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意识，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
    一场剧烈的变动、战争，会加速社会意识跟上社会存在的脚步。
    大顺在亚洲下南洋、在欧洲干涉俄国政变，就是催生这种社会意识跟上时代脚步的军鼓。
    大顺的对外战略，需要一群脑子好使的敌人、至少是一群意识到“时代变了”的敌人。
    否则，恐吓、威慑之类的办法，就用不了。
    这就好比之前来伶仃洋的乔治·安森，那就是个标准的对社会的认知落后时代的人。相隔数万里的大洋补给线、大顺的战列舰已经开始巡航亮肉、自己舰队的水手因为坏血病死了三分之一，这种情况下开着一艘破百夫长号居然还在伶仃洋牛哄哄，这不是没意识到“时代变了”是什么？
    和这种人，怎么打交道？正常思维完全没用。
    当然，在下南洋事件之后、在俄国政变之后，欧洲各国已经开始逐渐改变了对世界格局的认知。
    英国东印度公司算是最先受到这种冲击的。
    只是，还不够。
    现在，刘钰用另一种方式，唤醒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内心的焦虑。
    这就是在逼着东印度公司发散思维、开创思路、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
    不但要让法扎克莱焦虑，还要让法扎克莱将这种焦虑，传递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以及任何一个投资在500磅以上的股东。
    你们不想赔钱、不想将来一夜破产，最好就是转变转变思路，看看好望角以东的亚洲地区，哪里还有利润增长点。
    比如说……雪域高原以南、南洋以西的某个地方？
    比如说，公司的利润增长点，应该放在于某富庶之地收税上，而不是单纯的贸易上？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多远算远？
    刘钰这是远、中、近三位一体的焦虑。
    近，有鸦片事件悬而未决。
    中，有大顺开辟了中荷合作贸易，理所当然会打压竞争对手。
    远，有技术交流导致的技术爆炸，最终会导致单纯的东西方贸易无利可图。
    自然，这种引导，有利有弊。
    引向印度，也意味着吕宋问题可能要在几十年后才能解决了。这种焦虑，必然会让英国放弃吕宋，转而集中力量于印度。不会捧着这么一个烫手山芋的。
    而西班牙作为潜在的“反英同盟”的准盟友，真要是英国把吕宋还给西班牙了，那就短时间内还真不好动手。
    但这种利弊，从稍微长远来看，也不是问题。南洋既下、印度既服，孤悬海外的吕宋，早晚的事。
    有所得，便有所失。
    在这种焦虑引导下，刘钰面前的法扎克莱果然沉思起来。
    虽然脑子里始终有个声音在提醒法扎克莱：
    小心，小心！你眼前的这个人是个魔鬼，他的话不可信，他骗过很多人，想想锡兰移民吧、想想瑞俄战争中俄边境谈判吧、想想荷兰东印度公司倒闭吧！
    然而，这个声音之外，还有另一个声音在提醒他：
    是的，你眼前这个人是个魔鬼，但他是伊甸园里的那条蛇，依靠的也不是谎言。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接受锡兰移民计划，又能怎么样？屠又不敢屠、救济又不肯救，暴出大起义的结果就是大顺提前出兵，锡兰移民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多活了三五年，多赚了几百万两白银；俄国不接受边界谈判又怎么样？瑞俄战争爆发，若真不接受，大顺难道不会出兵西进吗？
    这两个声音不断在脑海中回荡，法扎克莱的内心越发紧张和恐惧。
    眼前的这个人，很随和，脾气很好，虽然刚刚因为鸦片问题骂了半小时的娘，但现在依旧文质彬彬地请他喝茶。这个人并不残暴，也不以杀人和战争为乐。
    但这个人背后却蕴含着一种叫人与他为敌时候莫名恐惧的力量。
    未知。
    法扎克莱心想，你的每句话，好像都不是假话。
    可你说的每一句真话背后，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目的。
    然而，偏偏你的每一句真话，让我们自己思索，最终总能达成你想要的目的。
    你到底要做什么？
    想不通这一点，法扎克莱的内心始终不安。
    而且，更加的不安的，便是一开始本能地警惕刘钰说的话可能是谎言、蕴含着某种阴谋；然而在本能地警惕过去之后，认真思考，却又觉得每句话都是真话，叫人无法辩驳且合乎理性的真话。
    法扎克莱紧张之余，不免多喝了几口茶，滋润一下因为紧张而有些发干的喉咙。
    在长久的思考之后，法扎克莱终于问道：“公爵大人，您的话，无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站在您的角度，或者站在您是国家高级官员和内阁成员的角度，您思考的方向是无可指摘的。”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和您把‘航海钟’作为我们诚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刘钰仍旧没有回答，而是问道：“你看过一部书吗？是你们英国人写的。”
    “叫《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
    法扎克莱当然知道，也可确定刘钰不是要用航海钟去找乌托邦群岛，这是浪漫的幻想家才会做的事。
    眼前这个人一点都不浪漫。
    于是他点点头，表示这本书自己当然读过。
    但只表示读过，却并不对此书发表任何政治上的见解和意见。
    刘钰则用舒缓的语气，引用了里面的一句话。
    “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所欲无多，现在它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市。”
    引用完这句话后，刘钰笑道：“我们天朝呢，玩的比你们早点。村社什么的，解体比较早；井田制什么的，都完了两千年了。也没有什么公地可被圈、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村社的公共土地。君子庶民的等级分野，早就名存实亡了。”
    “我们天朝，一直以来实行的，是最为标准的土地私有制制度。自唐朝均田制瓦解之后，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赁，国家都不能干涉。”
    “当然，我们也没有你们那边的村社的传统地租，传统在金钱利益面前，一文不值。我们千年前证明了这一点，你们最近的圈地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想，你一定对伦敦街头游荡的失地农民，印象深刻吧？当然，你们有《济贫法》。”
    “从《济贫法》问题上，就能看出来天朝和你们英国在一些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这有助于你们理解天朝，什么是天朝、天朝存在需要做什么，以免我们彼此之间产生诸多误解。”
    他借着济贫法的问题，逐渐把问题引到了土地问题上。
    或者说，引到了英国和大顺在“抑兼并”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英国在前朝嘉靖二十九年，就开始征收济贫税了。
    这是一种标准的资产税，按照土地多少、房产多少、产业多少来征收，以资产总额决定要承担多少济贫义务。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这种税，以及这种济贫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鼓励兼并”的调控。
    比如一个自耕农，有100亩地，假设要缴纳10两银子的济贫税。
    一个农场主，有10000亩土地，要缴纳1000两银子的济贫税。
    那么，济贫济的是谁？
    自然不可能济到自耕农、小生产者的头上，他们是纳税的。
    而是要济到穷苦的人身上。
    理论上，没有工作或者工资过低，才能享受到济贫补贴。
    原本在农场打工，工资肯定比济贫法规定的最低工资高。
    但是，很显然，农场主会选择降低工资，把工资降到济贫法规定的工资更低的程度。
    比如说，原本在农场打工，一个月赚5钱银子，而济贫法固定月薪4钱银子才能领到济贫补助。
    农场主一看，这不简单吗？我把工资降到3钱银子一个月，打工的每个月能领3钱银子的工资，还能领2钱银子的济贫的面包补助、房租补助等等。
    你我我好大家好。
    这就等于什么？
    等于对大农场主、大产业主、大资产者来说，这就是脱裤子放屁的循环：我缴纳的济贫税，最终通过工资调节，等于我根本没交钱。只是把我该付的工资，一半以工资的形式、一半在政府那走了一圈以济贫补助的方式，发给雇工。
    而对自耕农、小土地所有者、小手工业从业者来说，这就不是脱裤子放屁了：我是自耕农，不可能专门去雇人干活，但济贫税我还得交。
    很显然，这推动的是什么呢？
    推动的，是自耕农破产、小手工业者破产。
    推动的，是农场规模扩大兼并土地、工场手工业打败小手工业者。
    推动的，是底层使劲儿生孩子，然后工资越发的低，要么去做工要么当契约奴。
    如今，英国正在酝酿新一轮的《济贫法》改革，但改革的方向，从经济学原理来看，仍旧是以“鼓励兼并、鼓励工场业、消灭小农、消灭小生产者”为方向。
    反过来，大顺这边，实际上也在酝酿一场税法改革。
    然而，以松江府准备试行的“十一税”国库地方分税改革来看，大顺的税法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抑兼并”的改革。
    通过明确的十一税，砍掉在自耕农、小农、小生产者身上的摊派、地方加派、徭役力役等。
    这次改革砍的这一刀，实际上是砍在了士绅身上，因为他们有合法的避摊派避力役的能力。
    也就是说，之前每年全国至少大约一亿两的有形或者以劳役模式的税收，其中2500万的国税土地税，是按照土地均摊的；而剩下的7500万的地方税，实际上是全压在了自耕农、小农的身上的。
    现在，理论上如果税法全国推广，则是将全国的总土地税收定在7000万两，国库依旧按照之前的拿走2500万，剩下的4500万归地方。但，这7000万两的总税额，是均摊在全国土地上的。
    这就使得自耕农不容易破产、小农经济更加稳固、男耕女织的模式更加持久，且更能抵御冲击和天灾。
    两种税法改革的区别，也就是英国和大顺之间的最大区别的一个体现。
    大顺无论哪个皇帝，至少在出发点上，绝对不敢实行“鼓励兼并”、“鼓励小农破产”的政策。
    当然，执行下去变成什么样，那又另说。
    刘钰和法扎克莱说，天朝早就完成了圈地运动，也不是完全瞎说。毕竟，陈胜吴广是与人“佣耕”而不是“佃耕”，没有村社公地和井田公地，都是私有土地的话，怎么圈？当年先秦村社的公地，又归谁了呢？
    只不过，可以理解为，农业技术进步飞快但工业技术没达标，最终这一步走完，可工业技术上的进步却又不足以让城市和工厂容纳那么多人，但农业技术却早已达到欧洲16世纪的水平，于是最终搞出的租佃制和小农经济。也促使讲仁义的儒家魔改，以及复井田在汉朝的农业技术水平下就成为一种反动了。
    应该说，要是英国圈地运动继续进行，却又没有美洲泄压和工业进步，人口继续暴增，早晚也得走到小农加租佃这一步。
    这是一种妥协，给底层的巨量人口一条差不多恰恰饿不死的活路，否则就是你死我活。英国砍完国王脑袋那段期间的掘土派运动，已经有这个趋势了。
    刘钰讲这其中的区别，其实就是想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给英国政府传递一个信号，以及让英国政府更加“了解”中国。
    甚至，似乎像是一种委婉的示好。只不过似乎碍于法国的存在，不好说的太明确。
    这可以称之为“鸦片惩罚外交”。
    所谓，烈火烹油、繁花似锦之下，危机就在眼前。
    大顺正在上一个巨型的、耗费几千万两的治淮工程；大顺要考虑国内改革，要解决国内的诸多问题；大顺的武装中立是绝对真心的武装中立，因为大顺在解决掉国内危机之前，无余力继续扩张。
    当然，他不能说的这么直白，所以他要提航海钟问题——以让英国顺理成章地做出判断：大顺下南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移民区解决国内土地问题、是为了拿到去往南半球大陆移民的跳板。
    鉴于赤道无风带的存在，必须要借助洋流，这就需要借助东太平洋的岛屿，搞三角跳。
    而太平洋茫茫，岛屿狭小，没有大陆，缺乏航海钟找不准经度，就没法三角跳。
    这玩意儿，岛屿不是美洲大陆，甭管经度，航就是了，总能到。
    岛屿稍微偏离点纬度，又不知道经度，说不定一场风暴就特么飘到美洲去了，没法三角跳。
    刘钰当然就是在扯淡，他对南半球移民的事，寄托在将来的“大顺版的、但是真有金子的南海和密西西比公司”上，但这个蛋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面前却扯的很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