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那边的消息，回的很快。
    枢密院的命令很简单，许可。
    不过考虑到陆海军的协同，登陆作战之后的主将名义上是李欗，参谋将军是当初跟随刘钰征准噶尔就做参谋长的吴芳瑞。要求要先打打小滨城看看情况，如果三日之内能够攻克，后续可行；若不能克，只攻下小滨即可。
    与枢密院的简单命令相对的，是皇帝给李欗的一封家信。天子无家事，一封信不可能只是简单的家信。
    信很长，李欗看的心里美滋滋，津津有味。
    除了慰问了一下儿子在威海的生活之外，便是赞了一下李欗能够做出这样的决断。
    信上还追思了一下大顺开国的历程，只说崇祯五年，三十六营攻怀庆，而怀庆有前明之郑王，无人敢担“失陷藩王”之罪。是以从那之后，义军可以牵着前明军的鼻子走。
    如今的石见银山、僭洛阳之倭王，无一不是当初开国“攻藩王而调动敌军”的套路。
    皇帝赞许了李欗这几日读了一些兵法，深感欣慰。
    又说当日敌强我弱，或无心插柳；而今我强敌弱，仍用此计，上上之谋。
    看上去都是在夸李欗，实际上皇帝和枢密院这边也是话里有话。
    这件事如果能做成，看上去当真是不世之功。
    虽然那句话讲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真正的功劳在于情报、造舰、后勤准备和训练海军，但寻常人看不到，反倒是若能攻下倭人王城，这功劳是可以上后世小说的。
    所以这件大功，最好还是李欗去拿。
    前线的情况瞬息万变，枢密院和皇帝都认为优势很大，所以又希望登陆之后不要冒进，以免出事。
    所以前面先是“思厥先祖父披荆斩棘”的开国往事，又点了点“失陷藩王”之罪。
    如此，李欗若能胆大一些，跟着登陆，做参谋长的吴芳瑞就会更慎重一些。
    如果没有李欗，这群军官们立功心切，可能有五成把握就敢干，甚至可能三四成把握就敢干。
    现在李欗跟着，这群军官不说束手束脚，也要担心李欗出事，所以可能要七成甚至八成把握，才敢干。
    皇帝内心考虑过，吴芳瑞是刘钰带起来的，刘钰打仗在皇帝看来，常人看来有些冒进弄险。
    此时的参谋和之前的参谋，肯定不同，但皇帝也不免想到了历史上那个最适合当参谋、但当主将却一塌糊涂的马谡。
    虽亲自召见过，对答如流，但皇帝心里还是有点……主要是担心他跟着刘钰太久，打法过于冒进又未必真有刘钰的本事、好容易出来领兵又急于证明自己更是敢干票大的，所以把李欗扔过去，这便可以压一压那些军官的赌博心态。
    既可以让李欗借机在海军中赚取威望，又能压一压军中冒进的心态，可谓一举两得。
    李欗看到这，也是明白了。
    自己这一次肯定是要亲临前线了，皇帝不想让别人拿到这个惊天动地的功劳，否则不好处理。
    再往后看看，信上赞许了李欗、隐晦地告诉李欗应该上前线以收军心后，又捎带着提了一句。
    说海军诸将能够绝对服从朝廷指令，可见鹰娑伯治军之严，真有制之军也。诸将心有朝廷，可堪嘉奖。
    而海军又能在前线根据情况作出相应的改变，又先报枢密院，可见李欗明白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到底是何意，这其中的尺度把握的很好。
    皇帝远在京城，却也知道这种计谋可能是李欗想出来的，但递上去的详细的作战计划，绝对不是李欗搞出来的。
    所以这既是希望李欗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在海军内建立威望。
    看过信之后的李欗，只觉浑身充满了干劲儿，就像是一头被主人摸了摸头的小狗。
    计议已定，威海这边也很快就忙碌起来。
    除了留下那艘笨重的战列舰和两艘巡航舰保证京畿海面的安全外，其余舰船都要在不久之后前往釜山前线，包括李欗自己。
    修船的工匠、损耗的木料、绳索、船帆等，都要在釜山的港口炮台大致修好之后，一并运抵。
    只不过皇帝以为，海军这边只是“临机决断”，实际上却是海军内部在推着朝廷做决定，只不过因为枢密院里有个一手把海军建起来、一眼看透了海军心思的刘钰，把这件事抹平遮掩了过去而已。
    实际上，枢密院的命令还没到威海，在外面的海军已经开始自发地位这件大事做准备了。
    要调往北海道的三艘军舰正在釜山做最后的修整，所有水手都在船上，弹药补齐完备，只要枢密院的命令一到，五分钟内即可扬帆。
    在北海道福山城驻扎的杜锋，也早在枢密院的命令到达威海之前，就开始了他骚扰倭国东北调动兵力的准备。
    集结了机动能力最强的陆战队，在支援他的三艘军舰抵达之前，先去攻打了一下仙台藩在靠北的一些町镇，随后直插弘前藩的弘前城。
    不到十万石石高的弘前城根本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和弘前藩的藩兵小打了一场，以告诉日本的诸侯们，大顺军的野战能力很强，赶紧抓紧时间来海峡南边对峙，把兵力调动起来。
    弘前藩外的战场上，陆战队正在打扫战场。
    层叠的死尸之下，年还不到三十的弘前藩武士乳井建富正在人堆里装死。
    此时他还不叫那个稍微更出名一点的名字乳井贡，因为这个“贡”字，是他解决了耐寒稻在弘前推广、改革财政政策之后被藩主赐予的名字。
    这个名字，明治时代的日本小学生应该会很熟悉，他编写过《珠算初学》，百五十年后日本普及小学教育的时候，用的就是他在这个时代编写的课本。
    他并不是个胆小的人，只是刚刚的战斗，大顺军的野战炮和开花弹打的太准，弘前藩的武士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甚至刚刚集结完成就被火炮轰散，看到这近乎绝望的战场，乳井建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去亲眼看看大顺，看看大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靠的到底是什么才变得如此强大到不可对抗。
    这不是一时的叛逆，而是一直以来存在他心头的疑惑。
    几年前，松前半岛的火山爆发，烟尘遮天，随后便是一场洪水，饥馑遍地，饿殍遍野。
    那时候还在学朱子学的乳井建富，第一次对朱子学产生了怀疑。
    治民之前，先修己身。
    而乳井建富看着遍地的饥民，心里疑惑道：“如若等待身修，则目前之饥民如何是好？”
    圣人之学，能否解决百姓吃饭的问题？能否解决水稻很难在弘前种植的难题？
    后来拜访老农，发现老农用浑浊的、富含火山灰的浊水浇灌土地，他若有所悟。
    认为人身如水，修身之后，若如清水。而清水，只有在人喝的时候，才有用。
    而浊水，若不是为了喝，而是浇灌土地，浊水反倒比清水有用。
    既如此，这圣人之学，应立足于“用”，而非只是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修身可用。
    稼穑工商，利民可用。
    圣人之学，在之“用”字。
    他自以为自己是“王阳明悟道”，去问了问朱子学大师，结果被人一顿臭骂；又去问了问古儒学的大师，结果也是被一顿臭骂。
    可能他悟出来的道理是对的，但这绝对不是儒家的道理，完全就是一个粗读了一点四书五经、没有领会儒家真正思想的年轻人，自已瞎琢磨的曲解圣人之言。
    功、利，沾上这两个字，就和儒家一点都不沾边了。
    就像是经，可以解出来不同的学派，但牛顿终其一生也不敢反对“三位一体”，以至于死后许多年才悄悄把他对三位一体的神学疑惑拿出来。
    乳井建富的想法，完全成了异教了，即便是号称要用实学的古儒一派，也在理论上痛斥乳井建富，根本就不是儒生。
    所以在大顺的陆战队突袭弘前城的战斗中，看着炮弹在他们头顶准确地爆炸，像是用了妖法一般，许多人惊呼有鬼，可乳井建富知道，这……只是一种学问。
    他知道，唐国是天朝，是真正的仁义之国，是儒学圣地。
    他想知道，天朝的儒学，是怎么解决修身和功利的矛盾的。
    既是解答自己的疑惑，也是为救日本寻找一条道路，在他看来，朱子学并不能解决怎么抵挡唐国大炮的难题，也不能解决水稻在这里减产的难题，更不能解决弘前藩财政困难的难题。
    或许，大顺军会刺死他；或许，他根本没有机会去见识见识；亦或许自己就算学成偷偷跑回，也会背一个背叛装死的名声。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夫常者，积变而显；变者，积微而通。故常亦变也，变亦为常，常变本非云两。”
    时代，始终在变化。
    不应该死板地去“在行为上效仿先王孔孟”，而是要把“孔孟先王的对治世的理想，作为追求的对象”。
    孔孟那时候的行为，是为了治世。
    但时代变了，即便孔孟复生，在这个时代，治世的理想不会变，但行为和做法一定和以前不一样。
    “贵已逝孔孟之所行，于国家无任何益处；贵已逝孔孟之所求，方为真士”。
    于是他选择了装死，在装死之前，用死去同伴的血，在撕下的白布上写了几个汉字。
    他要去解决自己的疑惑，将来救一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日本，哪怕身背什么骂名。
    身着青衫的陆战队拿着刺刀补刀到他身前的时候，乳井建富猛然跃起，在大顺军开枪之前，展开了那条白布。
    “恨不为华夏人，心慕之，奈何锁国不能至。请降。”