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日本有雄心野心甚至复仇之心，就怕日本躺平等死。
    真要是躺平等死，来混不吝的手段，强化《节俭令》、强化禁民间戴金银、严令武士要安贫乐道不要穿丝用瓷，继续用旧有的统治方法来继续统治，深化社会死气，那大顺这边就只能再打一遍。
    但只要不躺平等死，就绕不过一个问题。
    钱。
    就刘钰去江户送地瓜之前，连削弱诸藩的参觐交代都停了的财政情况，真就是除了当买办之外，再没有别的来钱方法。
    腐朽的满清可以搞十三行，垄断对欧洲的出口贸易，顶着火绳燧发的半代代差，从巴尔喀什湖打到尼泊尔再到缅甸。不是所谓武德充沛，唯能氪金、且几十年能氪得起十一二亿两而已。
    日本可没有能大宗出口的东西。八十年前短暂的瓷器雄起，不过是因为明末大乱，欧洲人在中原拿不到货，恰好丰臣秀吉在朝鲜战场上抢了一些瓷器工匠。
    既不能靠出口挣钱，那就只能选择靠进口挣钱。
    刘钰好心好意地给了百分之六的关税，可不是大发善心，而是让幕府有动力扩大进口。反正穿得起丝绸的，也不差这百分之六的税。等着日后机器纺织业发展起来了，需要扩大日本百姓市场的时候，再打一顿要求降关税就是了。
    德川吉宗就知道刘钰没安好心，看刘钰写的“岂不美哉”，心道金银这么无用，你怎么像是苍蝇见了血似的？你大顺怎么不把金银都送人，岂不美哉？
    但现在也正是前有狼、后有虎。
    就刘钰这副一脸求财的模样，德川吉宗确信刘钰还有半句话没说。
    幕府要是搞节俭令，那大顺就可以换个幕府，大顺自己搞征服可能有点麻烦，武士怕被四民平等、取消特权，一定会拼死抵抗；但从伊达氏到毛利氏再到锅岛氏，扶植一个新幕府难度还是不大的，满打满算三四万有大规模野战能力的旗本，打一场萩城之战规模的野战，德川幕府自己就会崩解。
    不改吧，慢慢等死。
    改吧，好像刘钰给出的办法，真的是唯一可行的。前提是幕府仍旧统治，要不然办法倒是挺多的，不止这一个。
    德川吉宗已经吃过甘薯救荒和铸币改革的大亏了，现在真的是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细细琢磨了一下刘钰给出的思路，好像也的确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每年的关税、特许专营、硫磺铜料专卖等，能给幕府新增三四百万两的收入，确实可以养得起一支一两万人的正兵之外的奇兵、也可以在德川直辖领的核心地区开办一些学堂。
    别的选择都不现实，不管是英国还是荷兰，此时还没有展示出足以让日本震惊的实力，而且在这么多年的锁国惯性之下，只能学西洋之器，绝对不可能学西洋之道。
    汉学在日本本就有很广泛的基础，作为中华文化圈的亚文化和衍生文化，上上下下儒生并不缺。而且基本上也跟得上时代的主流，大顺这边全面反思朱子学、日本这边也开始出现了古儒一系。
    不过，这件事对整个日本、整个德川幕府的统治而言，却也有一些让德川吉宗犹疑不决的地方。
    “刘君为中华之人，却不懂儒家大义，亦不知名教之德。”
    “宋时，苏子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
    “贵国之大儒顾炎武，亦曾有著作流传长崎。以其所言，以为宋之亡天下，实亡于王荆公变法。若如青苗法等害民之法，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
    “然荆公变法后，人心趋利而忘义，这正是宋亡天下的根本。这不像是害民的青苗法，知道有害可以一日废除。这种趋利忘义、结党言利的风气，为祸百年而不知。”
    “《小雅·角弓》言：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猴子爬树不用教，自己就会爬。可王荆公动辄谈钱、谈利，这却是在教天下的‘猴子’爬树，让天下士、民，都趋利忘义。”
    “刘君既叫我于日本广播朱子之学，却又叫我鼓励奢靡消费；叫我办学求贤而奖儒生，却又叫我不准武士安贫乐道。这何异于南辕而北辙？”
    “幕府求利，这难道不是让日本的风气‘教猱升木’吗？若不成，日本之风气为之一变……届时便无有退路。”
    “若不行之法术，不成，还可以退回武家法度；行此法术，风气一变，退而不能。”
    “刘君这是刨根之术，唯可进，而不得退。”
    刘钰看罢，盯着那句“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心道你自己信吗？
    无非是担心事情不成，武家制度崩溃，又没有完成统一削藩的大业，以至于退路都没有了。
    这就是标准的干大事而惜身，老琢磨着留退路，可现在不是你想退就能退、想不往前走就不往前走的。
    真要是大搞节俭令之类，收拾完南洋的荷兰人，一看日本这边的贸易量没有巨额增长，肯定还得再打一顿，那时候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这又何必呢？
    不搞节俭令，不用行政手段控制贸易量，那武家制度必然崩解。
    心道反正由着你折腾，真想折腾，不折腾个几十年，两三代人，是折腾不明白的。两三代人之后，时代早就变了，到时候大顺的工业，就巴不得去掉武士阶层，有个更广阔的日本底层市场。
    日本既不像印度只是个地理名词，至今还没有早期的民族意识；又不像印度气候适宜耕地众多，是大顺周边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棉花、靛蓝的原材料基地。资源也缺乏的很，这就不适合作为一个原材料基地，搞正统殖民统治。
    这时候见德川吉宗还在琢磨着退路，刘钰也直接亮出了獠牙。
    “此事，不在于将军，而在于天朝不允许将军往后退。将军若想留退路，天朝的货物如何卖的多？那这一仗不就白打了吗？难道将军真的想让天朝再打一次，或者扶植一个新的、更喜欢拿关税和专营贸易之利的幕府将军？亦或是想着各藩自由与天朝贸易？”
    咄咄逼人的笔锋之后，是江户海面上的巨舰大炮。面对这样的屈辱，四周并无外人，德川吉宗知道大顺不可能允许他还有退路，只好询问密约的内容。
    即，幕府到底要答应大顺什么条件，大顺才能保证德川一族的统治，保证日后德川削藩时候大顺不会反对。
    这些不可能明写在条约的内容，也正是刘钰这一次同意和德川吉宗见面的理由，他可不是来和德川吉宗辩经、谈国家之所以存亡到底在强弱还是道德的。
    密约的条款，也没有多复杂。
    先是大顺这边出人，在五处商埠处，协助日本国办理海关，检查关税。
    明确关税之后，上岸且缴纳了关税的货物，沿途不得再加任何的税种、厘金等等类似的东西。
    大顺为幕府提供一批火器和几艘军舰，当然是花钱买的。作为回报，幕府要出人，协同大顺的官方人员一起，完成日本国国土的勘探和绘图，以示服从。
    幕府不得出台节俭令之类的条款，也不得禁止商人前往开埠地贸易，更不得硬性规定商人所用的货币种类。
    是元文钱、还是享保钱，亦或是更早的金银钱，大顺这边的商人，会和日本上古商定兑换数量和含金银比例。
    幕府也不得禁止大顺海商和日本国的金银兑换商人进行交易，幕府不得硬性规定金银兑换比，一切由双方商贾进行协商。
    在涉及到大顺商人在日本犯罪的问题时，由大顺驻派长崎等地的办事人员，会和幕府的商埠奉行，一同办理。
    幕府不得私自与西洋诸国进行外交活动，一切与天朝体系之外国家的交流活动，必要汇报京城，由京城出面进行交流。
    幕府有义务维系锁国体制，除五处开埠地之外，如有各国商船私自前来贸易，尽数击沉、捕获。
    如朝鲜、安南等国的船只，“漂流”到了日本，应尽快送往长崎，由大顺这边将其护送回国。漂流至日本的船只货物，可归幕府所有，若朝鲜国对此有疑问，由大顺朝廷出面协调。
    稻米、小麦等粮食，不管是出口还是进口，关税应该全免。两国应互通有无，以利百姓之无饥。
    为低调处置萨摩藩，以及监视萨摩藩日后不再侵琉球，大顺要在萨摩用一块地，天朝驻扎一支军队。地钱由大顺出，由幕府出面，调换转封为幕府直辖，再借给大顺，只是没必要传的沸沸扬扬。
    大体上就是这么几条，总结起来无非就是金银套利、朝贡藩属无主权、关税货物下船不增税、禁止“殖民地”之间绕开宗主国私自贸易，以及卡在萨摩藩和琉球之间，监视西洋人来日本的必经之路。
    因为贸易顺差，美洲、欧洲、和日本的白银大量地涌入中国，所以导致中国的金银兑换价从二三十年开始逐渐下跌。而日本因为白银外流、黄金产量不低，都使得金银兑换比值很高，使得大顺的海商完全可以靠金银差价，数年之内把日本的金银价榨到大顺同等水平。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而是涉及到上千万两白银的大利润，换言之十万吨吨位的海军，自是要仔细和德川吉宗谈清楚的。
    日本有奇葩的关东用金、关西用银的货币习惯。东部惯用金，最先感受到冲击的，肯定是德川氏直辖的领地，这事儿要不说明白，一年之内德川氏肯定要嘀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