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传闻当年登莱之乱，谢三宾做为巡按，勾结太监高起潜一起私分了叛军百万抄掠赃银，还以为只是民间传说，现在看来，这些都是真的了。”
    谢氏天赐园中，旗手营团团包围，任何人不许出入。
    几百人马开始地毯氏的抄家搜检，收获巨丰。
    仅仅半天时间，就从谢家的秘密地窖里起出了三万两黄金，以及十六万多两白银，另外铜钱、洋银等也很多。
    钱肃乐等人看到抄出来的谢氏家财也不禁惊叹，虽同城乡邻，知道谢氏是宁波首富，可谁知道藏了这么多金银。
    此时大明乱世，黄金非常值钱，一金起码能换十六两银，达到一个高价顶峰，也就是一两金子能换一斤银。
    而银子也很值钱，崇祯即位后，造崇祯通宝，且越造越薄，一钱不足两克，且南方的钱更轻，官方规定，北钱六十三文折银一钱，南钱一百文折钱一钱，但实际上这些薄钱在市场上可不被认可，基本上南钱两千文才能兑一两银子。
    朝廷缺铜少钱，于是铸造的铜钱越来越薄，却还定下不符合价值的兑换比例，百姓当然也不傻，于是市场上劣币驱除良币，有钱的豪绅地主们开始大量藏银，藏金，市面上反倒都是薄钱、假钱等盛行。
    三万两黄金，按时价，值四十八万两银子，再加上那十六万多两的白银，这就是六十四万啊。
    浙江一省一年的田赋总额不过一百一十四万多两白银啊。
    “谢三宾居然拥有二十四万多亩田地？”老朱看到抄出来的一本田地账簿，惊讶的都出了声。
    钱肃乐等身为本地乡绅，其实也都是地主，对这个倒是了解些实情的，便跟朱以海解释。
    “这些地多是投献的。”
    一听到投献二字，朱以海回过味来。
    明代瑶役之重，超过税粮，对百姓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但王府和勋贵的田庄却享有优免权，一旦成为他们的庄佃，就可以荫蔽其下，免充国家差役。于是许多农民，甚至是小地主都主动投献权贵。
    而权贵们为了吸引投献，主动以低于国家田赋的数额来征收籽粒粮。
    说白了，就是百姓带着自己的田投靠王公贵族，这地名面上白送给王公了，甚至自己去做奴仆，户口就不在国家账上，也不用充当瑶役了。但实际上这个地还是自己在种，只是把原本该给国家交的田赋，改成给王公们交租，而王公们为了吸引人来投献，把这租定的比朝廷的税低。
    这样一来，农民既不用承担瑶役，田地产出上交的还少了，留存的多了，生活也就提高了。
    对权贵们来说，通过这样的手段，凭白兼并了许多田地，再仗着自己的特权，优免税赋，更是平白又得地又收粮。
    唯有国家才是里外都亏的。
    相比起王公勋贵，官员在大明也是特权阶级，户籍上是官户，经济上则是按品阶定额优免，现任官员悉免其瑶役，致仕官终身无所有，考中秀才除本身免除外，还能户内优免二丁。
    在万历三十八年颁布的优免则例中规定，现任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乡官免本品十之六，生员，监生八十亩。
    本来国初的优免只是免瑶役，但事实上到了明中期开始，已经是役粮俱免。而到了中后期开始，官绅们更是无视国家法律，冲破界限，基本上就成了全额优免。
    田连阡陌而不任分毫瑶役，甚至不仅官户本身如此，连依附于他们的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也都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
    于是官户便成了逃避国家税赋瑶役的保护伞，各种名目的什么渊薮，投献、诡寄、分花、寄庄等层出不穷。
    投害早就被称为国家三害之一，但这涉及到所有官绅和权贵阶级，因此不但没有半点改变，反而越演越烈。
    谢三宾的这二十四万多亩地，真正他家自己的地不多，可能也就两成左右，其中还有部份是仗着官职权势，巧取豪夺来的，比如遇灾年，放高利贷，然后逼债收田等。
    更多的都几乎是投献或寄庄等。
    “谢家仅宁波一地，每年收租谷就达一万三千多石，敛银九千八百两。另外，谢家还拥有众多织机织妇，纺织求利······”
    这不仅是个官僚地主，还是个资本家了。
    大明为什么亡，很大部份原因就是财政先崩溃了，而国家财政为什么崩，说到底还是那群官僚集团们，他们表面满嘴仁义道德，可私底下不仅巧取豪夺，甚至还通过投献等方式，兼并田地，垄断工商。
    朝廷但凡敢说一句开海贸易，他们就说取祸之道。敢要征收工商税，开矿税，他们就要闹的满城风雨鸡犬不宁，本质上就是他们侵占了本属国家的利益，不肯放手罢了。
    大明不开海，不对外贸易，难道民间就没有了？
    仍然与洋人贸易，只是没有明着来，而是通过澳门甚至沿海的诸岛走私岛跟他们交易，而这种交易，完全不用给朝廷交一分税银。
    甚至民间商人们敢私自参与想分一杯羹，还会被他们定为海贼，联手围剿。
    这就是血淋淋的事实。
    前太仆少卿，宁波首富谢三宾抄家，也抄出了这些事实。
    朱以海沉默。
    不过看到连之前慷慨激昂的钱肃乐等宁波义绅们都沉默了，他知道这个事情暂时还不能扩大化，更不能轻易挑盖子。
    “谢家名下所有的田产，都充入孤的王庄，原佃户租客仍可租佃耕种。至于租额，孤暂时没空打理，便简单点。定额租制，上地亩征银三分，中地二分银，下地一分，由王府收租上缴。”
    据大明会典，浙江耕地四千六百余万亩，田赋两百五十二万余石，平均百亩税五石四斗。后来征银，官府规定的是每石粮折零点八两银子，百亩折银四两三，合亩征银四分三。
    朱以海定最高三分，降低不少。
    而向来官府征税，不仅收田赋，还加征火耗和平余。
    朱以海直接提出要把谢三宾的二十四万亩地划进自己的王府，有些吃相难看，正常应当是充入国家，做为官田再佃租。
    但朱以海哪不知道这里面猫腻太多呢，要抗清，要养兵，要打造军械，这些都需要钱，而如果还按照以前大明那套财政税收制度，那朱以海根本玩不下去。
    所以他需要另辟奚径。
    暂时没太好的法子，便只好先绕过那些蛀虫一样的大明各级官府衙门的官吏们。
    王庄是只属于朱以海个人的，而如果是官田，却是朝廷的，会有太多人上下其手。
    还有一点，朱以海这这些田全划成自己的王庄后，其实也都能优免钱粮了，这看似自己挖自己墙脚，但朱以海却可以通过调整佃租，既降低自己租户们的负担，同时又能真正的收到一笔租粮。
    这些粮他可以再左手倒右手，拿来供军开销等，中间少了那些官吏们的插手，就能减少许多耗损。
    火耗和平余也向来是官府剥削百姓的一种手段，征银时，零碎银两熔铸会有损耗，因此他们要加征火耗，但这个火耗征多少，从来没有个标准，甚至有的地方火耗征的比正赋还多。
    朱以海打算火耗规定为十分之一。
    各地在征收税赋时以加派加征的份额解送户部的叫平余，也都是没有固定标准的，有的一千两随解二十五两，有的更高。
    朱以海暂定平余为百两随解二两。
    钱肃乐等都有些为监国的胃口惊讶，一开口就要把谢家的二十四万亩地都拿走，而且还是放到王府，这边又改租额。
    江南地主跟佃户大多是分成地租，四六或三七的都有，地主拿大头。
    朱以海给出的上田亩租三分银中地二分下地一分的定额租，不是没有，但是比较少这样做。
    “三万两黄金和十六万余两白银，便充入国库，专用做军需粮饷。”
    “殿下，臣有事上奏。”
    “钱公请说。”
    “谢三宾确实为人所不耻，百死不赎。不过谢家并不全是谢三宾这样的奸贼，其子谢于宣在北京为国尽忠，死于闯贼刀下。还有谢于宣的五个儿子，虽都年少，却得父教诲极为忠诚，其长子谢为霖年方十六，知晓祖父谢三宾派人去向王总兵借兵来镇压义兵，便暗里来找老臣等如实通告，且留在老臣等身边，愿与谢三宾划清界线。”
    谢家很有钱，但谢家不止谢三宾一个人。
    谢三宾兄弟好几个，儿孙满堂，这是一个大家族。
    如今要是直接把整个谢家都抄了，有些过于牵连。
    朱以海听闻，“想不到小小少年，却有如此忠心，当赏。”
    “谢家祖宅便留给谢为霖兄弟们，另外鄞县的祖地也留一千亩给他们。”
    这算是朱以海最大的开恩了，他不可能把谢家这么多的财产都留给谢家人。
    “谢三宾外，其余族人不罪。”
    “谢为霖年少忠义，应当旌表，特赐举人出身，授行人司行人，今后便随侍孤的身边。”
    年少的谢为霖被召来，当听到朱以海的最终处置后，表情有些平静。
    偌大的宁波谢家，轰然倒下。
    但对于满腔热血的谢为霖来说，他也终于浴火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