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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涅天下 作者:君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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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博买”(征购)政策。其中抽解是海商以舶来商品的十之一、二冲抵税金,博买则是官府以低价收购大部分舶来品,由官府把持榷运交易,低买高卖获取厚利,只余少部分舶来品允许海商自行贩易。
此规定无疑有二个弊端:一是限制了海商的私营利益,不利于海外贸易的扩大;二是由官府掌控买卖,难免出现贪腐现象。名可秀把持东南海商商会已久,深知其弊,经由政事堂出台新的市舶条法便是为了革除弊端、扩大海外贸易,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因此,名可秀八月的东南之行,表面为海商召会,实则为朝廷税赋而去。
南廷在新立后,政事堂曾下令户部统计财政收入。
赵佶当政期间,年财政收入达到八、九千万贯,堪称历代最富,但因冗官冗兵的薪俸支出,以及对辽、夏、金的巨额岁币支付,加上官吏贪污横行,以致收入虽丰却国库拮据。
南廷新立后,因无岁币支出,几近解负一半,又无庞大禁军,军饷支出又减少一大半(南方多为厢军,俸禄低于禁军),总体财政状况尚好。
但无论是卫希颜的强军计划,还是名可秀的富国政略,都离不开庞大的银钱支持。因此,增加财政收入便成了摆在名可秀面前的第一道难关。
一般而言,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四方面:一是农业两税;二是食盐、茶叶和酒的专卖所得;三是商税;四是苛捐杂税收入,例如宣和年间朝廷为联金攻辽的军费筹集设了“经制钱”,当年军税收入达一千万贯。
这四项税收中,农业税不可轻加,否则易乱民心;盐茶酒的专卖已达到五千万贯,也难有大的拓收;蔡京、王黼当政时立的苛捐杂税早引起民怨,南廷建立后,政事堂便陆续敕令废除了若干杂税和“经制钱”。这三项均不可加,唯一能开源的便是商税,尤其海外贸易前景更广。
在制订『一五国策』时,卫希颜对名可秀经略海事的想法极为赞同。当然,她脑子中转念更多的是通过海外贸易的扩展,发展海外殖民,建立东海、南海、印度洋,甚至更远海域的制海权,在荷兰、英国尚未冒头的几百年前,便确立大宋帝国的海洋霸主地位。
卫希颜不擅经济,但她脑子中积累了后世千年的经验,在海外贸易的拓展上有着更广阔的思维,遂搬出来供爱人参详。
名可秀执掌杭州商会和东南商会多年,名花流旗下的产业涉及盐、粮、茶、漕、海运、丝绸、瓷器、造船等二十多个行业,直属帮众二万余,间接关联人员更是达数十万之众,如此庞大的机构,却在她的运筹下精密运行,蒸蒸日上,其智谋手段非常人可比,在经济方面的才略自是远胜过卫希颜。
因此卫希颜只需一个提醒,名可秀便能举一反三,并结合当下实际状况思出可行措施,她的智囊团中更不乏商事奇才,抛出个大致思路自有人为她完善。不出数日,发展海事的市舶条法便呈上她的案头,由政事堂提交赵构,平章审议后颁布实施。
新的《海事市舶条法》扩大了海商私营的权利,官府只购买海货的十之二三,大部分海货均允许海商私榷交易。新条例颁布后,东南海商一片欢欣鼓舞,条例颁布当日,仅泉州一城便新增了五百商人向市舶司购买出海公凭,加入到海商行列。
名可秀值此时机,召开东南海商的联盟会议,并持有官方特批的优惠敕令,在海商会上自是一呼百应,针对商会的海外拓展计划得以顺利通过。联盟会议积聚了东南最有实力的几大海商,其意义自非中小海商可比。
新法的颁布和名可秀的东南之行,促成了海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广大海商积极踊跃出洋,大宋的海船航行到更远的海域和国家,海埠流通货物更丰,广州、明州、泉州三大海港万商云集,各种肤色的人种汇聚,成为繁荣兴盛的国际都市。
到得建炎二年底,南廷的海外贸易税收便达到二百万贯,并持续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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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秀从广州回到临安时,卫希颜的兵制改革方案由枢密院编修起草完毕,正好征求她的意见。
名可秀看后提议道:“军器监的改革,放到军队整编后再施行如何?”
军器监的改革涉及到武备制造和火器研发,经手的物件、银钱不在少数,随手捞一点便是大数目,涉及利益方极广,名可秀顾虑的是出现利益纠扯或会对整个兵制改革泼入污水,不若放在大局既定后再推行,以减少变革压力。
卫希颜思忖后明了其中之理,点头笑道:“你考虑得比我周详。”
她想了想,又道:“军器监未改革前,火器研发仍放在名花流下为好。前几天,沈元传讯回千机阁,道是火炮研制大有进展,但还有些关键问题尚需克服。我琢磨着兵改方略颁行后,便抽空往洞庭一趟。”
“到时你可得与我同行。”她将方案折子往案上一搁,伸手揽住名可秀纤腰,凑近她耳边低笑,“可秀,我们很久未见……”
名可秀轻笑,两人相拥深吻,一解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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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五,卫希颜提交兵制变革方略,由皇帝与两府宰执平章(即商议)通过,再递交给事中审议,返归皇帝“批可”。
九月下旬,朝廷下达政令施行。
如此重大的变革,按常例没有几个月批不下来,其间若涉及争议便更耗时日;但卫希颜主导的兵制改革从平章、给事中审议到下达政令,前后不出半月,可谓雷厉风行。
这既得益于丁起为首的政事堂全力支持,更缘于卫希颜在军事上的极高威望。
东京保卫战、翟固大战、洛阳战役、郾师战役,这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为她戴上了一重“无敌统帅”的光环,甚至有评论说当年东京兵败城破,皆因最后无卫希颜统军——该评论自然偏颇,却获得了相当多人的赞同,除了何庆言等“卫系”将领外,最积极的支持者却是朝中的文官士大夫,还有皇帝赵构在内。
这起因于陈东在《西湖时报》上发表的一篇尖锐评论,指出靖康之耻致祸于“君不明、臣不贤,方使国溃于虏骑之下”,其批判矛头直指皇帝和文官误国,自然不讨喜;因此,《西湖时报》随后登出的“卫氏致胜论”便立时赢得了皇帝和大臣们的赞赏,顺势为卫希颜的兵改方案聚拢了支持人气,使方案迅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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