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 作者:君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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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的法司来监察，又需得防范法司腐化，所以要有民间的治平推事来监督。事越明于公，黑暗便越少。”

    李光、胡松年虽然对民间推事陪审仍有看法，却也承认卫国师所言有几分道理，所谓“事不明则晦”，而“兼听则明”，国师所为当出于此理吧？

    “但有了法司、治平推事，也不能防范吏员贪赃就此绝迹。所谓治病要去根，这防治腐吏贪赃嘛，当然也要从根子上着手。”

    三人不由露出倾听的神色。

    卫希颜道：“方才赵使君说到了一点，吏员的薪俸太低，这显然是实情。圣人道：为官而不求食者，鲜矣。何况吏人？是以到衙

    205、清浊之分 ...

    门为吏者，自然是为了养家糊口。李副使又提到吏员良莠不齐，这亦为实情。吏员薪俸既少，地位又低，不能吸引到考进州府学的读书人加入，这素质么自然差了几筹。”

    三人面色均一动，便听国师道：“提高胥吏的薪俸，吸引读书人的加入，既解决了考不上进士的读书人的出路，也可以提高胥吏的素质，此为一举两得的好事。诸君以为如何？”

    李光颔首，“此确为良策，不过……财赋上怕是不能支持。”

    卫希颜道：“此事若是朝廷，在各路各州齐行定有财政上的困难，然仅西川一地，以西川财赋而为，应有余力。赵使君以为然否？”

    曾为转运司判官，深悉西川财力的赵开点头，“若谨慎计略，应属可为。”

    “此事我已和北廷雷相君议过。便由布政司和转运司共商，提出可行章程。兹事体大，且赵使君谙熟财务，便由你为首负责此事。”

    赵开应喏：“谨承尊命。”

    “仅仅这样还不够。”卫希颜又道，“在晋升体制上，我们必须允许更多的吏员能晋升到有品阶的官员，德能优异的能做到县丞、县令、通判、州守。”

    三人的表情顿然惊诧，官与吏是清浊两流，虽说按朝廷体制，吏员积功累劳，经多年磨堪几转之后，也能升到有品阶的官位——这称为“杂品入流”，有的能升到主簿，但考核年头长且只有极少名额，能升到县令的更是万中为一，况乎通判和一州之长？

    胡松年皱眉道：“国师这是打破朝廷体例了！”

    “不利政的体例就要改变。”卫希颜目光扫过三人，“官员中不乏能者，然多数读书人为官是以登台阁、升禁从为显宦，以差遣要郡为贵途，抱着这样的为官目的，哪能用心在地方政务上？”

    三位布政使都敛眉，李光叹道：“为官者热衷仕途而轻忽务政体民，此乃地方弊害之要。”

    卫希颜道：“和这些无能无为的地方长官相比，长期操事政务的吏员更能处政，但官吏的地位却悬殊，有能者屈于无能者之下，没有上升通途，久之便成贪腐。”

    这实质上就是官和吏之间因地位悬差带来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之争——这种冲突导致了吏员的群体性腐败。

    “从官员来讲，要修德，要懂民事；从吏员来讲，要提高他们的薪俸和地位。治吏当如治河，堵不如疏，这两策便是疏导之法。吏员的待遇和地位提高了，才能吸引更多的读书人加入，提高吏员群体的素质，使良吏充于衙门。上有德官，下有良吏，地方治政何得不清明？”

    不待面有犹疑的三人开口，卫希颜先就堵了他们想说的话，“这事若提上朝廷，必有大臣道：将士大夫与胥吏混为一谈，乱了清浊之分。”

    三人表情戚戚然。

    卫希颜起身负手一笑，“这些大臣‘以士大夫与胥吏同处官阶而耻’，然怎不为与贪赃官员同伍而耻？有士大夫道胥吏名声败坏，耻与为伍，然我等大宋官员在民间又有几个有好官声的？在黎庶眼里，上有坏官下有坏吏。所谓贪官污吏，这官的‘名声’可是在吏的上头。”

    她微微向前倾身，带了些居高临下的气势，“汝等以为如何？”

    赵开三人低低议了几句。赵开考虑的是将在路级诸司引起的反对压力，而李光掂掇的是“清浊”之分，至于胡松年的想法就有些复杂了。他幼时父丧家贫，由母亲机织供读书，在里巷间长大，深悉民间生活之苦，因此对提高吏员薪俸是赞同的，但对吏员入士大夫阶层也颇犯踌躇。

    卫希颜坐回公案后，听着下面三位布政使说着清浊之分不可乱，笑了插了一句：“三位可记得张元、吴昊投夏之事？”

    这是大宋仁宗时期的一段耻事，虽然朝廷禁止宣扬，但多数士大夫却是知晓的，座上这三位地方大员便在其中。

    张元、吴昊是仁宗时陕西华州的两名书生，皆负才华，但参加几次科举却始终不第，眼看岁月空去，身怀抱负却无法施展，自是满怀郁闷。当时，正值李元昊建国，大宋西北警报迭传，张、吴二人到边境游历后顿生报国热忱，据说张元有诗道：“七星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战退玉龙三百万，断鳞残甲满天飞。”霸气豪情可见一端。

    遗憾的是，现实与理想冲撞，二人科举不第，自是空有一腔热血，一首“踏破贺兰石，扫除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的《述怀》诗表达了两人怀才不遇的心情。后来，他们终于想到了一种不需要通过科举也能报效国家的方式，那就是投军。

    于是，两人结伴来到西北军驻地，想毛遂自荐，却又担心不被接见，想了个妙法。在大石上刻下自已的述志诗，雇了几个壮汉拉着石头朝军营走，两人跟在后面嚎哭。这办法果然引起了边帅的注意，在大营中接见了两人。但边帅不识才，说话的态度不怎么中听，对任用他们也表现得很犹豫。

    张元和吴昊皆为心气高傲之辈，顿觉受了侮辱，出帐后愤懑难平，一气之下直接投了李元昊，为他献谋献策。张、吴二人素有科举不考的奇谋诡才，又是陕西本地人，多次游历西北，对宋境地理很熟悉，李元昊在二人的帮助下，大败宋军，把大宋朝折腾得够呛。

    经此教训，北宋的西北“边帅始待士”，不敢轻视读书人。而也因此事件后，大宋朝廷对读书人更加礼遇优厚，仁宗下诏，废除殿试的黜落制，不第者也可保有“贡士”的功名。防的就是如张元这种通过州试、省试却因殿试不中而被黜落全部功名的读书人生事。也正因有这个“前科”教训，是以卫希颜处置商儒贡士斗殴一案时，说出“剥去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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