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甚至连耗费都还要再加耗费，称为耗上耗。
    水运的叫水脚，陆运的叫驴脚，漕运官船上的水手、运工、护送兵丁人等，吃粮都要算在运耗中，最离谱的还是仓耗，囤积粮食所花费的木料、芦席也要算在仓耗里，运往北京的漕粮，南米每石要征耗米二斗五升到四斗，加耗高达四成。
    甚至户部还要收平余陋规，每一千两押解户部的银子，他们要加收二十五两。
    折银征收，也一样是加火耗。
    这各种各样的耗，往往甚至超过了正税。
    钱肃乐道，“臣等也深知百姓苦于耗费久矣，所以此次只留了火耗一项，按一成征收，其余的全都革去，不再各种耗费，也禁绝耗上耗。”
    “那么说，如今宁波府的地银是每标准亩二斗，丁银是每标准亩二升，然后再各加一成的归公火耗，总计每亩就是二斗四升二合，别无他费？“
    “确实没有其它了。”
    五十二万八千二百三十七石六斗，这就是宁波府一年的地丁银税额，包括了火耗在内。
    原先宁波一府正赋是十七万石粮，加两万多两银子，然后就是各种加征、耗费等，而朝廷起运的只是正税部份，还仅占部份，各地还总是欠缴不齐。
    现在，重新清理后，居然能达到五十二万多石，如果按每石折一两银，就是五十多万两银，若按市价折二两银，就是一百来万两银。
    当然，这五十二万多石地丁，一成归朱以海的内府，五成归国库，剩下四成留存地方财政。
    国库的五成都已经超过以前全部，而地方留存的数目也非常惊人。
    其实按钱肃乐他们所说，看似增加了许多，但实际上，百姓真正掏的钱粮反而比过去少了，过去征收的正税之外，加派、耗费太多，且主要是普通百姓承担了，但那些没落到朝廷和地方官府手里，绝大多少是落到了官吏们手中。
    这就是肥了经手的官吏，而损了公家。
    现在简化税赋征收，加大地方留存，地方把留存的钱粮，拿来提高官吏的薪水，甚至是设置养廉银和公使银。
    说白了就是把原来私下的行为，统一规范了，不许让官吏们私自伸手去拿，统一规范由官府来征，然后再发给他们。
    这样做，好处是规范了，以前征多少，拿多少，没有一个规矩，随便拿，拿多拿少就看官员们的良心。
    现在呢，一切有法有理可依，避免无底限的渔肉百姓。
    当然，受益最大的是无地的百姓，他们从沉重的徭役或折银中解放出来了，而对地主们来说，看似增加了税赋，但朱以海免三饷等加派后，地主们其实也减负了。
    有些事情就是这么神奇，原来朝廷收不到税，地方却苦于暴税，实则最大的祸害都是加征、耗费，都是被地方官吏们贪了，而地主们经常被劝捐强逼后，也想着法把正税给逃了。
    “你们打算折银还是征粮？”
    “我们打算在宁波各乡、县、府城都建立仓库，地丁粮在一石以下的，可以折银也可以纳本色交粮，折银按今年市价平均每石二两折算。而地丁粮在一石以上者，须先保证一半的地丁纳本色粮，剩下一半可以自己选择是折色还是本色。”
    “不论折色本色，都不再指派大户充当粮长或银柜代收代输，而是由官府派发粮单，在夏秋两季，由百姓自己把钱粮送到乡上。”
    “每亩二斗四升二合粮，包括了田赋、摊丁以及火耗，除此之外，一律不得再征任何耗费钱粮，所有征收粮食等的成本，都由府县拔给开支。”
    朱以海听的直竖大拇指，“聪明的人都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而一些蠢人或是心思坏的人，就会把简单的事情故意复杂化好浑水摸摸鱼，
    你们宁波府走在了浙江全省的前头，税赋改革这件事情，做的很好，而且落实很快，没停留在口头之上。”
    “其实事情不难，就是看有没有真心想做。”钱肃乐一语点透，以往地方官吏谁有这个权限或是说有这个心思做这些事呢？
    况且，阻力也确实大。
    但如今特殊时期，前有监国在宁波斩谢三宾抄没谢家，后又有监国在严州大杀四方，在这种形势下，又有钱肃乐林时对这种挂着右佥都御史、兵部侍郎的高官坐镇，手里还握着整编后的一协浙营士兵，谁敢反对？
    许多本地豪强都在前几个月的肃清整顿中搞服贴了。
    真心想做事，还是比较容易的。
    反正钱肃乐充分理会了监国的旨意，在宁波整理起来非常雷历风行，甚至连鲁监国的王府，都是一样的纳入清量整理之中，照样按亩征粮，一样摊丁。
    其它官田军屯等，也不管你官田民田性质，先一本征科，然后该怎么收租再怎么收，租是租，赋是赋，走两本账，不跟以前一样混淆不清。
    先赋后租，清清楚楚。
    “地方留存四成，有二十来万石粮，已经足够地方开支，甚至能有节余了。”钱肃乐也没想到，自己真做成了这么一件大事。
    “地丁银只能算是基本税，真正要想解决财政问题，还得靠工商等税务，我这次来，其实就是来开源的。各地厘金局搞的怎么样了？”
    “目前宁波厘金局，已经在全府各县皆设有分局，照朝廷所颁的规定，配置税官税吏，并将原宁波恢复营等一些义军，抽调不少人员组建了一个宁波税警营，下辖两营，总一千税警。”
    “我们的厘金主要分为三类征收，一是产出厘金，除田地种粮交赋不再额外征收产出厘金外，其余如种茶、种果、养渔、种树等，产出发卖时，都要征收厘金，税率为按百征一。
    其二是过关厘金，我们在关津道口，设有关卡，对过往贩货行商征税，税率也是百征一。”
    “第三种便是对坐商征收厘金，坐商交易，按百征一。”
    朱以海点头，“有设起征线没？小额应当免征，关口也应当对普通百姓小贩一定量以下免征。”
    钱肃乐表示这些也都有考虑到，目前宁波厘金局已经初步完成构架，并开始运营，效果还不错。
    “我们预计，宁波府一年征收的厘金能达到十六万余两。”
    “那不少。”
    一个府的工商税，十六万两其实不多。不过这也不全是工商税，毕竟大明正经工商税也是有的，只是税率低的让人发指，跟这厘金差不多，而且士绅商人们很少有交税的。
    比如茶税，浙江一省一年就交一两万两，实在太过份了。
    “其实不少人认为，厘金除产出厘外，过厘和住厘可加征至百分之五，产出厘亦可加至二厘。”
    朱以海摆摆手，“一步步来，不急，先把这厘金推行下去再说。”
    一个宁波府一年十六万两，那一个浙江省一年起码能得一百多万两，这已经不比地丁银少了，所以朱以海挺知足的。
    “盐茶酒矿，应当行专卖制度，税率上应当提高，尤其是食盐，大明盐法积弊已久，除了养肥了一群大盐商，喂饱了无数贪官外，问题一堆，盐价过高，百姓深受其害，但朝廷其实也没从中得到多少钱，中间环节过多，全肥了那些人了。
    明末一年盐课最多不过二百来万两，而且未必能征上来。
    朝廷每斤盐却抽税二分二厘之多，官盐零售价更是达到三四分银子一斤，崇祯十六年江南水灾，苏松盐价五分钱一斤，这还是盐产区，在陕甘，盐价达到九分银一斤。
    明朝百姓吃盐价格是北宋的六倍，北宋盐税一年却有上千万贯，而再对比下清朝，一斤盐大约也就是二十文左右，但盐税收入却也超过一千二百万两。
    大明百姓吃的盐价是其它朝的五六倍，结果朝廷征到的盐税却反而只有其它朝的五六分之一，里外里相差几十倍。
    这问题大的离谱。
    浙江也是个产盐区，所以朱以海早在当初在嘉兴时，就开始对盐下手了，直接控制盐场后，不再搞什么盐商资格盐区划分，只要来盐场买盐时一起把盐税交了，那么谁都可以来买，谁都可以去卖。
    甚至朱以海主动把盐价调低，每斤盐只卖一分银，这分银子里面，还包含了半分盐成本，只征了半分银盐税。
    但降低盐价和盐税也有好处，那就是能减少走私盐，毕竟如果私盐利润不大，捉到的风险又高，那实在划不来，不如到盐场买盐纳税后去卖。
    因此，降低盐价盐税，能加大官盐销量和保证盐税征收，官方数据，浙江省人口一千四百万。
    宋朝一年官盐产量二三百万引，大致三亿多斤盐，平均一人五斤盐消耗。明朝每年盐产量六亿多斤，哪怕就按一人平均五斤盐来计算，浙江一省一年起码得消耗七千万斤盐。
    一斤盐半分盐税，七千万斤，那也起码是三十五万两银子了。
    这要是跟之前比，反而是增加了好几倍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