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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真是恐怖】
    据中国农工民主党沈阳市委员会消息，中国著名眼科学专家、医学教育家夏德昭同志，于2021年5月20日16时28分在沈阳仙逝，享年104岁。
    夏德昭在角膜移植、视神经疾病等方面颇具建树，是我国角膜移植技术的创立者。他曾开创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学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是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常委、《中国实用眼科杂志》主编，历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辽宁省政协常委。
    建国初期创立中国角膜移植术
    去世前，夏德昭从医从教已近80年。公开资料显示，他1941年毕业于原满洲医科大学专门部并留校，开始行医执教生涯，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前主要从事于沙眼和角膜疾病的防治研究。
    据夏德昭回忆，建国初期，角膜移植技术只有苏联取得成功，其他国家正在初试或没有开展。面对大量角膜外伤患者，夏德昭创新钻研，根据患者病情，开展了部分角膜移植、板层移植、次全移植、次全移植上的部分移植、结膜连板层角膜移植等多种项目。
    短短几年间，由夏德昭领衔的有关角膜移植有十几篇论文发表，大部分刊登在《中华眼科杂志》上，形成了较大影响。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受《中华眼科杂志》委托，夏德昭发表了“十年来我国角膜移植成就”的总结性论文。
    那时，夏德昭所在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组建了拥有上百张病床的眼科，在手术治疗数量、移植种类、治疗效果等方面均取得显著发展。50年代末，他受命于卫生部，举办了“角膜移植学习班”，广收国内各医院的眼科医生，从而扩大角膜移植的地区范围，推广了角膜移植的治疗技术，使更多眼病患者受益终身。
    夏德昭在50年代后期就开始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角膜、葡萄膜、视网膜及视神经疾病。80年代后，他在视神经萎缩治疗研究方面取得开拓性的卓越成果，使视神经疾病治疗有效率大大提高，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不治之症”；在国际上率先提出“视神经疾病的偏心固视”现象，创造性地提出“视力性质分析”的临床眼科新理论，完善了传统的中心视力概念。
    1983年，夏德昭和几位眼科老前辈一同出资创办了《实用眼科杂志》，该杂志于1995年被原卫生部批准更名为《中国实用眼科杂志》。去世前，夏德昭仍担任该杂志名誉主编。
    战争时期出生，身陷囹圄仍行医
    夏德昭1918年1月15日出生在辽宁省昌图县夏家村。从民国时期开始，他陆续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他是我国眼科学的奠基者，也是新中国历史的见证者。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103岁的夏德昭在中国农工民主党官网上发表了文章《我与我的100年》，回忆了他的“春秋家国梦”。
    少年时代，夏德昭就聪颖好学，治病救人的志向展露无遗。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地区时，夏德昭在颠沛流离中断断续续学习，一举考上大学攻读眼科专业。1948年11月东北解放，夏德昭留在中国医科大学工作。
    文革时期，夏德昭被收入监狱。“做医生的，走到哪都是医生”，带着这样的信念，夏德昭在特殊时期为监狱内的犯人以及社会上的患者治疗眼病，每日应接不暇。为此，监狱医院领导专门为他订了两种外文眼科杂志。1964年，他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署名“新生医院”刊登在《中华眼科杂志》上。
    70年代初，夏德昭被下放到到法库县姚家沟劳动，仍有各处前来求治的眼病患者，姚家沟村书记的家成为各处远来求医病人的临时旅店。为了更及时地救治患者，夏德昭曾往返于四十里外的孙家窝堡村为患有视神经萎缩的小女孩治疗眼病。几个月后，小女孩的视力恢复了正常，不断感激地说：“感谢夏爷爷！”
    据央视报道，夏德昭在1957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是农工党辽宁省委首届主委和沈阳市委首届主委，担任过农工党中央常委，为农工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我省民主党派带头人，要与中共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在90年代初的一次答记者问中，夏德昭说道。
    近百岁仍每日阅读、每周审稿
    在医学教育方面，夏德昭作为中国医科大学文革前任命的20位教授之一，培养了国内外眼科界的多位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他是中国医大解放后首批导师制研究生指导教师、眼科学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开创者。
    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眼科主任医师魏文斌回忆，2003年，85岁的夏德昭受邀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第三届国际眼科大会”。当时做神经眼科的医生很少，国内眼科学术会议上开辟“神经眼科”专场也是头一次，结果会场爆满。“夏老高兴得像个孩子，滔滔不绝。”他对中国神经眼科的现状进行评述、提出希望，给了后辈莫大的鼓励。
    此后，夏德昭与魏文斌不断通信，讨论视力性质分析、视神经功能障碍与固视性质、旁中心固视等问题。2015年在沈阳召开的眼科基础研究大会期间，97岁的夏德昭早早在餐厅等候魏文斌等人，“谈他对‘固视’性质的研究，谈他对中国神经眼科发展的希望，谈他每日的生活与读书”。夏德昭谈到，他每日至少阅读三小时，每周都要去《中国实用眼科杂志》编辑部看稿子。
    那天，夏德昭与魏文斌等人谈了三个多小时，“谈兴很浓，身体硬朗，精神饱满”“笑声爽朗，谈吐幽默”。此后每年的大年初一，魏文斌都会接到夏老的拜年电话。
    2018年，中国医科大学举办“夏德昭教授百岁华诞眼科学术报告会”，夏德昭坚持站着致辞，还用手机加了在场记者微信。“100岁只是起点，我是一个典型的‘00后’，要把自己的从医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承给年轻一代医生。”夏德昭说。
    据悉，夏德昭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将于2021年5月24日（星期一）上午8时在沈阳市回龙岗殡仪馆举行。
    “老人家对年轻人的厚爱和鼓励时常激励着我……他的豁达、坦荡和淡泊，他的大师风范深深影响着我，他是我们终生学习的榜样。”魏文斌说。
    夏德昭生平（中国医科大学整理）
    1918年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夏家村；
    1941年毕业于原满洲医科大学专门部，并获准留校，开始行医执教生涯；
    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
    1949年以前，夏教授主要从事于沙眼和角膜疾病的防治研究；
    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受《中华眼科杂志》委托发表了“十年来我国角膜移植成就”的总结性论文；
    50年代后期，开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角膜葡萄膜和视网膜及视神经疾病领域的研究；
    1981年，回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任眼科主任，翌年在《中西医结合眼科杂志》上发表了对视神经萎缩治疗的研究论文；
    其后的10年间，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卓越成果；特别是视神经疾病的综合治疗效果有了显著提高，使得视神经疾病再也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不治之症”；
    1983年，同东三省几位眼科老前辈景崇德、董世范、朱鹏汉等出资创办了《实用眼科杂志》；
    1995年卫生部批准更名为《中国实用眼科杂志》。
    2021年5月20日，夏德昭教授仙逝。
    新冠疫情将走向何方？它的未来将如何收场？这些都有待专家们的思考和研究。但是就目前掌握的信息而言，完全可以做出一些方向性的预测：
    1新冠疫情致死人数将达到数千万人
    who公布的病亡人数为346万，但实际死亡人数远不止这么多。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用统计学方法，结合“超额死亡”人数，估算出目前全球已经因新冠病亡700万1300万。尽管数字惊人，但完全经得住推敲（而且该研究中，美国、欧洲等地区，病亡人数可能也被大大低估了）。
    印度医生注射疫苗率已经达到了66%，但印度医学协会会员医生们的病亡率已经高达3‰左右（1000+/35万）。考虑到印度的医生不可能全感染了，而且还有66%接种了疫苗，按照同样的模式传播，全人群的病死率或将达到5‰10‰，或者更高。
    现在全球有70亿人，按照这个病亡率推算，全球因为新冠病亡人数将达到数千万规模。
    疫情结束遥遥无期，最终新冠疫情将导致多少人丧生？现在没答案，但可以肯定，它最终致死人数将会达到数千万人之多（现在可能已经有近1000万人了）——这可能会让新冠变成本世纪最大的疫情，最终致死人数或将达到上世纪的19181920年大流感相同的数量级。
    2新冠抗疫将会长期化
    新冠疫情将会“流感化”，是很多病毒学家和公卫学家的观点。但“流感化”意味着什么？
    笔者理解，它指的是“传播模式”流感化，因为传播规模太大、无法消灭，它将和人类长期共存——像流感一样阶段性的、此起彼伏的流行。同时，像流感一样，因为病毒变异很快，疫苗需要不断调整，才能起到有限的防疫作用。
    但是，专家们没有明确提示的是：在“致死率”上，新冠和流感其实判若云泥。
    3新冠抗疫不能采用“流感式抗疫”
    新冠病毒的感染病死率远比流感高。笔者根据之前掌握的材料估算，新冠病毒的感染病死率大致比流感高1020倍。一种像流感一样具有强大传染能力，致死率却比它高一个数量级的“流感”，该咋办？
    靠人类硬扛来实现“群体免疫”？它的传染力之强和致死率之高，又让“群体免疫”成了社会不可承受之重。印度、英国、美国等尝试群体防疫的国家，已经证明“硬扛”行不通。像巴西马瑙斯市、印度部分地区，本来以为已经群体免疫，但病毒变异太快，遭遇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宣布了“群体免疫”路径的破产。
    冠状病毒变异速度极快，在大规模流行的情况下，想让疫苗跟得上病毒变异速度，也非常困难——笔者猜测，各国的疫苗审批流程，经此大疫，或将不得不调整。像mrna疫苗这类新技术产品，将会成为主流技术——主要原因，是它可以快速响应变异的病毒，快速制造出有效的新疫苗。
    4人类急需建立全球抗疫新机制和新能力
    人类现有的“流感模式”抗疫，对这种“高致死率新流感”不太有效。
    整体社交隔离式防疫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措施，但有没有多少国家有能力像中国一样实施——在政府能力较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尚且做不到，对第三世界不少国家来说，比起整体隔离、没有工作饿死在家，穷人们可能宁愿病死。
    而在全球化时代，以新冠的超级传染能力，一国疫情不除、全球不能安宁。
    新冠疫情过去一年多来，对全球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对各国经济和民生的极大冲击，正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我们的全球公卫系统面临着新挑战——当面临着“新冠疫情”这类威胁的时候，人类需要一个在全球有权威和行动力的组织，来应对疫情的“外部效应”，否则在疫情攻击之下，没有国家能够免受其害。
    该通过什么机制来协调全球抗疫行动？该怎样组织全球的经济和资源来应对这种挑战？
    目前尚无有效的全球抗疫机制，这无疑是一个悲哀的事实，而找不到新机制，“新冠抗疫”的前景无疑非常黯淡。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学习到的经验是：社会机制往往是对环境和社会压力的回应的产物。一旦碰到了难以克服的危机，人类社会就会做出相应调整，调整的速度可能比较慢，但最终人类会找到应对危机的办法——那或许是一个能够超越政府、超越国界、超越政治偏见和画地为牢，有权威、有资源、有行动力的新的w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