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终究不是商人，有些事，朝廷出面官办，未必办得好。”
    “反过来也一样。君子求义、小人求利，有人求名、有人求财。你们站在商人的角度去看，觉得这么赚钱朝廷按理一定会官办。可朝廷考虑问题，又怎么能只考虑钱呢？”
    这样一说，富商们也觉得好像有些道理。
    朝廷毕竟不是商人，不能总琢磨着赚钱。本朝也多少有点天下之财理天下的意味，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怎么也没有封建藩王以天下财使劲儿养活自己子嗣。
    对朝廷而言，有些地方少花一文钱，将来就得多赔十万百万。比如赈灾、修河堤。
    有些地方，则是就算赚不到的钱，甚至赔钱，实际上长远来看倒也是转了。比如移民、实边。
    而且官办的手段，前朝的景德镇磁窑就闹出过大乱子。再者大顺也没有了匠户籍，使得朝廷手里并没有一支官办的工商业力量。加上这个时代的官办，很容易出问题。
    之前朝廷缺铸钱的铜，云南的铜矿没有大开发、运铜的道路没有修好之前，也组织过“朝廷出钱、商人出力”的模式，由朝廷拿一部分钱给商人，让商人去长崎贸易，毕竟日本那边一直拒绝和大顺官方的贸易接触，朝廷琢磨着把钱给商人去办，还能省点商人要赚的利润。
    结果可想而知。
    自那之后，朝廷也明白了，有些事想的挺好、看起来很好，但真正做起来，结果却和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大顺做不到、也没能力重复宋时的官营经济管控程度。
    想到这一点，这些商人们心里更多信了一分。注意力也就再度集中到了卷轴上的种种开发计划和收益回报中去了。
    刘钰知道英国那边南海泡沫炸了之后，百余年时间都不准再搞类似的股份制公司，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大顺这边更是要小心一些，本来就是新玩意，朝廷上下还有不少人持谨慎、怀疑的态度。这要是万一出了事，闹出大规模的金融事件或者群体事件，英国都能封禁股份制百年，大顺这边怕是会直接把根都挖了。
    故而这里面的“大饼”，大部分还是真的。
    全盘把“ppt”展示完毕后，商人们交头接耳地讨论起来。
    “要我说，鲸侯说的没错。这里面的利，着实不小。前期也不会赔钱，只靠那些鱼虾水产，卖到倭国，三五年也就回本了。日后便都是利了。”
    “是啊，前些日子，我看了本介绍倭国的书。据说倭王信佛，还下过什么活物怜悯令，不准吃肉。这就跟和尚似的，肉不准吃，这豆腐吃的便多。俵物咸鱼之类，倭人是要买不少的。倭国金银又多，确实前期也能赚到。”
    有的商人是平日里闲着没事，读了读关于倭国的书册。有的则是听到要开发虾夷的消息后，临时抱佛脚读的。
    不管是什么时候读的，读了就比没读要强。
    讨论了一阵，也都觉得应该没啥问题，便又商量起来具体的细节来。
    整个计划是个类似于倍数增长的移民开发计划，因为之前就在那赖着不走了几百人，也算是有了一些基础。加之这一次出兵的，杜锋讹诈、抢劫仙台船得来的大批粮食，也都堆积在了虾夷，粮食也不缺。
    折价卖给商人，也不用怕商人再倒手卖掉，毕竟日本这边的粮食贸易没有刘钰牵线做不成，而运回京城售卖只怕要赔死。
    靠之前打下的基础，第一批暂定计划移民三千人，其中包括五百多的渔民。
    这些人要在第一年把房子盖出来，垦殖一部分土地保证足够的衣食。只要为公司干满十五年，就可以分到20亩熟田，以及80亩的荒田，再加上一些农具种子之类，基本就算是契约奴工了，一次性把自己今后十五年的劳动力售卖出去，赌一个在原籍想都不敢想的百亩地一头牛的未来。
    日后就按照十取三的地租缴纳，比大顺官田的亩税要高，但比地主收租的佃租要低。
    从第二年开始，就要逐步增加人手，在三五年后保证每年大约七八千到一万的移民数量。
    确保二十年内，在虾夷拥有十万以上的中原移民。
    整体来看，也算是和日本那边的“商人出钱垦田承认商人的租佃合理”出于同门。
    只是大顺这边，可能从秦汉开始，就已经允许出租土地了。类似的做法，在日本会引发一些议论，认为这是礼崩乐坏的开始；但在大顺这边，就不会有太多的麻烦。
    商人们也都看完了弗吉尼亚公司的经验，加上大顺这边的习俗，基本都认可这种“契约奴工劳作后分地收租”的模式。
    刘钰又补充道：“此事，朝廷日后还是要监管的。你们也知道朝廷的手段，商人的地位。正所谓，先明后不争，朝廷会把该说的话都说清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
    “既说到责任有限，公司拟人，那么个人犯了错，个人的责任；如果整个公司拟人，也违背了法度，朝廷就要出手了。”
    “有些事，你们心里也清楚。怎么才能榨更多的钱，这是每个商人都要琢磨的。”
    “比如西洋一些国家，为了出口粮食，土地兼并。兼并之后，百姓只能做雇工，每个人只分一小块地是私田。私田种点土豆，剩下的就是在大田里劳作赚雇工佣金维系生活。”
    “这种情况，放在西洋可以理解。毕竟他们的法度不同。但若在本朝，你们也知道，当年王荆公变法有人上流民图，这种事真要是在本朝闹出来，一样会有人上书取缔的。”
    “朝廷重农抑商，一方面是农为国本，另一方面也是历朝历代看来，商人着实没有仁义可言，唯求利润。”
    “别的还好，田地之事，着实要小心谨慎。是故这虾夷开发，日后还是以租佃收租的模式，只是私人不得买卖，不得再行转租。”
    他举了一个此时还未发生的爱尔兰的大饥荒的例子，反正也无人能说此时这个还没有的事，反倒是事情本身是通畅的，很容易理解。
    好在虾夷和爱尔兰、英国也不同。英国那边是人已经生活上千年了，地主收回土地经营，用不到那么多的人手，就往城市里赶。
    按照人口比例来说，英国此时也就800万人口。圈地最高峰的时候，每年要驱赶大约四万人左右，一部分人出海谋生去美洲，一部分去作坊工厂忍受每天16小时的工作，无比怀念当农民的日子。
    四万对800万，大约二百分之一。放到大顺这边，按照精华地带两亿人口来算，每年要驱赶一百万的人去做流民。
    别的地方刘钰不敢保证，但在大顺，谁要是敢出台政策能搞出一年一百万人口的流民……不要说大顺，就是此时全世界的工商业加在一起，也不可能容纳每年一百万的新增就业。
    有些政策是没法照抄的，虾夷好就好在那里的土著基本不用考虑，可以搞大型粮食种植园模式，也可以搞承包份地缴纳租税的模式。
    前者很容易闹出大乱子，商人不是慈善家，不会给那些一无所有的农业雇工很好的待遇。真要是闹出了乱子，只怕大顺这边的保守派又会借机说事。
    后者其实就利润上，也差不多。刘钰在海参崴那搞得就是后者的模式，但问题是他把控着粮食定价权和出口渠道，可以把粮价压到极低，看似收的是三成的租子，但算上销售渠道垄断、消费品专卖等，实际上和五成甚至七成租子差不多。
    既然利润上差不多，在大顺内部的保守派看来，后者也更“仁义”一些，那就最好先用后者的模式，搞家庭农场，而不是大型农场种植园。
    面对这些商人，刘钰讲的很透彻，连两种不同模式的优缺点也都借着那本小册子讲出来了。
    伴随手工业的发展，这些见过大场面的商人当然见过那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模式。纺织业换成农业，还不是换汤不换药，自然也就理解什么叫大农场粮食种植园模式，也明白此时所有做“机工出力”的人最大的梦想，就是自己有一台织机，然后纺织得利，买更多的织机，做那个“机户出资”者。
    后世小说里的骆驼祥子，就是很标准的那种人，没车的时候梦想有车，有车的时候梦想自己开车行。此时大部分的佃户也是一样，琢磨着多收三五斗，置上几亩地，将来地多了租给别人，自己做地主。
    这个时代，没有人梦想着当工人，而是底层全都梦想着过男耕女织的生活，做一个农民才是底层最广泛的梦想。
    想要招人，招到足够多愿意去的人，也就只能采取这种模式。
    见刘钰连“垄断渠道，压低粮价”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商人们会心一笑，心想如今朝廷里竟然真有敢这么直接说实话的人。
    这种说实话的人，可比那种嘴上都是仁义、肚子里全是生意的人好打交道。
    原本还在观望的一些人，在这几句话说出口之后，彻底收了心，决定干一场了。
    待静静听完刘钰讲述了一些关于开发虾夷的制度、以及公司拟人之后的权益和责任分配之后，众人再无疑心。
    有人便道：“鲸侯既准备周全，此地又是鲸海，鲸侯何不做这公司的……呃，叫什么来着，刚才鲸侯所言的……哦，对，法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