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的计划经济年代，什么都要凭票供应。手表是控制商品，自然也不例外。
    那个年代，手表和缝纫机、自行车、录音机一起被人们羡慕地称为“三转一响”能戴上一块手表，那就是有身份和有地位的象征，一般只有公社干部才戴手表。手表的种类也不多，都是机械表。价格贵得出奇，一般的牌子都要上百元。特别是质量好的“上海牌”手表，120元一只，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简直是个天文数字。那时即使是领国家工资的工作同志每月的工资普遍也只有二三十块钱左右，对于刚参加工作的普通教师或者工人的工资那就更低了，所以在那时候要买上一块手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不吃不喝至少也要大半年的工资才筹得够买一块手表的钱，而且还不一定买得到。
    “上海牌”手表因为太贵，人们大多只能望而兴叹。80年代初期，恰好那时南京手表厂出产了一种叫“钟山牌”的机械表，是新产品，价格只有30几元。虽然比较低档，但价钱便宜，样式也较美观，质量也好，适合一般老百姓用。于是我父亲就千方百计地托熟人找关系搞到一张票，从县供销社买回了一块“钟山牌”手表，手表买回来那天，我们全家欢喜得犹如过年一般热闹。
    那时候，我父亲每天一大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用一块雪白的细纱布沾上缝纫机油小心翼翼地擦拭手表，直把手表擦拭得干干净净透光发亮之后，才心满意足地打开裁缝铺子的铺板门开始一天的工作。到裁缝铺里来缝制衣服的顾客陆续到来，大多在丈量好衣服尺寸之后，都要软磨硬泡地缠着我父亲非要将手腕上的“钟山牌”手表取下来不可，然后他们就将手表戴在自己的手腕上反复赏玩，直到把戴手表的“瘾”过足之后，才会恋恋不舍地又抹下手表来还给我父亲。
    手表来得不易，所以父亲保护得很好。但是有一次还是出了意外，父亲去公社凉水井挑水，用竹篙往上扯水桶时，谁知一不小心，手表表带突然挣断了，手表掉进了井里，当时，父亲的脸都急白了，为了捞手表，从上午一直用竹篙打捞到中午，但还是没有将手表捞上来。最后，听公社的许书记建议，将竹篙顶端帮上一块磁铁，伸进井里去吸，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终好不容易才将手表捞了起来。
    八十年代初，我家的大哥作为待业青年被安排到蓬安县城的被服厂上班，父亲就将那块“钟山牌”手表小心翼翼地从手上取下来，作为了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大哥。时隔四年后，二哥又安排工作在县城印刷厂去上班，父亲便叫我家大哥将“钟山牌”手表转给二哥戴，后来我姐姐进丝绸厂和我参加工作，家里因为经济拮据，那块“钟山牌”手表便先后成为了父亲赠送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兄妹四人先后轮流戴上手表参加了工作。
    改革开放后，市场放开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手表种类也多起来了，国产的，进口的，机械的，电子的，什么牌子都有，手表也不再是奢侈品了。除了名表外一般的手表价钱也便宜下来，许多人都有了名贵的好手表。
    现在，我有了手机，上面有了时间，手表也就没有戴了。但我时时想到那块“钟山表”它是那个贫穷而无奈的年代的生活见证，是我们兄妹先后参加工作最初的美好纪念。手表的时针转动，那过去日子的情景仿佛又浮现在了眼前，那过去的艰难岁月让我们倍感今天改革开放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抚今追昔，我们惟有心存感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