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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三零章 觉醒(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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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可以收回佃地、改稻为桑。
    但儒家的思想,是不理性的,而是人道主义的。
    理性,是血腥的,且血淋淋的。
    这么搞,就是在逼着上亿的佃农家破人亡。
    刘钰举英国农业雇工的例子,其实也是为了和这些人一直说的“国内根本没有市场”,不是一句虚言。
    国内没有市场。
    想赚钱,只能往外打。
    国内的百姓是真的达不到在农场做工一年收入100两的程度。
    没钱,衣食尚且无法满足,怎么可能去消费呢?
    也是为了让这些新兴阶层觉醒阶级意识,大顺的对外扩张,不能依靠士绅,只能依靠现在可能要出现的、扭曲的、勋贵和商人联合的财阀集团。
    只有他们,对外扩张才是有利的。
    按照刘钰举的数字,某种程度上讲,马戛尔尼说的“在中国农民脸上,绝难见到英国农民那样的啤酒肚和红扑扑的脸庞”这句话,实在正确的不得了。
    但是。
    这里面不只是马戛尔尼用的春秋笔法。
    实则,拿出来详实数据的刘钰,也玩弄的春秋笔法。
    因为,在英国、在法国,和在中国,农民这个概念并不一样,情况也不一样。
    很多人带入的是中国农民的地位,去想象欧洲农民一定过得比工人惨,所以农民就是英国收入最低的阶层了。
    在场的这些商人,听到“农业雇工”这几个字,想到的就是他们熟悉的大顺佃农。
    然而,这就是一种谬误。
    事实上一直到鸦片战争时期,很多英国工人的梦想,都是做工赚钱,然后去当农民。
    而此时英国一名教师的工资,一年其实只有大约15英镑,大约是成手的农场雇工的一半。
    英国的农业有其特殊性,英国的贵族和地主也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的联系性,使得英国的土地收益很高。
    加上圈地运动,土地税高且济贫税反补贴给农业雇工导致自耕农破产等因素,使得英国大农场的人均劳动面积远高于大顺。
    甚至应该说,是高几十倍。
    平均来看,1000英亩的土地,也就是大约6000亩土地,平均用的雇工人数是38.5人,折合每人要劳作150亩。
    英国实际上是三圃制,三分之一春耕、三分之一秋耕、三分之一休耕。
    加之,英国这边的羊毛出口,使得放羊实际上比种粮食赚钱。
    这就使得平均每个农业雇工的劳动量,基本上达到了小农的极限——100亩。
    也就是说,如果大顺平均每个劳动力,有100亩土地,那么恰好就是自耕农的极限。
    如果大顺平均每个劳动力,也有100亩耕地,那么日子过得自然不会差。
    然而,现在……10亿亩土地,两三亿人。
    实际上按照汉唐时候的生产效率,恢复曲辕犁、牛耕、耧车、水车等,某种程度上讲,其实只需要一千万劳动力,也就是大约6000万家庭人就够了。
    如果以理性的思维来看,剩下的两亿人都是“多余人”。
    中国如果复刻英国的制度,那这2亿的“多余人”,只能全部杀光。
    华夏几千年的道德,以及现在的现实,不允许这么“理性”。
    这些“绝对理性”上的“多余人”,也得活着啊。
    在这些人也得活着、大顺又不可能土改的情况下,这就是在逼着新兴的工商业集团,对外扩张。
    实际上,刘钰在引诱。
    因为他举得这个例子,也不是真正的平均情况。
    而是拿特殊地区的最高水平,来说这是平均情况。
    实质上英国的平均情况,比这个要低。
    这家人属于是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一小片土地,而大部分农业雇工的家庭年收入,其实在30英镑左右,大约100两白银。
    不过,即便这样,英国的农业雇工的收入,比大顺的中等农民年收入要高。
    当然,这里面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英国的农业雇工需要自己用工资买饭,英国的面包价格大约是1.5便士一斤,相当于3两银子买160斤面包;而在大顺,3两银子能买360斤大米。
    因为美洲白银的开发,使得欧洲经历了价格革命,整体物价大约是大顺的2倍到3倍之间——一中世纪夸特小麦,8蒲式耳,大约400斤,售价是50先令,8两白银;而大顺的小麦价格,以白银计算,恰好是英国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很快英国的粮价就会暴涨,暴涨到一中世纪夸特小麦最高到120先令,也就是18两银子的程度。这也就是英国后来谷物法定在一夸特4英镑不准进口、防止降价的根源,利益相关,因为工商业的势力顶不过贵族地主。这个夸特是中世纪的400斤大夸特,不是后世那种25斤的小夸特。
    只是,不能说【英国的100两,不如大顺的20两】。
    平均家庭年收入100两白银的、真正的、不是被刘钰春秋笔法挑选出来的农业雇工的生活水平,或许真未必如年收入20两白银的中等农民家庭。
    《红楼梦》里有一段,刘姥姥说【五分一斤,十斤五钱……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的了】
    也就基本上这样的庄户人了,毕竟农业雇工没有土地,吃喝用度都得自己买。
    但虽然生活水平,100两的英国雇工和大顺中农差不多,可实际上对工商业来说差距就大了。
    雇工要买吃的、买衣服、买鞋、买这买那。
    大顺的中等农民,吃的自己种,穿的自己纺。
    况且,如刘姥姥那样的、亲家父辈当过京官的“庄稼人”,是多少呢?
    故而,对大顺的工商业而言,英国最底层的农业雇工,依旧是“活人”。
    而大顺中等农户以下的百姓,只能算是工商业眼中的“牲口都不如”,连被统计成数字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们最多过年买条红头绳。
    牲口最起码还能剪毛卖钱呢,如今一斤上好的西班牙长绒羊毛,还要6钱银子呢。
    一头失踪多年被抓到的羊,剃下来了54斤的毛,30两银子呢,够在灾年买三五个大闺女了,真就人不如畜。
    英国的600万人口的消费能力,如果大顺的那些中层农户、贫农、佃农也算是“人”的话,及得上大顺6000万人。
    就像两淮地区一样,年收入达到英国底层农业雇工水平的,一个千把人的村子能有三户不?
    在这种情况下,不说别的什么工业品,就说茶叶。
    大顺的二三亿人,市场已经饱和了。
    想要内部市场扩大,只有土改一条路,让百姓有钱消费。
    而不是把六成的租子给地主,因为地主也只有一张嘴,他能收一千人的租子,但却不可能一年喝一千斤茶叶、穿一千匹布。
    土改的目的,是纯粹的理性。
    土地收益降低,才能使资本流向工商业。
    百姓有了土地,才有消费能力,才有内部市场的扩大,反过来促进工商业发展。
    不走这条路,不说别的,大顺连10%利息的国债,都在国内借不到。
    而这条路,又是默认不可能走的。当年李自成走了一半,就走到九宫山了,大顺李家自己不想死的话,自然不敢动。
    既然默认这条路不能走。
    那么,自然也就只剩下对外扩张这一条路了。
    所以刘钰用一个特殊的英国农业雇工的例子,来当做平均数,以此来引诱新兴集团的对外扩张欲望。
    因为,按照这个数据,如果打开欧洲市场、打开英国关税,单单是茶叶贸易,就能扩大十倍不止。
    刘钰要引诱他们自己做出推理:造舰,是为了利润;扩军,是为了利润;开战,是为了利润。
    士绅可以反对开战,因为他们确实没好处。
    但新兴阶级必须明白,只有对外扩张,才能得利。
    同样,谁支持开战,谁出钱,简单的道理。
    大顺对外扩张,不可能用户政府的太仓银,这一点毋庸置疑。既用不起,也按理不该用。
    要不然,就得在国内夺权、土改、消灭地主。进行一整套的改造,打烂一个旧世界,再愣生生按照资本的诉求,创造一个有内部市场的新世界。
    哪个难度更大呢?
    不言而喻。
    对外扩张,简单多了。
    持续多年一亿两白银投入海军,足够控制欧洲的东方贸易品垄断,打开欧洲市场。
    而一亿两白银想要彻底改造这个国家,消灭地主、分配土地,可能也就宋江方腊王庆田虎那样的动静吧。
    现在这个事实就摆在眼前,刘钰面上说的是茶叶定价问题,实则说的是“去吧,去西方,那里是流着奶油和蜜的土地,那里有你们最想要的东西——白银!”
    此时只是对这些商人集团进行觉醒教育,而这种觉醒教育持续下去,必然会产生一个非常可笑的结果。
    一直高喊着自由贸易的大顺海商集团,会因为英国真的取消了茶叶高关税,而选择对英开战,理由是自由贸易。
    到时候就会演变成一个笑话。
    为什么对英开战?
    因为英国高关税保护,没有自由贸易。
    战争的起因是什么呢?
    因为英国真的要取消高茶叶关税了。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英国的市场太诱人了。
    诱人到刘钰说英国雇工的生活,已经让许多人想着干掉英国东印度公司了。
    伴随着刘钰讲完英国雇工的生活水平,大顺西洋贸易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之间的矛盾,至少在董事会、大股东层面,已经迅速激化,不可调和了。
    陈亨问的问题,只是单纯的商业定价问题。
    但当这个问题被刘钰用这种方式阐述之后,这就不再是个单纯的商业定价的问题了。
    看着幕板上那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话,这个原本单纯的商业定价问题,已经逐渐演化为“我们怎么才能卖更多的茶叶”这个问题。
    是“我们”。
    不是大顺。
    谁代表大顺?
    对大顺的茶农、坐商、行商来说,英国取消茶税,是值得放炮庆祝的好事。
    而对大顺已经逐渐崛起的海商财阀集团来说,英国取消茶税的第一天,公司的股价就会暴跌。
    如果大顺是议会制,伴随着英国取消茶税,会看到茶农坐商行商搓茶的工业资本的代表反对开战;而海商集团则鼓动开战,并且肯定会炮制出类似于“张二麻子耳朵”的事件,煽动舆论,鼓动情绪。
    当然,这是双向的。
    一旦要是大顺的生产力水平不如英国,立刻就会出现逆转:
    大顺的茶农、坐商、工业资本,会要求大顺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海商集团,则高呼自由贸易会促进竞争,放开关税,加大进口。
    此时这种倾向已经很明显了,在刘钰略微夸大地说完英国雇工的生活水平之后,会堂里所有人都已经没有兴趣去谈论该“涨价”还是该“跌价”了。
    而是都在讨论,怎么扩大对英国的出口。
    既然英国这么有钱,怎么才能让他们多买我们的东西呢?
    这就不是一个茶叶该怎么定价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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