巅峰大厦，也就是所谓的金门大厦顶层，李志文正在游泳池里游泳。
    这游泳池并非是李志文后建的，而是在从汇丰银行赎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
    听说是方面陈松青建造的，不过现在便宜了李志文了。
    此时泳池里除了李志文外还有何琴、李玲钰和关永和三个工作秘书陪李志文嬉戏打闹。
    至于所谓的工作秘书秘书长刘佳林也站在岸边，捧着擦身的东西。
    李志文这几个秘书里也只有何琴和李志文没有肌肤之亲了，不过现在只要李志文勾勾手，何琴会很愿意送上门来的。
    而水中的何琴也早已看出了关永和和李玲钰两人与李志文的关系，毕竟是不是的有咸猪手在两人身上浮动，关系可想而知。
    而岸边的刘佳林一脸的怨气，她觉得从始至终都被李志文骗了，从头到尾都可以看出李志文对其他几人的喜爱，但是唯独对自己却是冷眼相对。
    刘佳林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找了一圈都没有感觉，所以刘佳林归结为这几个家伙合起伙来抵抗自己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
    “老板，梁博涛总裁来了！”此时宫利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站在岸边说道。
    李志文没有说话，而是潜游到宫利面前，才浮出水面，看着一身职业套裙打扮的宫利，然后开口说道：“让博涛稍等我半个小时，我这边有点事情要处理！”
    “是，老板！”宫利说完掉头准备离开。
    “等一下，让刘佳林去吧，你呆在这里！”李志文说道。
    此时宫利还没有意识到什么，以为李志文真有事，于是看向了刘佳林。
    而刘佳林怎么能看不出一脸浴火的李志文想干什么，但是没有办法，人家是老板，只能说道：“是，老板，我这就去！”
    刘佳林说完将干净毛巾交给了宫利，自己则离开游泳池。
    而在刘佳林还没离开游泳池多远，就听到了一声惊呼，想都不用想发生了什么事！
    事实也确实如刘佳林所料，李志文一把将岸边的宫利拉近了水里，而宫利没有一丝防备，所以发出了惊呼。
    “别叫，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你明白的！”李志文在宫利耳边轻语道。
    而李志文则不管不顾，在李玲钰三人面前和宫利玩闹起来，全然不管不顾。
    李玲钰和关永和自然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何琴却是第一次见。
    良久，何琴咬咬牙，最终下定了决心，也朝战圈中心游了过去。
    ......
    一个半小时后，李志文迈着略显虚浮的脚步走进了办公室。
    李志文怎么也没有想到局部战争竟然发展成为了世界大战。
    而李志文虽然以一敌四，但是神威却不减当年。
    “博涛！”李志文虚弱的喊道。
    梁博涛看着虚浮的李志文，气就不打一处来，梁博涛真担心李志文这样玩会英年早逝，但是这种事情梁博涛怎么劝解。
    “老板！”梁博涛说道。
    “给博涛加点水！”李志文说道。
    “老板，不用了，我已经喝了好几杯了，我们先说正事吧，郭贺年出手了！”梁博涛说道。
    在李志文到来之前，郭贺年已经喝了好几杯茶了，实在喝不下去了。
    “郭贺年？”李志文疑惑一声道。
    此时的李志文脑袋里晕晕乎乎的，所以一时反应不过来。
    而梁博涛准备的很齐全，直接递上来一份文件，说道：“老板，这是郭贺年的资料。”
    李志文接过文件来，翻看起来。
    郭贺年祖籍闽省闽市郊的郭宅村，192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市。其父郭钦鉴16岁时从家乡来到马来西亚柔佛，与兄长一道经营洋杂小生意。
    郭贺年有三兄弟，长兄郭贺奇热衷政治，曾在马来西亚政府外交部任职，另一个兄弟没有信息。
    郭贺年一心经商，家族事业在他手中发扬光大。
    马来西亚人若不知郭贺年，就如港人不知凯瑟克。
    郭氏家族在当时算富裕人家，三兄弟均接受良好教育。
    郭贺年早年读过华文小学，中学则在著名的约翰诺巴诺英文学校就读。中学毕业后，他进入新加坡莱佛士学院就读，不久因太平洋战争辍学，日治时期，郭贺年进入一家日本公司的米粮部工作。战后回到马来西亚，在父亲的公司学做生意。
    1949年，二十五岁的郭贺年与堂兄郭贺尧在新山创办郭氏兄弟有限公司，后来迁之吉隆坡，主要从事米、糖、面粉贸易。
    郭贺年嗜好读书，性格沉默寡言，这并不影响他做生意以及结交生意朋友。郭氏做生意的信用，就像他的言语一样踏实可靠。
    马来西亚那时是英国殖民地，洋货主要来自英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郭贺年在伦敦住了两年，负责采购货物发回马来西亚。
    郭氏发现英国人嗜好吃糖，糖的市场销售量很大。
    二战后，英国的海外领地不断减少，英国的生活方式却仍在影响全世界。
    郭贺年尤看好蔗糖的贸易。回吉隆坡不久，也就是1957年，马来西亚宣布独立，英国的势力淡出，郭贺年趁机收购英商的销售网。
    到了六十年代，郭氏兄弟基本控制了马来西亚食糖销售。此外，大米、原油、橡胶、木材、棕榈等天然产品的业务，亦有长足发展。
    1968年，郭氏兄弟向马来西亚政府租借十四万英亩丛林，将它开垦成甘蔗园，井设立现代化炼糖厂。
    1973年，世界发生糖荒，食糖价格飙升。
    郭贺年在伦敦时，就专门考察过期货市场，因此在糖荒中，郭家在美国及英国的期货交易大获全胜，现货交易亦抢到“价峰”。
    食糖贸易为郭家带来滚滚财源。当年国际市场买卖的一千六百万吨食糖中，郭氏控制了一百五十万吨，占世界总额的近十分之一，占星马食糖市场的五分之四。
    郭贺年名誉鹊起，被誉为亚洲糖王。
    郭氏家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开始走多元化道路，1971年，新加坡第一间香格里拉酒店落成揭幕，香格里拉受到游客的高度赞誉，郭贺年起了建立酒店王国的念头。
    在过去的年月，香港一直是郭家的贸易重地，1974年1月18日，郭氏在香港成立嘉里贸易有限公司。
    到1976年，郭氏更把吉隆坡的总部迁到香港，建立以香港为基地、辐射世界的郭家事业。
    郭贺年见世界航运兴旺，于1977年4月，在香港建立克利轮船公司，拥有五艘新船，每艘造价为八百万美元，总吨位二点五万吨。
    郭氏恪守“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信条，把船用于为自己运载木材、食糖等天然产品，省下大笔运费。
    郭氏尝到甜头，与马来西亚政府合组船运公司，两年后世界船灾降临，郭氏损失近两亿新元。
    从此，郭氏抛弃做船王的梦想，把主要资本投入酒店业。
    郭氏的第二间酒店建于香港，台伙人有印度尼西亚闽省同乡林绍梁。
    1977年，郭氏购得九龙尖东濒临维多利亚港海面的地盘，兴建了拥有七百二十间司房的五星级酒店，店名仍是香格里拉。
    香港业界，莫不为这个店名拍案叫绝，店名为郭贺年亲自命名，他有命名的嗜好，他兴建的楼字名、花园名、餐厅名、咖啡厅名等，皆非常优雅，且通俗易懂。
    有人推测郭氏中英文功底精深，香格里拉，无论依中文念，还是依英文念，皆琅琅上口，听一遍即能记往。
    郭贺年虽是亚洲糖王，虽然来港多年，港人对他十分陌生，香格里拉在港落成，则使郭贺年名声大噪。
    开业次年，《行政人员旅游杂志》评比出世界最佳酒店排行榜，第一为怡和集团的文华东方酒店，第二为嘉道理集团的香港大酒店，第三便是香格里拉酒店。
    郭贺年任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主席，经过十多年发展，该集团在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地兴建和参加管理的酒店达二十余家，形成庞大的“香格里拉五星级系”酒店王国。
    郭贺年同样也是香港的地产巨子，郭氏兄弟公司与林绍梁家族的第一太平、黄廷房家族的信和等集团，联手发展永安广场、南洋中心、幸福中心等大型物业。
    1983年，郭氏中标夺得屯门一幅四百四十一万平方英尺的土地，用作兴建游艇会与豪华住宅，由此也可以看出郭贺年深谙“人弃我取”的道理。
    当然郭贺年这样大肆投资外地的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走资，不过是对于东南亚而言的。
    郭贺年、林绍梁等一大批东南亚华商巨富的海外投资，引起所在国及全世界的关注。
    有人把香港走资，简单地归结为“恐北症”。那么东南亚各国华商走资为的是哪般？他们海外投资，为何把香港作为重要基地？
    究其原因，梁博涛认为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一家公司达到相当的规模，必然要走多元化、跨国化的道路。这是经济规律所然，人们可从欧美日的跨国集团的形成发展，得到证实。
    其次，华商在所在国，并没有大多的安全感，他们的“自卫武器”，只能是“不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的投资法则。
    西方有不少经济学家，把居留海外的华商与犹太商人相比较，善意地称他们是“东方犹太人”。
    东南亚的个别土著社团，则诅咒华人华商是东方犹太。
    犹太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而又多灾多难的所在国少数民族。
    犹太人善于经商，富裕程度高于当地居民，从中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是当地居民仇视攻击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反犹排犹情绪并非只存在于德国，整个欧洲亦如此，只是德国**采取惨无人道的暴力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才受到各国的同情。
    从本世纪中起，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情况大致与犹太人相仿。
    除新加坡外，华人在当地属少数民族，却是最富有的民族。
    在印度尼西亚，华人仅占总人口的 3％至 4％，却控制了该国的经济命脉，华人拥有七成的私人本上资本，印尼的二百家大公司中，华人占一百六十家；泰国的华人，占总人口的10％，却控制了四家最大的私营银行，华人亿万美元富豪列入排行榜的有 47位，最后一位富豪资产有2亿美元；在马来西亚，历年来，前三位富豪均为华人，郭贺年家族迄立二十多年不倒。
    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指出：
    “无论是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或越南等地，跨越疆界的投资者皆是华裔，而不是日本人。然而这些成果并没有使华人受到欢迎，充满企业经营理念的少数民族，皆是各地煽动者在任何时候信手拈来的攻击目标。”
    “1965年，印度尼西亚党政变流产之后，数以万计的华裔被杀；1975年，越战结束后，北越占领南越，而使数十万华裔被放逐或逃离南越。1969年，吉隆坡发生排华暴动，因此在七十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政府便将带有种族歧视的‘配额制’法制化，来保障大多数马来西亚人。
    “这类行动到今天仍蔓延着，例如印尼禁止设立华文学校，公共场所禁用华文，并要求华裔改用印尼姓氏等。
    因此，东南亚华商的走资潮，既是经济规律所致，又含有政治因素——即使一些华商巨头跟政府首脑关系密切，但政治千变万化，他们不能不为后代着想。
    既然要海外投资，就要选择最佳投资地。梁博涛又总结了东南亚侨资把香港作为主要投资地的第三个因素。
    世界经贸组织，对 1972—1982年世界主要经济区的“资本市场回偿率”统计显示：资本回偿率最高为香港，19.3％；其次是新加坡，为 18.3％；以下的排列顺序分别为日本 17.7％，瑞士 9.4％，加拿大 9.0％，联邦德国 8.0％，英国 7.5％，法国 6.6％，美国 6.3％，澳大利亚 4.0％。
    由此可以看出来香港、新加坡的资本利润率最高。
    香港资本利润最高的主要原因，是税率较低、转口贸易位置优越、外汇进出自由、经营管理自由、基础设施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