的。倒是友人的信并不因为我的冷落间断过,隔三差五,我总能收到来自南方和北方的鸿雁。读友人的信,真有董桥先生那样的感觉:“雨冷,酒暖,人多情。”这也难怪,寒天得信,自然也就不觉冷了。说到底,一切皆缘于信中地融融深情,既那么含蓄,有那么直白,你能从一样浅的话里,读出海一样深的情,看了就不能不受感动。每每读信时,我总要告诉自己:这回要复信啊!但话是说在心里了,却并未见诸行动。几日过后,就把给友人回信的是而忘得一干二净。等到偶尔想起时,便觉得再无复信的必要了。为此,我常常懊悔不已。
某日,再读董桥,才知懒得写信的不仅是我,而且成了现代人的一大流行病。董先生说现在不流行写信,文明进步过了头。这话的意思是说电话给人们带来的快捷,想一想,也是。你想与亲友们通话吗?那还不是小菜一碟的事儿。你只要拿起话筒,在0至9的变数里轻敲几下,瞬间,无论你的友人与亲人客居何处身在何方,那一根细细的线儿,就将你们连结了,彼此就能感受到彼此的真切。
电话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电话又培养了人的懒惰。关于这一点,我同意石娃的说法,说“现代化的改变或革命了我们许多生活内容的。但它同时亦在扼杀着我们某些情趣。”至少,我现在愈来愈依赖电话了。有什么事情,随即拨打电话,三言两语,便把该说的或该办的事就谈妥了。似乎是在例行一种公事。
近日,读法制日报黄河女士的信里信外,给我印象很深。其实,写信的人与读信的人,大概都会产生相同的共鸣,谓之:环球同此凉热。
七八十年代,对我而言,恐怕是写信与读信的高潮时期。那时,我刚走出学校,心存理想,特别是处在“文革”的年代,许多可笑的东西变填充于心。常和同学通信,总有说不完的“文革”话题。到了八十年代,在文学倍受青睐的日子,我的周围聚集了东西南北的朋友,记得我收信最多的一日竟达到二百余封,特别是一些信写得精彩,写得投入,读来十分过瘾。我呢,自然不敢怠慢,也是认真地回信,把真情凝与笔尖,信马由缰,娓娓道来,或寄情叙事,或坦露心迹,把生活中高兴的、苦恼的、欣慰的、忧愁的事儿说给远方的友人,且不用遮拦,不用考虑语法结构,真个是淋漓尽致,痛快至极。说来有趣,那一年辽宁铁岭市青年散文家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向我约稿。我说我只是个文学爱好者,至于散文,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去写。那位编辑来信告诉我,她说我写的信就是散文,每个字里都包含了天山深处特有的气息,感觉如此,这便是真实的情感交流。可以这么说,我后来对散文的偏爱,还应感谢这位远方的文友了。如此看来,懒得写信的毛病是得改改了。再不该弦易辙,恐怕久而久之会失去那一份真情的。而人与人,彼此是亟需书信交流的。电话给人方便,但无法代替文字的;文字的排列与组合,却能营造出温馨的情感。这便是信的魅力与真情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