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自己的父母，刘芸就没有再和其他的人联系，连那些大学的同学，不管是陈启航还是林一燕，或者李勇，她都没有再联系。
    这种不联系坚持的时间久了，变成了一种坚硬的习惯，支撑着刘芸，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候，也要一个人无助的坚持下去，你知道自己的背后没有人，你就有了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无奈。
    而当沉默成为了习惯之后，打破这种沉默，不仅需要勇气，打破的那一个瞬间，也会让刘芸变得脆弱，她不需要，也不想。
    和刘立杆的那一次恋爱，不仅让刘芸觉得颜面无光，而且是连里子都彻底输掉了，刘芸从小就是一个骄傲的人，第一次，这样全身心地去喜欢一个人，喜欢到自己都感觉自己姿态太低，太过委曲求全。
    也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了这样完完全全的挫败。
    和刘立杆在一起的时候，刘芸其实很早就感受到了他的那种若即若离，甚至漫不经心，这让她感觉到总是使不上力，骄傲使刘芸不会说一句软话，更不屑去探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女人，一个人要是觉得你还不能充塞满他的世界，有没有其他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你在他的眼里，就不是完整的。
    你既然不能是他的一切，就成不了他的唯一，这种爱就不是纯粹的，不是一个中文系女生从小憧憬的那种爱。
    刘芸默默地忍受着这种不纯粹，就像她忍受着她的母亲，很多人努力地学习，迎接高考是因为他的父母，刘芸也是，她是为了能离开他们，远远地离开他们，离开了，就不会再有回头的可能，一如她离开刘立杆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整个过去，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刘芸高考的时候，只有一个志愿，那就是北大，她知道北大能满足那个初中语文老师妈妈的所有虚荣心，如果不是北大，她妈妈就会失落，会不满，就会一直保持着她的愤怒，刘芸知道，这种愤怒会让她的妈妈，一次又一次去她学校，从数落她一直到数落她在读的大学。
    只有北大，才能让她妈妈觉得无可指摘，刘芸才能够给自己赢得自由和清静，赢来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果然，刘芸读大学的几年，她妈妈从来也没有去过北京，去看过刘芸，对她来说，只要别人说，她女儿在读北大，这几个字，就可以让她得到满足了，真要去了北大，她会手足无措，会勾起她自己痛苦的回忆。
    刘芸知道，北大曾经是她妈妈少女时代的梦想，但终于功亏一篑，最后去读了西南师范学院，这让她觉得是奇耻大辱，在他们那一个年代，能读大学就已经是凤毛麟角，但她妈妈觉得，只有北大，才是真正的凤毛麟角，西南师范学院，哼，她连校徽都一次没有别过。
    北大重重地击碎了她少女时代的梦，也让北大变得高不可攀，一个西南师范学院毕业的母亲，去高不可攀的北大看一个在读北大的女儿，刘芸的妈妈觉得，这是女儿对她的冷嘲和鄙视，北大会加重这种鄙视，她不会给他们鄙视自己的机会。
    在外人面前，北大是她的荣光，在自己家里，刘芸的妈妈铭心刻骨，她知道那只是女儿的荣光，是对她的奚落。
    刘芸忍受着她母亲对自己的控制，忍受不了的时候，她就选择了一个胜利的方式，彻底地离开，后来，临毕业的时候，因为那次事件，他们所有的学生，几乎都被打回原籍，国家不包分配，刘芸想都没想要回重庆，她选择了去海南。
    刘芸忍受着刘立杆的漫不经心，这种漫不经心，就像一把钝刀，在割着刘芸的骄傲。
    她觉得自己都快变成一个一文不值的小可怜时，理智告诉她，不能再这样继续了，她应该走了，她决定要走之后，就变得义无反顾，很决绝，决绝到哪怕和刘立杆可能会同在的同一片天空，她也一定要切割。
    更别说和他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自己的过去。
    飞机离开海城的时候，刘芸看着下面越来越小的陆地，和越来越壮阔的大海，她心里在说的不是再见，而是永别，挥一挥手，无须再见了。
    刘芸从海城到了上海，那位台湾老板到虹桥机场接的她，本来，他们的计划是，在上海住两天，和另外的几个股东见面之后，就去南京。
    那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吃饭，坐在刘芸边上的台湾老板，把手放在了刘芸的大腿上，刘芸觉得一阵阵的恶心，她克制着自己，才没有伸手就给他一记耳光，刘芸站起身，借口要去上洗手间，离开了餐厅，也带着自己的行李，离开了他们下榻的静安希尔顿酒店。
    刘芸拖着行李，找到了一个招待所，住了下来，她决定不走了，不去南京，也不回海城，更不回重庆，她就在上海不走了。
    刘芸在上海举目无亲，她和刚回到杭城的张晨一样，每天也是去买一张《新民晚报》，然后按着上面的招工信息去找工作。
    那一天，她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条全英文的招聘信息，全英文，是在阻拦不懂英文的应聘者接近它，这对喜欢读伍尔夫原版小说的刘芸来说，当然不成问题。
    她按照招聘信息上提供的地址，找到了波特曼大酒店的一个房间，房间里住着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美国老太太。
    老太太是犹太人，身材娇小，满头银发，虽然六十多岁了，但她举手投足，显现出来的是和她年纪不相称的精干和利索，她有着鹰一样的眼睛，一眼就看出来，刘芸和其他来应聘的女孩子不同，她是有经历的。
    两个人交谈起来，刘芸证实了她的判断。
    那个时候，中美关系刚刚从几年前，因为那个事件降为的冰点中，慢慢开始恢复过来，美国人虽然对红色中国还是心存疑虑，但毕竟抵挡不住这么大一个新兴市场的诱惑，他们开始回到中国，回到上海。
    老太太是华尔街一家金融公司的董事长，他们觊觎东方这一大片未开发的金融版图，他们来到上海的步子迈得很谨慎，是带有试探性的，他们准备在上海设立的，连公司都还不是，而是办事处，他们这次要招聘的，就是办事处的翻译兼中国事务助理。
    老太太和刘芸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定下来，这个人就刘芸了。
    他们的办事处，就设在波特曼大酒店，租了酒店的一个套房，里面是刘芸住的地方，外面客厅，就是办事处的办公室。
    平常的时候，办事处只有刘芸一个人，从美国有人来的时候，刘芸就会陪同当翻译，没有人来的时候，刘芸就负责收集他们所需要的各方面的中文资料，把它们翻译成英文传回美国，还要代表他们华尔街的金融公司，负责和上海市政府各部门联系。
    有时候还要飞去北京，和中央相关部委联系。
    刘芸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要不定期地去美国，向他们的投资方做关于中国的报告，说服他们投资中国。
    过了一年多，办事处变成公司，刘芸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公司的总经理，刚开始的时候，公司的规模不大，连她在内，只有九个人，但公司的业务很繁杂，没有像后来那么细分，他们既做中国的业务，也做美国的业务，几乎是和金融沾点边的业务他们都做。
    他们负责物色和协助中国的企业，去美国上市，也会代表他们的美国投资方，在中国进行投资和并购，携带着大量的资金，其中甚至有纽约警察局的退休基金，参与中国股市和期货市场的交易。
    还有一些客户，是人已经出去，但钱没有出去的中国人，他们还在国内的钱，交给中国的公司不放心，就交给了他们这样的美国公司，委托他们进行投资增值。
    刘芸的工作很出色，他们的公司发展很快，不过是五六年的时间，就成为了在上海的最大美商之一，担任了美国商会的副会长。
    刘芸在这一行，也颇有名气，很多华尔街其他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想进入中国的时候，也会来找刘芸，渐渐的，他们在上海的公司，变成了和原来在华尔街的公司，独立并行的两家公司，原来母公司的业务，只占上海公司很小的一部分。
    上海公司，虽然还和华尔街的公司用着同一个名字，但他大部分的业务，是自己独自承接的，甚至，连在华尔街他们的竞争对手，到了上海，也成为了合作伙伴。
    刘芸变成了这家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她已经从原来老太太手下的员工，变成了股东和合伙人。
    刘芸把过去打包封存起来了，但过去并没有消失，特别是刘芸在上海已经站稳脚跟，事业也蒸蒸日上的时候，她和过去，就没有那么锱铢必较，没有那么多的敌意了。
    特别是互联网发展起来以后，人和过去，和外界的联结已经不需要打电话，不需要事先张扬，完全可以静悄悄地进行的时候，刘芸的过去，正在一点一点地回来。
    刘芸在电脑里一个个输入那些熟悉的名字，她在网上，找到了张晨的踪影，找到了刘立杆的踪影，找到了李勇的踪影。
    有时候夜深人静，刘芸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搜索着这些名字，看着这一个个人的照片时，刘芸突然就会泪流满面，她会看着李勇的照片骂，死胖子，你还终于瘦了，也老了，还当上杭城的副市长了，来，叫声姐。
    对着张晨的照片，她会问，张晨，你现在好吗？
    只有屏幕上出现刘立杆照片的时候，她会匆匆地滑过，但就是匆匆地滑过，她也知道，他现在是个房地产商，混得好像不错，自己现在在浦东住的房子，原来还是他的公司开发的。
    刘芸叹了口气，她觉得世界真的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